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書：欢迎大家在重霾的天气里，来参加我们今年最后一场“做書者说”，并跟这么多朋友一起跨年。今年做書微信一共推送了360期，并做了十二场“做書者说”活动。谢谢各位的支持，希望大家未来还能继续关注我们。
今天请了三位出版人，跟大家聊一聊，他们在2016年做了哪一些事情，发生了哪些故事，开心或不开心的回忆。
今天的嘉宾主持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赵萍老师，她做过《北鸢》、《茧》这些大家很熟悉书。另一位是湖岸出版的景雁老师，湖岸是曾做过大家很熟悉的《24个比利》的出版公司，今年做了《冰雪纪行》，未来还会出一些更好的书。还有一位是龚琦老师，龚琦应该算是一线的编辑，主要负责版权，大家都很熟悉的《斯通纳》就是她负责跟进了从版权引进到出版的整个过程。 *** 活动实录
赵萍：我刚才来的路上，碰到了一个小伙子好像也在找这个地方，我说我去时差，大家都是去一个地方，没想到现场来了这么多人。
刚才路上碰到那小伙子就是学出版的。其实今天，很多都是编辑，大家来聊聊自己做的一些书，也不局限于我们三个人来讲，刚才很多朋友也都来了，这位是术术同学，我的朋友，她是博集天卷的副总，也是很多的畅销书的操盘手。然后还有我的同事，文珍，大家可能知道她，她写过《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 先自我先介绍一下，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部的赵萍，研究生毕业之后，2003年进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在策划部做营销推广，2012年到了编辑部，负责内容策划和出版。这位是龚琦，今年非常有名的一本书《斯通纳》就是由她负责的；另一位是湖岸的的景雁老师。
龚琦：我刚刚听到赵老师说，下面坐了不少编辑，然后我想对另外那一半不是编辑行业的朋友们说，谢谢你们支持这个行业。
景雁：大家好，我叫景雁，我在做一个比较新的出版品牌——湖岸。湖岸成立没有多久，前前后后只出过几本书，可是每一本书在相应的目标读者圈子里面，反响都还不错，就像《24个比利》，乔布斯妹妹以乔布斯为蓝本写的《凡人》，还有德国导演赫尔佐格写的《冰雪纪行》，还有简·莫里斯写的《他她》，都是我们出的。我们出的每一本书，都似乎有点剑走偏锋的感觉，但每一本书的反响，到现在为止都还不错。 还有一本，可能很多人批评过，这本书叫《Book Of Answer》，去年的综艺节目《我们相爱吧》、《快乐大本营》全部都用过，就是我们出的正式授权版本《解答之书》。国内卖得最好的是跟风的几个版本，有叫《答案之书》、《你的人生解答书》等。 介绍一下，我过去是做学术书的，做过《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逻辑哲学》，还做过齐奥朗的《解体概要》，法国的一个思想家，圈子里有些朋友挺喜欢。后来因为做编辑做久了，大家都知道会比较辛苦，最后没办法，就决定退出来，做了现在的湖岸。
赵萍：大家可以发现，我们三个的组合，一个做外版文学，一个偏学术和社科，我做原创文学。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所负责的当代文学这块，主要是1949年之后，打交道的还是一批活着的作家。从年初路内的《慈悲》、王安忆的《匿名》、张炜的《独药师》，还有我们最近的《北鸢》、张悦然的《茧》。
我们先从《斯通纳》开始谈。 我看《斯通纳》的时候是去年的夏天，国外的一个科学家来中国，他跟中国的一些当代的作家有一些交流，特别是版权方面。在这个活动上，我见到了《纽约时报》出版社的编辑，非常资深的编辑，很精瘦很优雅的一位先生，他说他做了《斯通纳》，我没有反应。到后来我看完《斯通纳》后说，如果说我早看了的话，我会跟他多聊一些，会拽着他，讲我读《斯通纳》的一些感受。 龚琦：他也应该会很想再跟赵老师聊一下，因为后来做《斯通纳》和他联系过，他也说到他们主要出这种经典文学。 关于《斯通纳》这本书，其实当作者把它写完的时候，它就已经发生了，我只作为一个微小的工作人，真的没有任何可说的，不是没有什么可说的，是没有任何可说的。
以前经手过的一些书，或者看同事处理一些书的手法，会觉得那是一种方向，一种思路，但是做了这本书之后，我发现好的内容自己可以走得更远。 德语里面有一句谚语叫谎言腿短，所以我觉得好的内容可能天生就是大长腿。但重要的是，你不能给它穿上一条很难看的裤子，把这个优势给遮掩了。
