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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和国际接轨程度最高的上海， 为什么会在外交部后继无人？ 而山东人在外交部比例却不小。 “亲爱的青年朋友们，欢迎你们投身祖国的外交事业。” 这是籍贯北京的外交部长王毅在考录网站致辞的开篇。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央对外交工作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加，延揽年轻外交人才成为外交部干部司的头等大事。
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开中国认识世界风气先河的大上海，当今中国和国际接轨程度最高的大上海，为什么会在外交部后继无人？ 在渐渐走出寒冬的北京，去年新入部的上海人江敬（化名）向笔者道出了原委：外交部就好像一座永远爬不到顶的精神丰碑，深谙现实主义的上海青年宁可选择留在本地当一个公务员也少有想离开家乡，去投奔朝阳门南大街2号的未知前程。 提起外交部的上海人，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或许是钱其琛和杨洁篪前后两位部长。再早一些，则有解放前就在上海从事地下学生工作的前外长吴学谦。分析这些来自上海的外交大家人生轨迹不难发现，他们的青年时期正处于进步青年将国家大义置于个人利益之前的时代，九岁从天津举家迁往上海的钱其琛一度在《大公报》职员身份掩护下从事地下学生运动。 江敬是从高中保送进北京外国语大学才留在北京投考公务员，进入了外交部。“在高中升入大学的阶段，就很少有上海人愿意考到北京，南北方的生活环境其实差很多。” 事实上，钱杨的年代是个人绝对服从国家分配，而在当今标榜个性的年代，绝大多数上海年轻人在18岁升学的时候就主动将北京排除在了人生选项之外，上海的家长会觉得孩子在上海读个大学就很好，跑到北京去就是去吃苦。这也意味着，地理因素是外交部上海年轻人极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民国时期，民国政府中有很多名字叫得响的上海外交官，如宋子文 、颜惠庆、顾维钧等。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民国政府定都南京，离上海近，风土人情也相似，去外交部工作是一件有面子有身份的事情。 很多年轻人一想到外交官就联想到“高大上”，可是当现实向他们袭来的时候才知道，真实的外交官生活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美好。周恩来说外交人员是文装解放军，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许多青年刚进入外交部，就被派往艰苦、战乱的地区工作，他们大都服从国家的安排，一干就是好几年。 上海在上世纪90年代后逐渐崛起成现代的国际化大都市，那些五六岁就喝阿华田、七八岁玩手机学英语、十几岁去美国英国夏令营的上海小囡恐怕没有几个能接受艰苦战乱的生活，就算个人意愿再强，估计也会被父母阻拦下来。 1963年夏，小学毕业的杨洁篪凭优秀的成绩考上上海外国语学院（今为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中学，在 “文革”开始后又称为中国外派的首批留学生赴国外深造，一口流利的英语成为杨洁篪进入外交部翻译室工作的法宝。在当时，能够进入外交部工作是不错的选择。 现如今，上海成为国际化企业的远东总部，和外面一些大公司、大企业相比，外交部的待遇相差很大。 曾经有新闻报道说，肯到外交部工作的年轻人，大多并不是看重收入，而是透过从事外交工作，为国民服务，并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且，外交官这份工作给他们带来荣誉感和荣耀感，也是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 话虽然这么说，一旦转化到真正选择中，年轻的上海人大多数会有更现实的选择。 虽然部委还存在分房一说，但在刚入部的时候，外交部干部的工资只有几千块，好在每月只用交300元具有补贴性质的房租，再加上吃食堂便宜，能剩下一些钱。在上海找一份轻松的工作，住着家里的房子，生活在熟悉的城市，就成了很多上海籍毕业生的第一选择。 听说几年前外交部曾到某大学宣讲，在互动环节，有一学生站起来提问外交部的待遇，在知道这位学生是来自上海之后，坐在主讲台上的领导直接进：我们对上海的学生比较感冒，不少考进外交部的上海年轻人都辞职了，我们怕留不住。 与部里稀少的上海人相比，来自山东的年轻人应该会成为中国外交的绝对主力。据不完全统计，去年新入部的山东籍干部占近五分之一，据说作为外交部部属院校的外交学院的山东籍学生比例也是相当之大。与其说这是山东离北京近的地理因素使然，不如说是学而仕则优的传统观念影响了山东学子，与上海籍的大学生相比，山东籍大学生的内心世界里多了一份家国情怀，多了很多吃苦踏实的实干精神，很多山东的年轻人因此报考外交部、留在外交部，且留给领导们的整体印象还不错。 如此看来，便不难明白为什么外交部的上海面孔越来越少，而山东籍的外交干部却多很多了。 素材来源上海观察，有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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