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十五）
民族文字古籍2
以满族为主体的清王朝早在入关之前即以满文翻译汉文典籍。入关后，随着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统治的需要，译书品种不断增加。由于怀柔蒙古、安定西藏等政策的推行，又增译和刊刻蒙、藏等文种的书籍。故宫博物院收藏着大量17—19世纪满、蒙、藏等文种的书籍，其中有内府写本、抄本，也有武英殿刻本。
清廷编纂的《实录》均有满、蒙、汉三种文字抄本；《圣训》等书则有满、汉两种文字。其它如《四书》、《五经》、史传、方略、政书、历书、诗文、佛经、语言文字、工具书等，皆同时刊行汉、满或蒙、藏文本。除单语种刻本或抄本外，还有很多满汉、蒙汉、满蒙汉或多种文字合璧的写本或刻本。各种民族文字的古籍，是研究各民族语言学、翻译学的珍贵资料。
1. 《御制五体清文鉴》
《御制五体清文鉴》，三十六卷，清乾隆年间内府精写本，三十六册。 版框34cm×19cm。
此书是满、藏、蒙、维、汉合璧标音辞典，系在《御制增订清文鉴》基础上逐渐增加蒙文、藏文、维文等而编纂成。正文“初编”32卷，“补编”4卷。该书特点是，依次列满文词语、藏文译文、蒙文译文、维吾尔译文、汉文译文，在藏文译词、维文译词下都标注满文注音，其中在藏文下标注古音、今音等两种注音，满、蒙、汉文译词下没有注音。从满文注音对象看，《御制五体清文鉴》正是《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的续集，所收类目、词语编排顺序等都与《御制增订清文鉴》、《御制四体清文鉴》等相近，共26部，292类，约收18671条词语。
该书是一部满、藏、蒙、维、汉语互译以及研究清代满、藏、维语语言学的珍贵的资料，是清代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清代实施“同文之盛”民族政策的有力旁证，在各民族语言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2. 《钦定西域同文志》
《钦定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清大学士傅恒等奉敕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武英殿刻本。版框19.2cm×13.2cm。
此书是满、汉、蒙、藏、维、托忒合璧辞典，专门搜集西北地区人名、地名，并加注音、注释。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西北，为编纂《平定西北方略》，特命编纂此书。
正文首列满文词语，次列汉文译词、汉文注解、汉文三合切音字等，其中主要解释词语的语源、含义、转音、地方沿革、地理位置等或人物世系概况。再次依次列蒙文译词、藏文译词、托忒蒙文译词、维吾尔文译词等。全书约收3202条词语，词语条目主要依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区分布顺序编排，在每个地区内按地名、山名、水名、人物名、官名、喇嘛名等顺序排列。
该书对研究清代西北地区地理、历史和各民族语言、文化具有很高的价值，后收入《四库全书》。
3. 《三合便览》
《三合便览》，十二卷。清敬斋辑，富俊补，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满、汉、蒙合璧刻本,十三册。版框20.3cm×15.3cm。
此书是清代最早的满、汉、蒙三体合璧的音序辞典。卷一讲述满蒙文语法，包括“满文十二字头”、“清文指要”、“蒙文指要”等内容。先在“满文十二字头”中列满文音节字及汉文对音字等，“蒙文指要”的“蒙古文字母”中列蒙文第一字头，在“清文指要”、“蒙文指要”中重点讲述满蒙文名词词缀和动词词尾变化及副动词、助词、连词、副词、后置词、介词、叹词、惯用语等的语法意义，此外，还简要介绍满蒙文正字法。
在语法方面，此书首次突破了蒙文传统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用汉文解释每个词尾或词语的接续规则，以及正读、正写规则等，并一一举例说明。但其蒙文词语中存在不少“错别字”、“满蒙混合词组”、“格助词的误用”、“满语音义词”、“不得当译词”等违背满蒙文语法规则的词语，此类问题在清一代其它蒙文书籍中普遍存在。