赵老师刚才说到一个问题，也是做外版文学经常会遇到的伤心事。我们很多作家都已经去世，想跟他们交流，但是没有办法，我们无法穿越时间的屏障。在这点上，一直有关于这个在世作家和不在世作家的疑问。对于已经过世的作家，可能发掘的点不会是作者或是作品，而是在国外有一个定位、地位和经典作品的作家，我们会更关注这类作家的作品。 但是这种还活着的作家，他自己还是动态，也在写作，不断地给自己增加新内容。请问赵老师，您在处理国内作家的这种营销、定位的时候，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不管是处理在世的，还是已经去世的。
赵萍：做出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选择。怎么来选择一个好的内容，尤其对原创书来说，量非常大，内容水平也参差不齐。我们一年收到的自然来稿可能有四百多种，但是99%以上，都是不太能用的，因为看的多了，很多就没法选择。
我们在选择上基本依据两点：一本书要么就是特别厚重，拿出来就觉得它沉甸甸的，写作是宏观的，或者作品是很深厚的；要么就是有创新，在结构、语言、处理角度上，在社会关注度上，需要有特别新的点。 所以好的文学，好的小说，我们会先抽出来，在每个部门里做一些讨论。大家很多都是做了几十年的文学编辑，对这个会有一些自己的判断。一部小说不可能做到非常完美，会有一些偏差，比如在小说结构上。因为把握好长篇的能力并不是一日之功，可能需要从短篇开始，慢慢训练；从在杂志上先发表作品，然后慢慢的才能写成，能够把握长篇，你要气够长身体够好。身体不好，写不了长篇。 讲一个当年我们做《推拿》时的故事，可能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在北京黑暗餐厅里开了发布会，所有的媒体，都是由带着红外线的餐厅管理员领进去。大家在里面，听毕老师来讲他的《推拿》，讲一群盲人的故事。《推拿》这部小说很特别的一点，它不是以一个正常人的眼睛去看盲人，它所有的主角都是盲人，完全是一个发生在黑暗中的故事。这样的一个主题，我想到它的营销应该在这样一个完全黑暗，没有任何光感的地方，大家来讨论这本书。 发布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播音员很激动地站起来说：我从来没有为自己做的这份职业感到这么骄傲。因为他是做广播的，可以用声音去传播信息。在那场发布会之后，北京所有的报纸的头版，全部都在报道《推拿》；一个星期之内，《推拿》的影视版权就卖出去了。这是一个跟内容结合得很好的营销推广案例。
我知道龚琦做《斯通纳》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困难。
龚琦：我特别要感谢术术老师和赵萍老师，因为当初这本书出来后，所有的人都很激动。我们决定要给作家、媒体寄样书，所有的样书寄出去，好像他们没有收到一样，以至于我开始怀疑快递。我挨个给他们打电话，其中还包括余华老师的妻子，总之是打了非常非常多的电话。其中一位老师拍了一张照片，发到她微博里面，连书名都没提。我当时想，好吧那就先这样吧，然后开始去找其他媒体了。 但是后来《斯通纳》在正式出版之后，有了新的转机，赵老师可以说一下。
赵萍：我看完《斯通纳》之后，有一天跟毕老师打电话，毕老师说干嘛，我说看了一本特别好的书，你一定要看，然后他说什么书呢，我说是术术推荐给我的一本书叫《斯通纳》，他说，我收到试读本了，他们让我写序。我问毕飞宇老师，你写了吗？他说，“我没写，我当时正在写小说，没有时间写。”我当时就说，你怎么能这样呢，这么好的书你怎么能不写序呢？ 他马上就要出一本《小说课》，是关于很多经典的一个分析。然后我说《斯通纳》这本书你一定也要写进去。他说这是长篇，对于分析来说，他需要短篇。如果和龚琪早认识，我可以帮忙去督促毕老师来写序，中间的那个线人出现的稍晚了几步。关于线人是怎么回事，我们来请术术老师。
术术：我是博集天卷的，我们做了很多所谓的畅销书。我个人是一个文学青年、文学读者，以前也写过小说。有一阵子，突然间觉得自己无书可读，就问我的同事，能不能向我推荐一本书——他推荐了《斯通纳》。看到最后，我激动地在房间里不停走来走去：太好看了。看到最后，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后来我拼命地想推荐给别人。于是订了先寄给毕淑敏老师一本，然后寄给我们的合作伙伴吴晓波先生一本。 当然我也有安利不成功的经验：毕淑敏老师看了后给我发微信说，你对这本小说特别感触，说明你是一个不勇于改变自己人生的人。但我仍然向很多人推荐，也有成功的，比如说我向香港皇冠出版社的麦成辉先生推荐这本书，麦先生回复说，感谢你向我推荐这本书，我看到了这种人生的真相，让我很着迷，然后我还陆续给其他人推荐，因为我有很多演员朋友。
