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经济转型升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当前,我国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正处于十分重要的历史节点:一方面,经济转型面临着诸多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与问题；另一方面,经济转型升级也蕴藏着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增长潜力。以经济转型为目标推进结构性改革,已成为稳中求进的重大任务。

　　判断经济增长前景,需要客观分析经济转型的基本趋势、阶段特点以及历史机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目前,我国已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型时期。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判断经济增长前景,需要客观分析经济转型的基本趋势、阶段特点以及历史机遇。

　　首先,产业结构正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今年前3季度,我国服务业增加值27989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6%；占GDP比重52.8%,比第二产业高出13.3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1.6个百分点；服务业增长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5%,比上年同期提高3.4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高出21.1个百分点。预计到2020年,我国经济服务业占比可能达到58%,接近60%,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

　　其次,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2016年1-8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1万亿元,同比增长10.3%；2016年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3.4%,比去年同期提高13.2个百分点。预计到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比重将由目前的40%左右扩大到50%左右；预计“十三五”时期,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稳定在65%以上,基本形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第三,城镇化结构正由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国务院《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提出,“十三五”期间,我国年均转户人口要达到1300万人以上。预计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有可能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有望达到50%左右,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

　　最后,开放结构正由货物贸易为主向服务贸易为重点转型。2016年1-7月,我国服务贸易占比18.2%,比2015年同期提高2.8个百分点；2016年1-7月,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4500亿美元,同比增长24.6%。预计到2020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有望超过1万亿美元,占贸易总额比重达到20%以上,初步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我国的经济增长空间仍然很大,关键是经济转型所蕴藏的巨大潜力能否有效释放

　　经济转型升级将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中国制造”由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变,有望形成制造业竞争的新趋势。比如家用机器人,可能十年左右,将成为中产阶层家庭的普遍配备。13亿人的消费结构升级,也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预计到2020年,我国年消费总规模有可能由目前的34万亿元左右扩大到50万亿元左右。就是说,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将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深化农村土地改革,同样蕴藏着巨大的“改革红利”。未来5-10年,我国仍处于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快速转型的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向各类城镇不断集聚,将带来巨大的新增消费与投资需求。如果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有重要突破,广大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能够落地,由此将释放转型增长的巨大潜力。有专家估算,仅土地经营转让费就高达1万多亿元,宅基地总价值50多万亿元,能够带动的银行与社会资金,可能达到20多万亿元。　

　　经济能否成功转型升级,直接决定着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目前,我国经济转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首先,增长与转型高度融合,增长直接依赖于转型。当前,大家对增长比较担心,把“稳增长”看得比较重。增长固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找准制约增长的主要因素。我国的经济增长空间仍然很大,关键是经济转型所蕴藏的巨大潜力能否有效释放。其次,经济转型与新一轮技术革命交织在一起,转型的技术影响明显增强。未来几年,新的技术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并对我国经济转型带来深远影响。我国经济转型与新一轮科技革命交织在一起,既需要解决现有的体制机制问题,也需要积极应对新技术的突破。第三,经济转型升级对经济增长有决定性影响。潜在增长率主要取决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目前,我们仍有不少重要资源尚未实现市场化配置,这不能不使潜在增长率大打折扣。就是说,讨论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主要取决于经济转型与市场化改革的实质性破题。如果经济转型能在多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我国就有条件在未来10年实现年均6%左右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这个增长将是有质量的增长,是可持续的增长。

　　我国经济转型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交织在一起,双向影响明显增强。一方面,未来几年全球经济仍将处于弱增长态势,世界经济格局仍在继续寻找新的平衡之中,这会给我国经济转型带来多重影响与冲击；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经济转型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日益增大。估计未来5年,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的贡献率将保持在25%-30%左右。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重大结构性失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经济转型的本质,就是通过结构调整和制度变革,实现结构再平衡和结构升级。当前,经济转型面临着工业领域产能过剩和服务业领域产品供给短缺的双重矛盾。解决这个结构性矛盾,需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实现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动态平衡。

　　“重大结构性失衡”是经济转型面临的突出矛盾。那么,究竟应该怎么解决“重大结构性失衡”?还是要靠着力推进关键性、基础性的重大改革:以混合所有制为重点的国企改革、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化法制化、稳妥推进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此外,振兴实体经济要有“实招”。第一,降低企业成本要有实招。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第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要有实招。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第三,产权保护制度建设要有实招。坚持有错必纠,甄别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所在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改革的实质性突破,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所在。作为转型发展大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决定着结构性改革的实际进程。政府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在制度上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要处理好“三去一降一补”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首先,“三去”在注重政府作用的同时,善于发挥市场的重要作用。第一,发挥市场在去产能中的基础性作用。要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同时用市场、法治的办法做好其他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去产能工作。第二,有效发挥政府去库存中的重要作用。要把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提高三四线城市和特大城市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提高三四线城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第三,把降低企业杆杠率作为重中之重。要支持企业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加强企业自身债务杠杆约束等,降低企业杠杆率。其次,发挥政府在“降成本”、“补短板”中的重要作用。在实体经济转型发展比较困难的特定背景下,以政府为主导推动“降成本”是经济转型的当务之急。在改善民生面对多方面突出矛盾的背景下,政府要在“补短板”中发挥重要作用。

　　要处理好深化国企改革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由此,深化国企改革才能实质性破题。国有企业监管,政府是管资本还是管企业?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三五”规划、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了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在于,目前政府依然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管企业上。如果政府能把管资本这件事情做好,相应地,混合所有制改革就会有重大突破,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市场垄断也就能迎刃而解。

　　要处理好实现产权保护制度化、法制化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主要包括两方面关系:产权保护制度化与政府守信践诺机制；产权保护法治化与政府守约的法律保护。

　　要处理好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能不能把城镇化这篇大文章做好,释放城镇化的潜力；能不能加快实现城乡一体化,核心的问题就是农村土地改革中的政府市场关系。目前对农村土地改革的争论还很多,如:市场要不要在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农民土地承包权是债权还是物权?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对城乡一体化影响何在?这些问题解决了,农村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才能真正破题。总的看法有两条:第一,在严格土地用途管制、严格规则限制的前提下,农村土地也应当由市场配置,并由此实现农村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市场的对接。第二,要承认农民对集体土地的承包权、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是物权,由此推进农民对集体土地的收益及抵押、担保、股份合作改革,落实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明显增加广大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实质性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要处理好监管变革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目前,我国的很多监管机构是既管审批、又管监管。但这套体制到底有没有效?还能维持多长时间?如何建立起独立、专业、权威的监管体系?这是全面深化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破解重大结构性失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对当前的经济转型有一个客观判断。在我看来:就其所蕴含的经济增长新潜能、就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就其对体制机制变革的历史意义、就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而言,新阶段的经济转型并不亚于38年前开启的转型与改革；就其涉及的领域、就其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就其对利益结构带来的冲击,新阶段的经济转型已经超过38年前开启的转型与改革；就其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长期性、系统性、深刻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其难度与挑战亦不亚于38年前开启的转型与改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仅要推进需求侧结构性改革,更需要实质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努力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本文根据作者在山东智库联盟2016年年会暨泰山智库讲坛第一讲上的发言整理而成,作者本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