后赛尚阿对《三合便览》修改、考证、补充，编成《便览补遗》、《续编讹字》、《便览正讹》、《便览讹字更定》等，与《蒙文晰义》、《蒙文法程》等汇编成《蒙文指要》，道光二十八年（1848）刊行。
4. 《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
《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八十八卷，清章嘉呼图克图译校，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刻满汉蒙藏文四体合璧本，经折装。正文半页8行，满、汉、蒙、藏文各两行，每行字数不均。版框25.4cm×13cm。
清高宗弘历下令编纂此书主要为规范《大藏经》中的咒语音韵。至清乾隆年间，《大藏经》已被翻译刊印成汉、蒙、西夏、契丹文等多种民族的文字，但历代汉文译经者一概不翻译其中的咒语，只是用与梵音接近的汉文字标注，由于汉字是表意文字，所以难以准确地标注梵文咒语的音韵，从而造成了汉文《大藏经》咒语与梵音差别越来越大的现象。于是高宗弘历命荘亲王允禄主持，与通梵文者一同将汉文《大藏经》中选录的所有咒语以《钦定同文韵统》为准详加考订，章嘉国师则以藏文音韵为准，并参照蒙文音韵等，一字一句地标注了满文对音字，遂编纂成满汉蒙藏文四体合璧大藏全咒，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刊印成册。
此书卷前附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满汉蒙藏四体“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序”、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四体“御制序”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汉文“御制序”等三篇序文，此外还附有“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目录”8卷。全咒正文共80卷，按《大藏经》诸经卷帙编次为序编排，每卷前附佛像图。此书刊行后发给曾颁布《大藏经》的京城或直省寺院各一部，从某种意义上说乾隆皇帝编纂此书的另一个目的是为用国文（满文）翻译《大藏经》做基础。
除此本外，还有几部收藏于雍和宫、内蒙古师范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南京市博物馆等单位。民国十八年（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曾铅印出版了此书。
《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全国蒙文古旧图书资料联合目录》、《世界满文文献目录》等书著录。
5. 《实录内摘出旧清语》
《实录内摘出旧清语》，十四卷，又名《旧清语》，清乾隆帝敕令傅恒等编著，清乾隆年武英殿刻本。版框20.1cm×13.8cm。
此书是满文注解辞典。乾隆朝规范国语后，八旗官民阅读、参考清前几朝《实录》有一定的困难，为此敕修此书。
该书主要摘录清前三朝《清实录》内难解满语词语814条，按出现的先后为序编排，并用乾隆时期经过规范的新满语词语解释。正文首列满文词语，下列满文注解。其注释方法不完全一致，有些注解是分析短语和语句的构成成分，先解释其中的生词，比较其古今词义、用法，然后解释该词所够成的词组，最后对整个短语、语句进行说明。还有一些只解释其中的一个难解词语，整个短语和语句相当于解释该词的例句。
《实录内摘出旧清语》当时只刊印80部，赏赐部分王公和满族大臣，供他们学习使用。该辞典虽词汇量少，但是一部反映满族语言文化发展演变的重要资料。
6. 《四体合璧文鉴》
《四体合璧文鉴》，三十二卷，清佚名纂，清乾隆年嵩祝寺天清番经局刻本，存八册。开本29.2cm×18.9cm。
是书为满、蒙、藏、汉合璧标音辞典，以《御制增订清文鉴》为蓝本编成。正文首列满文词语，其右侧列蒙文译词，再次列藏文译词，藏文译词左下角列汉文译词，汉文译词右侧标注满文切音字。全书主要收以名词、动词、形容词为主的综合性词语，共36部，下分292类，约收18012条词语。其类名及词语编排顺序均与《御制增订清文鉴》相同，但词汇量不及《御制增订清文鉴》，有注音，无注解，为查找之便，书后附满蒙文“总纲”二册。