我也向吴思先生推荐这本书，吴老师后来看了后说，这本书的异己感，他自己也有，他说这个特别曼妙，非常喜欢。但是赵萍我向她安利以后，是非常成功的。她有一天用语音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这个小说真的太好看了。所以如果现场有人没看，我觉得还是应该看一看，特别好看。旁边坐的是我外甥女，我也向她安利了这个书，她说她看了二分之一，还没有看完，我觉得主要她太年轻了，可能再长一长，就可以看完这本书。但是我觉得《斯通纳》是五十年前的一部小说，能够重新回到大众视野，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景雁：我其实一直有个疑问，就是偏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像是菲利普罗斯写的《垂死的肉身》，一直都有。我特别好奇为什么《斯通纳》这本书一下起来了，或者说是在哪个传播的节点上引爆起来，非常好奇。因为我对这个题材的小说特别感兴趣，可过去一直是小众的一个趣味，现在变成这么多人的，我挺惊讶。
赵萍：因这两天刚刚看到吴晓波老师的一个年终盘点，他说到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崛起。我们做小说的时候，有的时候小说的主题正好切合了这种思潮，可能一下子书就起来了。我做过一本书《我与兰登书屋》，其中有关于出版人细节，他说的大概的意思是，法国一个出版社的老总曾经说过：从来不知道我的书会是什么样的命运，人有人命，书有书命，有些书就是在某个节点适当出现。当然你要做，尽人事听天命。
龚琦：我觉得其实就是赵老师所说的尽人事听天命。在这个行业，尤其是做选题策划，做营销的朋友，一定都有很深的感触。很可能你做了所有的工作，那一本书没有起来，或者说你为一本书，只切到点的工作，它就起来了。
说到最开始为什么要做这本书，是很日常的看书过程中看到它，觉得很好，但是并没有说是我一天看到，第二天就决定把它签下来。只是阅读之后，如影随行的感觉，让人觉得应该让其他人也看看这本书，所以我会先去跟同事安利，然后就是正常的出版流程。为什么这本书可以做起来，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大家的厚爱吧。
赵萍：其实有时候，再多的推广，都没有书本身的内容重要，首先内容是一本好的、立得住的，才会是让大家产生口碑效应的一本书。景雁他们的一些书，其实一开始也不见得有很大的销量，但是慢慢地做起来之后，还是有一个挺好的一个前景，我觉得你们在做口碑书这方面，还是很有一些心得的。
景雁：我们就是做这件事的。今年新做的《冰雪纪行》是口碑算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推这书，最早直接找了虹膜，因为在电影类公众号里面，虹膜是最严肃，最专业一个公众号。恰好虹膜的主笔、创始人magasa是赫尔佐格大粉丝，很多年前就写过一篇关于赫尔佐格，关于一次旅行如何奠定他人生前进的方向，我记得在某个杂志上登过。 因为一说起德国新电影，就那三个导演，赫尔佐格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而且赫尔佐格自己也承认，对他来说，比他电影还重要的其实就是两本书。我们现在刚出了第一本，他人生最重要时刻的一次旅行，就是从慕尼黑到巴黎，冬天他走了几百公里。因为他的一个精神导师在巴黎电影资料馆工作，马上要病死了，他觉得如果是一步一步走，从慕尼黑走到巴黎，这个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人肯定不会死，而且德国电影肯定不会就这样消沉下去。
我很喜欢赫尔佐格，一看到他说竟然有两本书对他来说比他电影还重要，我一定得找来看。拿到这个书之后，虹膜来推，很快在圈子里面反响都起来了。反正这种书大家都知道，卖得再起来，也就是一两万。 大家都是编辑也知道，这种电影类的小众题材的书，可是我们这个在几个比较重要的节点推了之后，现在反响特别好。我也发现很多不知道赫尔佐格的人，竟然都开始关注这个事，我挺开心。因为这个书刚推的很短时间，下一步怎么样，我还不知道，我只是非常开心能把一个我这么喜欢的人，这么有性格的一个人推到这么多人面前。
