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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沂孙：画如屈铁，熔铸篆籀 从作品的体貌来看，“邓派”书家可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以吴让之、徐三庚为代表。他们的作品笔致轻盈流丽，体态婀娜飘逸，属轻巧飘逸一路。另一种则以杨沂孙、吴大澂为代表。由于他们在取法上溯源两周金文，故其作品体格雄壮磅礴，点画饱满且富有拙涩意味，在气息上更显朴雅古淡。其书学理念及艺术成就不但较前人有所拓展，而且对后世的篆书创作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两种路数都是以邓石如篆书为根基。他们依据自身的理解对邓氏艺术特点加以剖析、取舍，然后将其中的某一方面作为今后的发展方向，不断地发展、完善，并最终形成自己的篆书面貌。站在风格史的立场上来说，二者并无高下之分，这也是书法艺术具有无限衍生可能性的具体体现。 吴让之的篆书比邓篆更加轻盈婉丽，笔法也更为精熟遒媚，气脉流畅贯通，将“邓派”书艺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篆书在形貌上并没有和邓石如拉开足够大的距离。除了邓氏的法度之外，其对于其他书家或古碑刻的借鉴也并不算广博。换言之，他的作品还留有较为浓重的邓书痕迹，他所取得的成就似乎更像是对邓篆本身的一种完善。当然，这种评价并非是刻意贬低吴让之，只是将他与其后的成功书家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是站在当下立场上的。在他所处的历史时期，其成就足以傲视群雄。但艺术在经过众多书家的积累、探索后，终究需要更大的蜕变。在邓石如之后，能不为邓氏所困，成功地将先秦文字作为临摹范本，并尝试“篆籀合一”创作模式的书家，应首推杨沂孙。杨沂孙比吴让之晚生14年，字子舆，号咏春，晚号濠叟，江苏常熟人。其31岁中举，官至凤阳知府。杨氏少时曾师从李兆洛，晚年辞官后寓居皖城，以鬻书为生。他对于自己的篆书是颇为自负的，自信“历劫不磨”，尝言：“吾书篆籀颉颃邓氏，得意处或过之。”观其作，当知其所言并不为过。以下对其学篆历程及艺术特色进行逐一分析。 1.由邓篆入，窥得篆书法门 道光年间，邓石如去世未久，书名极盛，学习邓篆已演变为一种风潮。杨沂孙在青年时期即喜爱篆书。其在常州读书时有幸结识张惠言、张琦、吴育、李兆洛等前辈文人，受益匪浅。这几位都与邓石如交好，是邓书的推崇者，张惠言学篆更得邓氏指教。杨氏在与这些长者的交往中，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早已被邓石如的书艺所折服，深怀景仰之心。他在《跋邓山民楹帖》中赞道：“余年二十知好山民书，盖于毗陵先辈习闻诸艺，又私喜习篆，故知之独早。其实吾苏无人称之者。道光丙午，山民子守之来虞，益得见其墨迹而识篆隶门径。及官新安，得山民书近八十幅，四体俱备，……然不久而尽失之，意常忽忽，以为大憾。私论山民书当为本朝第一，唯刘文清可颉颃。而篆、隶两体刘皆无之，又在布衣，故为独绝矣也。”在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邓石如书艺的膜拜之情和倾力搜集其作品的情况。遗憾的是，这批藏品在不久后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乱中丢失，然“其书之精神体态，常在目中”。可见他学习篆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邓石如的影响。在他看来，邓石如是清代第一，其综合水准甚至超过了书名极盛的刘墉。 从杨沂孙65岁时所书的《赠渔珊二兄八言联》（见上图）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邓篆古朴硬朗特点的延续。联语曰：“专己者孤，拒谏者塞；端悫生通，诚信生神。”此作在用笔上挺拔矫健，尤显筋骨；用墨饱满敦厚，既不见一丝孱弱，也毫无臃肿之嫌，在厚与劲的尺度上把握得恰到好处。该联于稳重洒落中体现出矍铄的风神，其内在的精神已经越过邓氏的规模，直接秦代《琅邪台刻石》。这说明，杨沂孙虽以邓篆入门，但也不甘心长期深陷其中，而是做到了“师其所师”，力矫柔媚飘摇，在遒劲清拔方面下以巨力。另外，他的行书落款也颇具特色，不但含蓄生拙、映带自然，而且“渔”“篆”二字也是依据古篆形而来，饶有趣味。 来源：《中国书画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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