该辞典文种多、词汇量丰富，是研究满、蒙、汉、藏等各民族语言文化最早、最全面的资料之一。因清代民族语文辞书中附有藏文的多语合璧辞典很少，只有《御制四体清文鉴》、《唐古特文鉴》、《钦定西域同文志》、《御制五体清文鉴》、《五译合璧集要》等几种，该辞典与以上这些辞典为满、蒙、汉、藏文互译及清代藏语研究提供了较全面的资料。此外，该辞典所标满文切音字对研究清代满汉语语音学也有重要的价值。
7. 《御制满蒙文鉴》
《御制满蒙文鉴》，二十卷，清圣祖玄烨敕译，高宗弘历敕修，清乾隆八年（1743年）武英殿刻本。版框20.8cm×14.5cm。
该书为满蒙合璧辞典,是乾隆帝为存留蒙文音韵，敕修而成的注音、注解合为一体的辞典。乾隆帝认为蒙文是清代使用最广泛的文字之一，但因蒙文没有点圈，有一字双音、读写难辨的缺陷，为此敕令弘昼、班第等把《清文合蒙古鉴》中所有蒙文部分由满文字母转写，编成此书。其所收类目、词语、体例等均与《清文合蒙古鉴》一致。
《御制满蒙文鉴》正文首行著满文词语、次行著蒙语译文，蒙语译文由满文字母转写而成。所标注的音韵准确完备，开创了编纂满蒙合璧标音辞典的先河，为满蒙语语音学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时没有编纂“总纲”，后皇十二子永璂等补编以满文字母顺序编排蒙语词语的满蒙合璧“总纲”，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刊行。
8. 《御制增订清文鉴》
《御制增订清文鉴》，四十七卷，清高宗弘历敕撰，清乾隆三十六（1771年）年武英殿刻本，四十八册。版框22.4cm×17.8cm。
此书是第一部皇帝敕修满汉合璧辞典，由翻译、增补、修订《御制清文鉴》，并增加注音而编成。此书在《御制清文鉴》基础上增加12类，约增补4700条新定词语、1636条古代罕见词，但删掉注解下所引证的古书例句。其修订的重点是，用满文词语代替《御制清文鉴》中的汉语音译借词，增加了满文词语的词汇量。该书成为规范清代满语最直接的依据。
后来所编辞典基本在该辞典基础上，增加其它语种、文种或去掉注音、注解或摘录词语等而成，此书后收入《四库全书》。
9. 《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
《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三十一卷，清高宗弘历敕撰，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武英殿刻本，三十二册。版框21.2cm×16.1cm。
此书是清代第一部皇帝敕修满、蒙、汉三体合璧辞典，是乾隆帝为存留满、蒙、汉文音韵，特命阿桂等以《御制增订清文鉴》为蓝本编成。每门首列满文词语，满文词语左侧标注汉文二合切音字，满文词语下左侧注蒙文切音字、右侧注汉文对音字；次列蒙文译词，蒙文译词左侧标注汉文二合切音字，蒙文译词下左侧注满文切音字、右侧注汉文对音字；最后列汉文译词，汉文译词下左侧注满文切音字、右侧注蒙文切音字。正文一组满、蒙、汉文对照词语，共包括满、蒙、汉三种文字对译词及其、互注切音字、对音字等共11项，其类目及词语编排顺序等均与《御制增订清文鉴》接近，共36部、288类，约收13870条词语。
该书是有清一代众多辞书中语言学价值最高的一部。此外，该辞典在清代确立了编纂满、蒙、汉三体合璧辞典典范，后收入《四库全书》。
10.《御制兼汉清文鉴》
《御制兼汉清文鉴》，不分卷，清高宗弘历敕撰，清乾隆年内府精写稿本，存十九册。版框20.7cm×15.2cm。
此书是满汉合璧标音辞典，为修订《御制清文鉴》汉语音译借词，以及满汉文互注音韵而编成。 该书是编纂《御制增订清文鉴》的前期成果，共二十八类，约收1561条词语。正文首列满文词语，在满文词语左侧标其汉文三合切音字，满文词语右侧列汉文译词，在汉文译词右侧标其满文切音字。书上多处有黄色修改浮签，上有“钦定”字节，书眉处也有“训定修改说明”，主要修改汉语音译借词，恢复满文原词或重新拟订满文词语。此外，还简化或改正了一部分汉文译词、不合时代的或不常用的满文词语等。该辞典修改前词语条目与《御制清文鉴》相应词语完全一致，而改正后的词语条目却与《御制增订清文鉴》基本吻合，但个别汉文译词也有区别。
11.《御制四体清文鉴》
《御制四体清文鉴》，三十六卷，清高宗弘历敕撰，清乾隆年间武英殿刻本，三十六册。版框21.2cm×14.7cm。
是书为满、藏、蒙、汉合璧对照辞典，以《御制增订清文鉴》为蓝本，增加蒙文、藏文词语而编成，但去掉了注音、注解部分。其所收词语、分卷方式、分类编排等与《御制增订清文鉴》完全一致。该书约收18667条词语，是满藏蒙汉互译重要的工具书。因为是对照辞典，该书的语言学价值不及《御制增订清文鉴》、《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御制五体清文鉴》等标音辞典。