赵萍：有位台湾出版人说过，编辑就是要为你的书寻找一个跟社会相遇的理由。我们拿到书之后，不论是对内容的定位，还是装帧、腰封、文案，其实都是对这本书的把握和理解。然后你的推广，我觉得都是，那句话说的非常好，就是你要寻找一个跟社会、大众相遇的理由。
我想请你们两个聊一聊，在这一点上你们有什么心得。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有趣的事，或者有什么挺难为的事。先叹一口气，挺不容易的。
景雁：就像刚才说《冰雪纪行》那本书，其实是就不太在乎谁会读这本书。作为编辑，无论市场怎么样，你肯定要对你的这个产品、文本特别有信心，你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个东西，然后你才能全身心投入去推。自然相应的就是，作为编辑，下一步其实就是渠道和发行。发行能感觉到意义，也能感受到一些商业价值，因为发行毕竟要卖钱的。接下来，它自动会往下传导，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 我在十年前做过一本简·莫里斯的《变性人》，她在英国算是旅行文学方面的大家，随笔这个领域里面，只要提起来，她都是绕不过去的人物。我当时拿到那个书，就想为什么没人做，当时做了她的两本书，一本叫《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是她一辈子在世界各地旅行的随笔，另外一本就是，《的里雅斯特：无名之地的意义》。做了之后，我发现比较深度的读者特别喜欢，但大众没反响。这次发现她的变性经历文本一直没有人做，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郁达夫的儿子郁飞在浙江文艺出过一本书，这两年，LGBT群体影响力越来越大，也有越来越多人关注这个群体，觉得这本书可以试一试，能不能尽量少删节地把它做出来。
这本书讲一个人从小认为自己本质上是个女孩，只是被放在男人身体里。我签这本书的时候，脑袋就有点头大，觉得难出。非常幸运的是，尽管试了很多次，就是换了挺多地儿，最后一个字没删都出了。我把这本书送给LGBT的T这个群体里面的一些人，她们特别喜欢，这本书等于没白做。
龚琦：关于简·莫里斯，因为我自己也关注过这个作者，我也知道她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变性人，因为她身体力行做这件事的时代实在是太早了，但是我没有想过，她曾经把这些内容写下来，成为一本书。所以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想说这个东西应该很早被我们做出来的。 当然景老师也说到，有些政策或者环境方面的原因，所以很难。作为简·莫里斯的粉丝，我很开心看到这本书的出版。同时我也在思考，为什么一定要出一个旅行文学作家的变性传记，其实说到底，并不是因为她在谈变性这件事，她谈的也不是自己从男性身体转变为女性身体之后的变化，其实是因为简·莫里斯是一个具有非常强大精神的人。
她从一个贵族家庭出来，父母都是名门望族，她也参加过一战。基本上，她所处的那个环境，都是英国的上层男士所处的环境。她一直以一种不为人知的隐秘状态生活着。但是这么多年，一直到她最后跟妻子结婚，生了孩子，她都没有放弃自己变性的这个念头。其实这不是关于性别的问题，这可能是关于一个个人选择，她在那个时代怎么样生活，因为生活在英国最保守的时代，但是后来最起码快乐的生活着。
景雁：快乐地生活着。
龚琦：我很开心看到她真的很快乐。对一个读者来说，可能更关注的是她写过那么多旅行文学，作为一个读者，我可以学到很多知识。我读这个，它其实对我来说意义更大，因为我会阅读到这个了不起的写作背后，作者到底是怎样的想法，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我觉得选择内容的时候，是要选择什么样的内容，怎样让内容和社会产生一个节点，能够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会让你觉得这个内容是和你的生活如影随形的。跟每一个人发生联系，就足够了。但可能跟每一个人发生联系，也就卖五万册。
