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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斯诺是一位英国学者,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文中提出了“两种文化”,即“科学文化”(ScientificCulture)和“文学文化”(LiteraryCulture),分别对应于我们讲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他认为,这“两种文化”是难以融合的,由此造成英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系列困境及困惑问题难以解决。这就构成了后来所谓的“斯诺命题”。 所谓“斯诺命题”指的是,由于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方面的差异,使他们在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方面经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不仅一直相互鄙视,甚至还不屑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这种对立不仅存在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英国及国际科学研究领域,而且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状况一直是这样的。其实,“斯诺命题”的提出,与那一时代的社会背景有关。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方国家即将走完战后经济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社会各种矛盾逐渐凸现,一系列重大的综合性社会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不仅涉及人文社会科学,而且涉及自然科学,更多的还涉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问题。斯诺认为,他有可能调停甚至解决现存的“两种文化”的分裂和差异。他写了一系列文章,特别是在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文章中,对“斯诺命题”的核心观点作了集中阐述。在斯诺看来,“两种文化”之所以分裂,直接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高等学校对专业化教育的盲目追求。他回顾了英国及欧洲的高等教育历史,认为“两种文化”的分裂就在于高等教育的专业化教育。这种专业化教育,使得青年大学生在学习期间面对的就是“两种文化”分离的现实,接受的就是“两种文化”分离的教育。二是社会形态将其定型化,即社会形态使这种分裂成为惯例。社会现实不仅默认这种分裂,而且还在制度规定、机制运行等方面推进了这种对立。特别是社会现实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不是同等的,按我们的说法就是,重视自然科学而轻视人文社会科学。斯诺认为,“两种文化”分裂的长期存在,还有一些深层的原因。一是社会历史的渊源;二是学者个人的经历和禀赋的不同;三是知识分子之间不同的精神生活,主要是寻求知识的不同工作方法和思维方法;四是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科学革命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斯诺特别看重最后一个原因的作用。斯诺认为的工业革命,就是我们讲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斯诺把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也就是我们讲的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内涵作了区分,斯诺作出这种区分是有意义的。这里讲的工业革命,主要是技术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参与者并没有许多自然科学家,而是众多实践家,他们从技术上解决了一系列工艺过程问题,比如蒸汽机的使用等。这里涉及的不是自然科学家的成就,而是实践家的成就,至多是应用技术的成就。始于18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革命,给当时的“两种文化”带来三个结果。一是传统文化主要是人文学科这种文化,开始落后于技术发展的成就,而当时很多人文学者对工业革命的成就是不屑一顾的,他们脱离工业革命的实践,自顾自地继续坚持传统的人文研究。二是工业革命促动的并不是所有的自然科学,而只是自然科学中的应用科学。三是纯粹科学即我们讲的基础学科,对工业革命的反应冷淡。工业革命的参与者,基本上是些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实践者,他们通过工业技术革命,寻求自己的发展机遇。 斯诺认为,发生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并没有很好地推动科学的发展。随之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才把真正的科学运用于工业,使第二次工业革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纯粹的自然科学家对工程技术和应用科学大多还是一窍不通,把应用科学研究仍然视为“二等头脑”的职业。从工业革命到科学革命,整个英国社会流行的还是重视纯科学研究、轻视应用科学研究的潮流。在斯诺看来,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人文社会科学更是游离于工业技术革命的主流。这就出现了“科学文化”的双重分裂:一方面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愈益分裂,因为自然科学较快地依附于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发展;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中应用科学与纯科学开始分裂,应用科学依附于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而纯科学游离于科学革命。纯粹的自然科学家和应用科学家尽管被纳入统一的“科学文化”,但他们之间的鸿沟依然很大。在人文社会科学内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人文社会科学整个脱离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其中,人文社会科学中一部分应用学科慢慢地靠近和依附于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人文社会科学中纯粹的基础学科,与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离得更远些。