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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一个优点十分突出，缺点也非常明显之人。曾国藩在欣赏他的优点的同时，对他的缺点也不忘进行敲打，敲打不掉则予以包容。 李鸿章千里迢迢到江西投奔曾国藩时，开头并未受到他的老师曾国藩的热情接纳，相反还被冷落了一段时间。据《庸盦笔记》和《清稗类钞·幕僚类》等文献记载，李鸿章来到江西建昌（今江西南城），在宾馆住下之后，便托人给曾国藩捎信，表达了想到老师手下工作，一展平生抱负的迫切愿望。他非常自信地认为，曾国藩是自己的老师，对自己又比较了解和赏识，在此战败沦落之际前来投靠，老师肯定会欣然接纳。可是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曾国藩的回音，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了，曾国藩也没有约他见面。曾国藩的异常表现，不仅李鸿章百思不得其解，而且曾府幕僚们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不懂他的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早在曾府工作的陈鼐出于对“同年”好友（同科考取进士的人俗称“同年”）的关心，就旁敲侧击地向曾国藩打听消息，在没有得到明确答复的情况下，他干脆替李鸿章当起说客来，经陈鼐这么一说，曾国藩才答应让李鸿章入幕。其实，曾国藩并非不想要李鸿章，只是他对李鸿章的优点虽然十分欣赏，对其缺点和毛病同样看得非常清楚，为了将这个可塑之才变成真正的可用之才，他于是故意让李鸿章坐一段时间的冷板凳，打一打他的傲气，这样，他就会变得更加成熟，养成内敛沉稳、宠辱不惊的性格脾气。 李鸿章受到曾国藩的“敲打”，自然并非这一次。《清稗类钞·幕僚类》记载的另一件事也十分有趣。 李鸿章虽然能干，但身上的毛病确有不少，落拓不羁、自由散漫便是其中之一。曾国藩的日常起居和工作习惯颇有规律，一直秉承着早睡、早起、早吃饭、早做事的原则，历来都是黎明即起，查营完毕即吩咐伙房开饭。他不仅自己长期这样坚持，而且要求幕僚们必须与他步调一致。湘军军营惯例是天亮即吃早饭，李鸿章却有睡懒觉的毛病，日上三竿才肯起床，初来湘营的他，对这里的生活和工作节奏很不适应，宁愿不吃早饭也想多睡一会儿。有一天，他便以头痛为名，赖在床上不起来。哪想到曾国藩非常看重这顿早饭，只要有一人不按时起床，他就不开饭。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懒散作风早就看在眼里，这回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接连派了好几批人员去催李鸿章起床，非要李鸿章起来吃饭不可。李鸿章见势不妙，只得披衣而起，跟踉跄跄赶到饭厅。吃饭时，曾国藩一直板着脸，不说一个字，放下筷子后，才严肃地教训李鸿章：“少荃，你既然进了我的幕府，有一言就不能不讲：我这里所推崇的，惟有一个‘诚’字而已！”说完，也不等李鸿章答话，扭头就走。李鸿章僵在那里，好久才回过神来。 曾国藩对李鸿章这番批评，既整治了他的自由散漫习气，又敲打了他“不诚实”的缺点，可以说是既有纪律约束，又有道德说教，真是话虽不多却语重心长，言虽不重却芒刺在背。 多年后，李鸿章回忆往事时，还充满深情地说：“我曾经在好几位高官的幕府做过幕僚，然而都茫无头绪，自从进了老师的幕府，才真正明白了为人处世的道理，搞清了努力前进的方向，确实获益匪浅啊！” 李鸿章对他的老师曾国藩虽然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一个人的个性生成之后是很难改变的。“祁门移军”之争产生的裂痕尚未弥合，李鸿章与他的老师曾国藩又因李元度事件矛盾再起，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事终于导致李鸿章负气出走。 李元度是曾国藩的老秘书。早在曾国藩奉命回乡办团练时，正在湖南做教谕的李元度就加入曾国藩幕府，参赞军务。在湘军最初屡打败仗的艰难岁月中，曾国藩不仅得到李元度的有力支持，而且在曾国藩两次跳水自杀的紧要关头，都是李元度苦苦将其劝阻，因此李元度称得上是曾国藩的救命恩人。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他与李元度“情谊之厚，始终不渝”。李元度擅长文笔但缺乏军事经验，只因曾国藩私情荐举，才升任徽宁池太广道即皖南道，领兵驻防徽州（今安徽省歙县）。徽州是皖南通往浙江、江西的要道，军事地位非常重要，是祁门大营的大门。在太平军进攻的时候，他违反曾国藩坚壁自守的指令，擅自出城迎战，结果一触即溃，徽州陷落，大门洞开，湘军大本营祁门因此丧失防守的前哨阵地，直接暴露在太平军面前。李元度乱中逃生后，在浙赣边境游荡，经久不归，后来虽然回到祁门，但并不束身待罪，不久又私自离去。曾国藩悔恨交加，一气之下，决定具疏弹劾，以明军法，并自劾用人不当，请求处分。李鸿章受命撰写弹劾文书，不仅拒绝起草，而且率众坚决反对，理由是李元度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曾国藩用人不当，况且李元度在曾国藩最困难的时候有恩于他，因此于公于私都不能做得这么绝情。曾国藩则认为私情不能代替军纪，坚持弹劾。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一时心急，难免情绪失控。李鸿章来了脾气，说：“恩师一定要弹劾他，门生不敢起草！”曾国藩一听十分生气，说：“你不起草，我自己会写！”李鸿章想不到老师会说出这种绝情的话来，也就无所顾忌地说道：“若是这样的话，门生留在这里已经毫无意义，只能离恩师而去了！”正在气头上的曾国藩也失去了冷静，说：“随你的便！” 如果说“祁门移军”之争还只是停留在工作意见相左的层面上，那么，因李元度事件而产生的分歧和对立，两人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让谁，就是明显的意气用事了。两人已经把话说死，谁都不愿意首先服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只有出走一条道可走了。其时，曾国藩的祁门大本营正受到太平军的极大威胁，李鸿章的离去自然使曾国藩大为恼火，他不仅觉得李鸿章不明大义，不达事理，而且认为李鸿章在自己困难时借故离去，是一个“难与共患难”之人。此事也使李鸿章愤怒异常，他对人说：自己原认为曾国藩是豪杰之士，能够容纳各种不同意见和各种人物，如今才知道并非如此。 此事对两人的伤害虽然很深，但他们的关系毕竟非同一般，事后冷静想想，又经朋友从中调和，于是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悔意。李鸿章当然很想再回曾国藩幕府，在湘军进攻当时的安徽省城所在地安庆并连获胜仗后，便写信致贺。以曾国藩的历练，一看便知此举是李鸿章回心转意的试探，于是捐弃前嫌，写信邀其回营。李鸿章在江西无所事事地混了大半年之后，这匹“好马”也吃“回头草”，重新回到曾幕。 （摘自《领导文萃》2015年第十二期） 稿件来源：《秘书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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