赵萍：他们两位都讲了今年做的一些新书，我也说说我们做的一些，其实我们人文社大家觉得都是出经典，都是出这种名家名作，这样一个状态。我们今年出的几本新书，特别要提的就是几本七零后到八零后作家的作品，路内的《慈悲》，张悦然的《茧》，还有葛亮的《北鳶》。今年应该是人文社，最集中出版七零、八零后，关注到七零、八零后作家的关键一年。 我们部门有一个编辑新进来，我问她为什么要来我们社，她说当时打电话给王安忆，她在工人出版社时跟王安忆约一本书。王安忆的性格，大家可以看看她的译文，是个很直接的人，没有很多废话，直接说，我已经有出版社，就把电话扣掉了。她就觉得，我要做文学类的书，肯定要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做原创的书。 我们都是在关注这些青年的作家，其实他们也不算年轻，七零后作家，像路内已经四十多岁了，今天我看了他写的一篇文章，说他眼睛已经有老花的趋势了，我看了之后很伤心，他应该是文坛的中坚力量。
像路内的《慈悲》应该是在年初的时候给的我们，在《收获》上首发，张悦然的书是七月份出版的，葛亮是九月份出版的，正好这样一个周期。今年我们有一个盘点，他们这批作家，都是关注历史和父辈。但是他们的写法跟以前非常不一样。比如说路内的作品，其实跟我们的老一辈，就是年长一些的编辑，是有分歧的。他们觉得写工厂怎么是这么冷的底调，就是他们经历的那个时代，像路内说的是一个斧头式的五十年，用了九万多字写下来，他的笔触非常干净。 这种叙述方式，可能是我们现在来看书的时候，是比较接受的。包括《斯通纳》，虽然是五十年前的作品，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白描式的作品，它没有那种很洋溢的，甚至说意的那种感觉，情感的表达都没有，它是一种静水深流，就是很平静的水面上，其实内心是非常翻涌的。
当然我们说老一辈，就是说我们中间的现在名家名作，他们的作品，像王安忆，已经在艺术上达到非常高的水准了，她推出的每一部作品，你绝对不会失望，你绝对不会觉得她掉水准，这就是一流作家的功力。我相信她们这批作家会继续写下去。包括葛亮，大家可能看过他的《朱雀》和《北鸢》，会觉得这个作家特别有前景，因为他的《北鸢》比《朱雀》，我觉得进步了很多。 像张悦然，她自己是希望在文学上能够走得更远，她关注的一些情感，关注现实的一种方式，关注历史的方式，她是用自己很独特的方式来表达，这是一本八零后的大书，我觉得这几本作品，将来会在文学史上有自己的一个地位，就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史上，我们也要每个阶段能写上一笔。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做书，很多的时候内容是源头，编辑一定要看完这个作品，你觉得我对这个作品是有信心的，我一定要把它做好。可能我做一本书，跟我的奖金挂钩，我会赔钱，因为我们现在每个出版社可能都是一样，会有对编辑的考核，那你的书如果是退货量很大，或者是有签很高的量但没有卖出去，可能你要承担一定的经济风险。我做这些书的时候，即使我可能没有奖金，也觉得值得去做，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状态，才能把书做好。
然后我还想，咱们这么多的在场的读者，其实我们聊的也很多了，其实我们特别想跟大家聊聊。大家其实都是同行，很多做跟出版有关的工作，大家有没有一些问题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
*** 提问环节
观众：我有一个问题问龚老师，就是您是做外国文学史，虽然我做别的方面的翻译。有一次我就在跟一个编辑在聊天的时候，然后我跟他谈到文体的问题。我就跟他这么说，比如鲁迅的传统是把一百翻译成了一百，可能另一端是林少华的传统，要把一百翻译成一百二或者一百三。编辑要有这个选择译者文风的权利，退一步说，您是想要繁花似锦的还是特别朴实的文字？谢谢。
龚琦：谢谢这位朋友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之前自己做读者的时候也想过，学了英语之后，可能想得更多。但是我自己做了编辑之后，我发现这个问题可能稍微淡化一点。 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想法是，不管是我，还是译者、设计师、营销，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对这个作者是有好处的。第一是要忠于作者，他写作的意图，第二是忠于他的风格。我在选择译者的时候，会考虑实现作品、作者利益最大化。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靠沟通，你如何向译者表达你的想法，如果这个作家还活着，当然非常好，你可以让他跟译者直接谈。
