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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孝宗真是公私两全的好皇帝吗?

 滹南行东一庄翁 2017-01-15

作者:冷兵器吧函人

在当年明月的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中,明孝宗朱佑樘被描述成一位公德和私德都备受推崇的好皇帝。他勤政爱民,用情专一,简直是大明朝不世出的伟人。然而,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探寻背后的真相时,摆在眼前的却是明孝宗的另一张面孔。

明孝宗真是公私两全的好皇帝吗?

明孝宗朱佑樘

外戚跋扈

朱佑樘的确是个爱老婆的皇帝。在古代男权社会中,别说心疼老婆,把老婆当人看都已经堪称罕见的好男人。这位明孝宗不仅与张皇后同吃同住(明代旧制,皇后不得留宿),还对皇后体贴备至。有一次张皇后口中生疮,明孝宗亲自为张皇后喂药。还曾忍住咳嗽,怕惊扰了皇后(“张后尝患口疮,太医院进药,宫人无敢传者。院使刘文泰方受孝宗宠顾,忽得密旨选一女医入视。帝亲率登御榻传药,又亲持漱水与后。宫人扶后起坐,瞪目视帝。少顷,帝趋下榻。盖将咳,恐惊后也”)。如此伉俪情深,确实不失为一段佳话。

明孝宗真是公私两全的好皇帝吗?

(张皇后像)

然而,爱老婆在古代并不能获得社会认同。周幽王也爱老婆,吕布也爱老婆,为何后世只对明孝宗推崇有加?有人可能会说,明孝宗不但爱老婆,而且国家也治理得井井有条,弘治中兴听过没有?问题是,明孝宗不仅对张皇后本人呵护有加,甚至对她的娘家人都极尽恩宠,闹出了明代以往所未有的政治问题——外戚跋扈。

朱元璋为了防范外戚乱政,制定了一套完善的家法。明代的皇帝通常只赏赐外戚金银钱物,并不委任官职爵位等。但明孝宗却打破了这一传统。由于孝宗对皇后的专宠,导致张氏一家在朝堂上也相继做大。

张氏的父母,本是乡贡太学生,一跃成为寿宁侯,兄弟也被封为侯爵,连同一些没有军功的亲戚等都被授予锦衣卫百户的职务。张氏由此日益骄纵跋扈。

例如,弘治十八年,户部郎中李梦阳就曾上书进谏:“寿宁侯招纳无赖,罔利贼民,白夺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强虏人子女。开张店房,要截商货,占种盐课,横行江河,张打黄旗,势如翼虎(《明史》李梦阳传)。”结果李梦阳反而被下狱。

同理,广西道监察御史胡献也因为弹劾外戚张鹤龄,被贬官“谪蓝县丞”(《明孝宗实录》卷144)。

凭借张皇后的地位,张氏一族在孝宗时期的政坛上成了参不倒的毒瘤。

明孝宗真是公私两全的好皇帝吗?

(蓝缎绣五彩凤凰纹桌帷 孝宗时期旧物)

大兴土木,生活奢靡

要说明朝最奢靡的皇帝是谁?除了臭名昭著的万历皇帝外,恐怕就属这位明孝宗了。可是万历起码通过敛财为后继者留下了大量帑藏,而明孝宗在任期内大兴土木,又在道教上投入大量钱财,仅仅是对当时脆弱的大明财政雪上加霜而已。

按照户部的统计:“是旧例岁用之外,又加至四倍余矣(《明经世文编》)。”也就是说,明孝宗时期的支出,居然比历年支出多出四倍,这和孝宗皇帝奢靡的生活不无关系。

尤其是弘治十年以后,大兴土木和徭役繁重的问题愈发突出。如弘治十一年,英国公张懋上言:“顷岁工役太繁,内而寿安,钦安宫,西土所毓秀亭之修建,外而神乐观太仓城楼及皇亲屋宇之创造,近者又于兴济县建真武祠,使三军壮气耗于转输之勤,万民膏血浪为十木之饰(《孝宗实录》卷137)。”

翰林检讨刘瑞也表示:“比年土木大兴,在京师者如万春等宫,寿宁侯宅,毓秀亭,兴济,真武庙。在外省者,兴,岐,衡,雍,汝,泾等府,累岁经年骚扰不息(《明孝宗实录》卷143)。”

晚年的明孝宗又沉迷上了道教,为此开支浩繁,一笔对道士的赏赐往往就要花费数百万两:“近来僧道所叨内帑之费,或滥玉带之赐,或光禄寺日用食桌数百,南京成造器皿十余万,取香数十万斤,皆为斋醮而设(《明孝宗实录》卷163)。”

明孝宗真是公私两全的好皇帝吗?

(毓秀亭)

盛誉的原因

在后世史学家眼中,明孝宗无论在私德还是在治国上,都是有道明君的典范。他除奸佞、裁冗官、开经筵、纳直言、礼大臣、修边备,重用了一大批名臣,创立“暖阁商量”等方式同大臣议事。清修明史称孝宗朝“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明史》孝宗本纪)”。 然而,这些虚伪的浮词却掩盖不了当时残破的社会局面。

弘治十年以后,明孝宗日益怠政腐朽,逐渐放弃了以前的许多改革措施。当时的大臣,多次奏劝孝宗“遵初证”。如弘治十年四月丁亥,礼科左给事中叶绅等上八事:“遵初政,禁传奉,斥异端,息工役,黜不职,去大奸。御经筵,遵礼训(《国榷》卷43)。”十一年,英国公张懋上三十四事,也是关于裁撤冗官、革烂设、止斋醮、节供用等事宜(《国榷》卷43)。可见,明孝宗已然不再是弘治初年的那位励精图治之君。

明孝宗的奢靡,又使得明朝财政不堪重负,加大了政府对人民的盘剥力度。一是额外加派,二是增加新币制造(《孝宗实录》卷192)。这些弊政激化了官民矛盾,导致民间的社会秩序一片混乱。“京城道路,白日杀人。西北诸边,敌骑猖獗,损军折将,前后相仍。战则无兵,守则无食,民生穷苦,府库空虚,风俗倾颓,纪纲废弛,赏不当功,罚不当罪,法令不行,名器冗滥,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疮,随补随漏(《怀麓堂集》)”正是弘治末年的真实写照。

明孝宗时期,又扩大了对官僚阶级的税收减免。弘治十二年“顺天、永平府各属,往岁军需徭役皆取于丁,乃有富者阡陌而绝,无差徭者。自今起计亩征租银,腴地每亩征银一份,瘠地半之,以备供用。若勋戚、大臣、京官、才面、锦衣卫官家免地百亩,各卫并将军,校尉、勇士及府官以下,听选官、监生、生员、吏、典之家,各免地五十亩”。导致明朝的赋税压力被集中在自耕农身上,压垮了民间的中产之家。

明孝宗所谓的明君形象,乃是源于其怯懦的性格。他善于讨好士大夫阶级,而士大夫阶级自然也愿意恭维这位受自己操纵的皇帝。引用史学家黄仁宇的观点:“传统的历史学家一致恭维他是个好皇帝,既明智又体贴人情,可是懿阅全部历史纪录之后,看不出此人有何值得夸异之处,看来也只不过是一位胆怯而缺乏安全感的年轻人(《中国大历史》)。”我们如今看到的,只是后世文人赞誉的“圣明天子”,而那些不能识文断字的老百姓,在历史的长河中连一声微弱的呐喊都存留不住。

明孝宗真是公私两全的好皇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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