斯诺认为,直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也就是二战以后,纯粹科学才开始转向靠近应用科学,也就是纯粹科学逐渐进入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之中。这就说明,西方自然科学有一个多学科融合和结构调整的过程,其基本取向是向技术实践、工业实践和科学实践靠近。 第一,“斯诺命题”涉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广义上讲是所有的科学,其存在对象的整体性与既定学科的局部性的矛盾。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它们研究的对象无非就是自然、社会和人本身。在现实世界,自然、社会和人本身是一个整体。古代社会,人们往往把自然和人分离开来,人对自然盲目地崇拜,人与社会也分离开来。到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整体性。但科学研究中,无论哪一门科学、无论哪一个学科,只是对这一整体中局部现象的研究。研究自然界及其局部格局的,形成了自然科学及其各具体学科;研究人与社会的,形成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及其各具体学科。无论哪门科学或哪个学科,都只是对整体中分离出的局部现象进行研究,并由此形成一系列具体科学和学科。任何学科与整体相比都是局部的,也都存在对象的整体性与既定学科的局部性的矛盾。任何具体学科对整体的理解都是局部的,所以既定的单独的学科想解决整体性的一些问题,就可能出现像“盲人摸象”寓言中的结果。每个学科都只掌握和理解整体的一部分,单独的学科不可能掌握和理解整体的全过程和全部内容。“斯诺命题”的合理性,就在于把这个矛盾揭示出来了。 第二,关于人文社会科学中“次文化”现象的思考。“斯诺命题”探讨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分裂,但是实际上,人文社会科学中“次文化”的分裂、分离化的倾向也是十分严重的。不仅如此,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分离化的倾向,以及对人自身文化的研究和对社会现象及制度的研究分离化的倾向,已经成为我们进行多学科融合、跨学科研究的鸿沟和藩篱。对“斯诺命题”的破解,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有过诸多尝试,主要如西方一些国家中对科学、技术和社会(Science,Technology,Society,或简写为STS)的研究,也就是理科、工科和文科结合为一体的研究,亦即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结合为一体的研究。进入新世纪以来,STS的研究又有了进一步拓展,不只是技术和科学相结合的研究、人和社会相结合的研究,而是把四者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性研究。任何涉及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都要从科学和技术、人和社会的密切结合中进行探索,也就是从自然界、人和社会发展整体性上加以研究。纵览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社会,当我们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融为一体时,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等,才可能有较为全面的更具整体性的研究结果。可以说,现代社会对破解“斯诺命题”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路径及其条件,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这里,我从破解“斯诺命题”的角度,谈一些自己的粗浅看法。首先是跨学科研究的起点。跨学科研究的起点,就是要搞清和解决人文社会科学是以学科的研究还是以问题的研究为起点。学科的研究和问题的研究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出发点。高校之为高校,其内部的分类必然以学科为基准,这是高校学科建设的根基,也是高校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这在高校是无可更改的。因此,对于高校来讲,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学科的研究较问题的研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高校的教师更容易以自己所在的单学科的研究为起点,完全忽略单一学科之外问题的研究,更缺乏以问题为起点的研究。学科的研究过程,易于把现有的学科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由此学科的系统性和稳定性会越来越坚固、越来越精致。问题的研究是按照社会现实的要求设定的,它既不可能以学科的先验划分为依据,也不可能恰好对应于一个或几个学科的范围。问题的研究具有极为广泛的学科的综合性,是以问题本身的需要来组织不同学科的学者的研究过程。因此,在高校强调跨学科研究,着力要解决的是问题的研究在高校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不能以问题的研究来取代学科的研究,但是也不能把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固化在学科的研究上,而不进行问题的研究。后者毕竟是社会的需要,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本方向和价值所在。 学科的研究和问题的研究是可以结合的,实现这种结合要澄清两个方面的认识。一方面,要理解学科有其系统性,也有其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就是,随着学科的不断细化,它的研究对象越来越局部化。也就是说,学科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小,与对象整体性的反差就越来越大。学科的研究过于精细,通俗地讲,就是越来越类似“钻牛角尖”,这样下去就可能会舍去整体而只顾局部。另一方面,问题的研究不是按照学科体系而是按照社会发展需要提出来的,问题的研究本身具有综合性,这就决定了其在起点上就有着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的规定。问题的研究有其综合性,但也有其模糊性。也就是说,它不按学科的边界设定研究范围,不仅研究过程是跨学科的,而且还会产生一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其实,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并不产生于学科的研究中,而是由问题的研究的综合性和模糊性的特点发展而来的。关于跨学科研究,要搞清楚是学科的研究还是问题的研究,抑或两者并行、结合的问题。强调跨学科研究,不能舍弃学科的研究,要通过问题的研究来扩大和推进学科的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路径。 第二是跨学科研究的过程形式。在人文社会科学具体学科的研究上,人文学科较多强调的是个体研究,社会科学一直以来就较为注重团队研究,这是各自的学科特点决定的。