如果那个作家去世了，编辑自己对这本书的理解会占很大比重。我觉得，编辑做书做得越多，这个问题反而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我相信能够长期与你合作的译者，一定是水平不会太波动、起伏太大的。如果能够逐渐趋向同一个选择的话，其实就是一次成功的合作，因为一个成功的合作，就是对作者最好的。我大概是这样的想法。
我不知道，比方说景老师您也做过一些学术出版，因为我觉得学术出版其实对文体方面的要求更高，您是怎么看？或者说您会在这个方面做一些取舍吗？就是在选择译者方面。
景雁：学术的基本分两类，一类就是特别严肃的那种，就是哲学。最难翻译的是法国相关的一些东西，因为往往那个意译跟形式是完全在一起的，你要用另外一种语言完整地把那个结构跟它的意义，全都再生出来其实是不可能的。 你刚才提这个问题，其实我说句大实话，做翻译前提是你的理解能力没问题，你的外文阅读能力前期是没问题的。在你的阅读量足够的基础上，主要靠的是中文，反而不是其他。你中文能力够的话，意思往往不会太差。至于你说的翻译的比原作还好或者怎么样，这太高级了，咱们现在的翻译还没到这个阶段，咱们的译者队伍，大部分都是属于努力往上做的阶段。
赵萍：《斯通纳》翻译，很多人都说台版的翻译比简体中文版的翻译更克制，我看完之后，特别想找一本台版来看，再找一本原版来看，看看原文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文字感觉。
《猜火车》的翻译石一枫因为是北京人，我看那本小说，北京话风格很鲜明，成了全新创作的一本小说，但是也很有趣。 龚琦：我其实也没有看过台版的《斯通纳》，据我所知，台版的翻译进度和简体中文差不多，但我们可能会更快一点，所以也非常遗憾没有看到过，但在博客来页面上查到的，这个台版的译者是一位大学教授，他可能有很深很深的代入感，我自己是这样揣测的。
观众：三位老师好，各位前辈好，我是编辑出版系的大二的学生。入学之前我一直以为出版行业靠的是所谓的情怀、热爱去支撑一个行业。稍微了解之后，我发现我们的喜爱并不能当饭吃。我们该如何去权衡畅销和不畅销之间的关系？
赵萍：其实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出版一些内容、口碑不俗的精品书籍。
景雁：刚才这位朋友说到，怎么改变潮流的方向，我突然想起，新世相的宣传语，我们终将改变潮水的方向。
这个同学的问题，就我们这边的选题来说，因为我们这个比较特殊，我们是私人公司，我们这儿是：赚钱的书一定要赚钱；追求意义的书一定要意义特别坚实。它可以不赚钱，可是绝对绕不过去，这是我们这边选题的一个取向。两位老师可能算是在国有公司里，跟我们的选择不太一样。
赵萍：日本有个出版社，我觉得特别惊讶，他们出很多漫画书，都是黄色漫画。但是又有一块的出版，完全是很高大上的纯文学的出版。他们的编辑说我做这种黄色漫画，会卖得非常非常好，靠这块挣的钱去养自己的情怀。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借鉴，虽然我们现在不太可能实现。
观众：作为一个最底端的读者来讲，我从小最大的困惑，就是面对数不清的书，我可能一生都读不完，应该如何去选择？您出新书也很辛苦，但是您这本新书，真的值得我放弃鲁迅来读吗？我知道可能这个问题冒犯，就是冒昧前来咨询一下，这个也是我作为一个爱读书的人一直的困惑。谢谢。
景雁：因为我过去开过书店，也在网店做过，所以我就是站在一个做书人的角度。一个普通读者，到了书店，或者上了网店，确实是会目不暇接。有句话是：你想认识一个人，他本质是个什么人，看他看的什么书就行。我觉得每一个人，阅读的趣味都是不一样的，你很难说我认为好的一本书，恰好是你这个人生阶段应该读的书。可能我们自己能做的，只是去不停尝试，慢慢找到自己阅读的趣味和方向，只能是这样。 这是个没有统一答案的问题，如果说对书特别不了解，我推荐罗胖的节目。很多人在攻击他的形式，可是你不可否认，他确实在知识传播上做了很多贡献，让大家就很轻易的去知道每一个话题值得看的书有哪些，绕不过去的人有哪些。大家需要有点全局观，然后你才能找到恰好跟你匹配的一本书。
赵萍：我觉得你今天来这儿，是来对了，每期大家在这儿都是谈书，我觉得大家翻来覆去讲的这些书，肯定是值得读的一些书。就像刚才景雁说的，读书还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情，我们说好的书，或者我说好的书，龚琦说好的书，你自己读的时候，不见得是你的兴趣方向。读鲁迅也很好，我觉得你只读鲁迅都没问题，只要你真的觉得在里面能获得一些乐趣。
观众：三位老师您好，我想问景老师一个问题，因为景老师之前也是做学术出版的，我现在也是，在人民卫生出版社。想问一下，当时您从一个专业出版人，然后转到一个大众出版，是有一个怎样的契机？做专业出版很无聊吗？我想问一下。
