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作者：惠男 ※原文章作者：贝杜维（David A. Bello），华盛顿和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原文章来源：David A. Bello,“Relieving Mongols of Their Pastoral Identity: Disaster Management on the Eighteenth-Century Qing China Steppe” ※“新清史”专栏编辑：蔡伟杰，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系博士候选人 贝杜维(David A. Bello)的环境史+新清史专著已于今年出版，这是两年前他在《环境史》上发表的相关论文，讨论18世纪清朝对蒙古草原环境灾害的救援措施所带来的矛盾性后果。 以满洲人为主导的清朝政治体在成功控制内陆亚洲与中原地区广阔土地的同时，也相应面对着各种跨越多样边境的环境依赖关系。在内蒙古，这种依赖关系取决于牧民与牲畜的联系，且时常为恶劣的草原环境所破坏。政府为应对环境危机，采取的救援措施是提供农业式的救助（谷物和银两），而非畜牧式的救助（牲畜），使得蒙古人逐渐疏离于他们的牧群，最终也疏离于他们的游牧身份认同，而这种认同也正是清朝在蒙古边境统治秩序的基础。 作者在开篇提到，1681-1735年间，蒙古人与他们牧群频繁因环境灾害而需要清朝统治者的救助；有清一代，至少有168起发生于这片土地的旱灾和水灾文字记录，平均每一年半1起。清朝的满汉文档案中记录了政府救助的规模和过程，例如，1722年，有3057户杜尔伯特蒙古人在遭遇雪崩及耕牛大量死亡后，被清朝抚恤以1840石(hule)谷物种子和3045两白银。在这些援助背后，却存在一个现象:已知在内陆亚洲广泛饲育大量马匹、牛羊、骆驼的清朝没有用这些动物去救济蒙古灾民，甚至当有受灾的蒙古人（例如察哈尔八旗）亲自向清朝提出请求后，也没有得到后者允许。 作者由此提出了关键性的术语:帝国畜牧业(imperial pastoralism)，指政府为维系蒙古人与畜牧的稳定关系以作为内蒙边疆统治基础所做的尝试。灾害救助的结果显示出帝国畜牧业的文化构建不仅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在于人类、气候、植物、水资源和动物之间的互相依赖性。作者还注意到，清朝为控制互相依赖的草原资源、人类和牲畜而施行的帝国畜牧业，在回应草原气候时，某种程度上因削弱依赖性反使资源退化。 在随后的两节，作者揭示出环境-旱灾、暴风雪(dzud)-降雨-草地-牛奶因素的循环作用。他将清朝在蒙古的盟旗制度中旗视作适应并服从于生态和文化环境的人类-畜牧联合体，以牧场作为空间分析的基本单位。在档案中，清朝官员频繁记录了灾害损失的牝牛(uniyen)、母马(geo)等物的数目，并直接指出牛马是蒙古人重要的生活资源，它们生产的奶制品直接影响到各旗的社会生活的稳定性。尽管如此，在帝国畜牧业的影响下，谷物与银两依旧是灾害救助的主要形式。 接下来，作者对比了汉地与蒙古地区灾害救助因环境导致的难易差别，并详细介绍了清朝在蒙古各地施行灾害救助的过程，以及以谷物作为救济折中物的做法如何影响蒙古人的身份认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