对于问题的研究来讲,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如何从学科个体研究的习惯转向团队研究的形式。显然,在一些以问题为导向的重大课题的研究中,人文学科学者融合的难度较大,社会科学学者的融合就较容易些。在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过程中,特别需要关注如何顾及人文学科或者个体研究的这种特色,怎样对社会科学固有的团队特性设计更为合理的研究过程。扬学科的研究中个体研究和团队研究各自之长,避学科的研究中个体研究和团队研究之短,形成问题的研究的过程形式,实在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式的一场变革。 第三是研究者的个人禀赋。对于问题的研究来说,研究者兼备科技文化和社会文化当然是学术成长最为理想的状态。但是,面对学科越来越细化、越来越细分的现实,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成为通晓科技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学者,也不可能成为通晓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学者,甚至连成为通晓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所涵盖的各学科的“全才”学者也已经不可能了。我们现在痛惜“大师”的消失,实际上认可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师”。传统意义上的“大师”是在传统学科基础上产生的,那时的“大师”广博有余而精深不足。就广博而言,传统意义上的“大师”在数个学科多有建树,那是建立在学科还没有细分、划分还十分粗陋基础上的。现在再产生这样的“大师”几乎不可能了。现在的“大师”也许应该以精深为主,而兼有广博。以经济学为例,亚当·斯密可以说是经济学“大师”,在他那个年代,他既懂理论经济也懂应用经济,既懂财政也懂税收,既懂政府经济也懂企业经济。但是,经济学发展到现在,在世界上也许找不到一个可以和亚当·斯密这样通晓全部经济学的“大师”了。这不是“大师”消失了,而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师”不再可能产生了。正是由于当代学科的发展,就不能再要求个人既懂自然科学又懂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也许只能要求个人具有通识意义上的科技文化和社会文化背景。对于现代学者,其学习和研究只可能根据学科发展和科学研究的学术分工,在某一个细小的界域有所作为。假如要求学者个人在广博上有突出绩效,就只能在精深上作出让步,在既定学科的尖端和前沿上作出牺牲。从学者的个人禀赋而言,不能要求一个学者通晓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但可以要求其有相当的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针对教育的状况,应该在强调学科专业学习研究的同时,注重通识教育。现在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学科专业教育过强,应该把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由此产生的现实状态便是,我们倡导的跨学科研究,不是建立在单个学者个人禀赋的多学科基础上,而是以多个学者群体性禀赋的多学科和跨学科为基础。只有多个学科的研究者的结合,才能形成跨学科研究的知识基础。在这意义上,“斯诺命题”的破解在于学者的团队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于科学发展中团队研究取向的蔚然成风。 第四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与管理形式。在跨学科研究中,有两个导向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社会导向,另一个是环境导向。社会导向是指,无论学科的研究还是问题的研究,既要讲学术民主,更要讲学术自由。我们现在学术民主运用过度,抵消甚至取消了学术自由的空间。实际上,学术民主的适用性是有限度的。当下体现学术民主的情况很多,如申报课题要通过专家评审、最后投票决定,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专家的票决决定课题立项的指向。再如学术成果评奖,也是以多数人的意见为主导。但是过度的学术民主,有时也会走向它的反面。无论是在学科的研究还是在问题的研究中,更不用说跨学科的研究,都要留下更多学术自由的空间,营造良好的学术自由的氛围。实际上,学术自由有其内在规定性,最主要的有以下方面。一是,学术自由是以宪法为基础和圭臬的自由。二是,学术自由是通过自己的诚实研究,对自己探索真理结果的自由表达,它不同于一般的言论自由。三是,学术自由中包括对学术问题进行平等的学术讨论,而不能以行政的、政治的或者宗法的权力来压制学术的发展。学术民主是需要的,而学术自由更应该成为与跨学科研究并行的科学研究导向。环境导向主要是指,高校的院系要形成学科的稳定性与团队研究的多样性并行的环境。高校应该实行“双轨”的研究方式:一个是以院系的学科的研究为主体的方式;一个是学校内跨院系的以问题的研究为主体的方式。这两者的稳定性与多样性应该是统一的。另外,在课题研究的指南上,既要有学科的研究的课题导向,也要有问题的研究的课题导向,而且应该逐步形成以问题的研究的课题导向为主导。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划部门,要跨越学科的限制,超越学科分类的局限,形成以问题的研究为导向的课题指南,对跨学科研究作出积极的引导。 第五是研究结果的评价体制与机制。其中包括对学术内涵的理解、学术的分类、学术评价的分层和分解等问题。首先是学术的内涵,学术的内涵并不只是纯粹的论文和专著,而应该把它看成是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发展有意义的所有研究和探索的结果,包括咨询报告、政策建议等等。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学术内涵,应该有现代意义上的突破。学术的分类也不应该等同于学科的分类,学科的研究不等于学术的分类。跨学科研究要突破以学科为学术分类标准的做法,形成适合于问题的研究的、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类标准。关于学科评价的分层、分解问题,应当注意对不同学科研究的内容作出不同的评价。对于在书斋里花费20年时间写成的一部高水平的学术巨著,应该有一套评价办法;对于200人用一年时间完成的一份不足万字的同样高水平的咨询报告,应该另有一套评价办法。如果把这两个成果用同一个标准来评价,就难免会产生学术上的不公正和不公平。学术成果的评价应该分类和分级,至少应该区分学科的研究和问题的研究这样不同的评价标准。 先从上述这五个方面推进,跨学科路径可能会越走越宽。跨学科研究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也是一个世纪性的难题。我们既要看到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又要找到当前走向跨学科研究的路径。（推送前有删减，原文请参考以下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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