景雁：我从做特别专的领域出来，一方面我其实做到头了，做下去，也就是编制主任、总编，这个路我都看得到，当时我做的还行，只是因为在我们那个小的领域，已经做得非常好了。这条路，说实话，本质上我不太喜欢，这是我离开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就是，我恰好做人文类的学术，其实是往往就是反响非常小，比如说我做那个领域，我们出了一本特别重要的书。何兆武老师曾经说：如果说西南联大对世界的文化有什么贡献，就是培养出了王浩这么一号特别厉害的人物。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已经离开西南联大被邀请到到美国去了，他是牛津大学第二届约翰洛克讲座的主讲人，他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总之在美国的文化界特别有地位。这么一个重要的人，他在逻辑学圈还有数学哲学圈，属于很顶尖的人物。
书做出来之后，我们特别兴奋：这么重要的人，多少年没有被引进到中国，终于出来了。后来跟北大的几个哲学系这个方向的老师，连着吃了几顿饭，还把中山大学这个方向老师也拉来。我记得我们第五顿饭，吃完了之后，发觉对这个事兴奋的人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这么一本书，翻译了十年，编了快三年才出版，最后也就不到五十个人说“太重要了”，这个失落感是非常强的。这也是让我不做学术书的一个最重要原因，现在我们这个公司是做一点点学术书，不可能说大量的，就是属于我的个人趣味。
观众：我是做医学出版的，我现在也发现我们出的书反响非常小，已经有失落感了，不知道景老师，当您当时有这种失落感的时候，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排遣？
景雁：差不多硬性地排遣了两年，发现不行，抵抗不了潮流，我还是顺从吧。刚才赵老师说的《猜火车》那书，其实我也经了一手，我做了一半，写了一个开头，就跳到一些商业公司，看看他们怎么做书，然后逐步选了现在的行业。我觉得如果说你现在做这个事，做到了现在，你应该做了几年吧。
观众：做了八年。
景雁：差不多，三四年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坎儿，你如果能熬下去，可能就一直做，熬不下去，应该会转行，因为尤其男编辑，我这儿没有别的意思，男编辑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我想鼓励一下刚才这位，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的《默克老年健康手册》和《默克诊疗手册》，是对中国人的健康医疗科普的最大贡献。这本书在国际上，每个本专业的医生都会使用《默克医生手册》。中国老年人在医学方面有很多的困惑，但是国外的这种手册形式的书已经很普及，我觉得这本书的出版是很有必要的。尤其在我们的市场中。
赵萍：其实这个专业出版这种学术书，在前几年，德国有一个出版商过来，我们见面，大家一起吃饭。外国人喝的挺嗨，就开始说自己今年特别赚钱。就是做学术出版，就做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的收费非常高，就是相当于一块的电子出版。 因为在国外，它的保护会很好，然后他平台的上线图书，我记得好像是四十万美金。也就是说每一本书的定价会非常高，虽然是读者非常少的冷门图书，但他垄断了这块，任何人想读到某个领域内的专业著作，或者专业学术论文、书籍，必须得上他这个平台。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方向。我们能不能坚持这个方向，就要看你自己的判断了。 现场图片 活动团队 策划 刘松 文案 张远 主持 王大宝 编辑 魏森垚 王大宝 设计 刘伟 摄影 林亭 现场 杨默 龚楚麒 杜海陆 小池 陈文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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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真友书屋 > 《阅读 藏书 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