12.《钦定清汉对音字式》
《钦定清汉对音字式》，不分卷，清高宗弘历敕撰，清乾隆三十八年（1723年）武英殿刻本，一册。版框19.3cm×14.2cm。
此书是满汉合璧语音辞书，乾隆帝为规范满蒙语人名、地名，敕令军机处翻书房编纂此书。内容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括“满文十二字头”、“切音单字”、“切音双字”等，主要表述满文音节字及汉文对音字或切音字。其“满文十二字头”部分为满文十二字头下列汉文对音字，并标注声调。“切音单字”部分含99条满文切音单字，下列其同音汉字。“切音双字”部分含17条满文切音双字，下列汉文二合切音字。第二部分为满汉文对照地名，收盛京、吉林、黑龙江、扎萨克、喀尔喀、青海、甘肃、新疆等143条地名。书中统一了满汉文译音标准，是研究满语言学不可缺少的资料。
13.《御制翻译名义集正讹》
《御制翻译名义集正讹》，不分卷，清高宗弘历敕纂，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武英殿刻本，二十册。版框25.8cm×12.2cm。
此书为满、汉、蒙、藏合璧标音辞典，乾隆帝发现明宣德年间泥金写《翻译名义集》中有很多汉文误译词，为庆贺皇太后八旬盛寿节而下令敕修。该辞典以《钦定同文韵统》为标准，正讹《翻译名义集》中专有名词和地名，并增加藏文阿利噶利音译词、满文阿利噶利音译词、蒙文阿利噶利音译词，约收1015条词语。
该书是翻译佛教经典、研究清代佛教文化的重要资料。
14.《御制四体阿利噶利字》
《御制四体阿利噶利字》，不分卷，清佚名辑，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武英殿刻本，一册。版框25.6cm×13.1cm。
此书是梵、藏、蒙、满合璧语音辞书，收字母、音节字、词等。首列梵文词语，下依次列藏文阿利噶利字、蒙文阿利噶利字，后人在蒙文旁加写满文阿利噶利字，变成四体合璧本。所谓的阿利噶利，是藏语音译借词，意为元音、辅音。
清入关后孝庄太后下令编译蒙文佛经，康熙年开始又以满文翻译佛经，至乾隆年编译四体合璧佛经，早期的满文佛经都借用蒙文佛教名词，为准确无误地拼写梵语和藏语的佛教名词，乾隆敕修此书。
15.《清文汇书》
《清文汇书》，十二卷，清李延基撰，清乾隆年四合堂（三槐堂）刻本，十二册。开本23.7cm×16.1cm。
此书是满汉合璧注解辞典，著者为进一步发扬“国书”－－满文的作用，以《御制清文鉴》为基础，以《大清全书》体例为蓝本，订立条目，编成此书。著者先把《御制清文鉴》所有满文词语译成汉文，并详细分析、考证其中的口语成分，并增补2000余条词语，最后以满文字母顺序编排满文词语。正文首列满文词语，下列汉文译词和汉文注解，解释词义及用法。全辞典约收20000条词语，包括以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为主的综合性词语，其中生产生活用语居多，政治、军事、法律、文化方面的词语较少。
该辞典词汇量丰富，查用方便，是清代满汉文翻译最重要的工具书。成书早于《御制增订清文鉴》，但有很多欠缺。后宗室宜兴从《御制增订清文鉴》中选录新增词语编成了《清文补汇》，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刊行。光绪年间荆州八旗驻防翻译总学教习志宽、培宽二人组织学生，合并《清文汇书》和《清文补汇》，编成了《清文总汇》，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刊印。此外，清后期很多音序辞典均以《清文汇书》体例为蓝本。
16.《蒙古托忒汇集》
《蒙古托忒汇集》，清富俊编著。清嘉庆二年（1797年）抄本。卷前附嘉庆二年富俊撰满、蒙、托忒蒙、汉文四体合璧“序”。词典正文半页8行，版框21.2cm×14.5cm。每行一组各文对照词语条目，正文每门首字为蒙文词语，下列所对应的蒙语口语，由满文字母转写。再下依次列托忒蒙古文译词、满文译词、汉文译词等，主要收录以生产、生活用语为主的综合性词语，其中名词、动词居多，此外还有形容词、副词、连词等，全文按满文字母音韵顺序编排。
清代，除了蒙文外还有系准噶尔额鲁特部应用的托忒蒙古文，清朝平定准噶尔部、大小和卓以后，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建立两个将军府统辖新疆，当时清朝官员中能辨认托忒蒙文者甚少，与地方往来信件、公文等都无法看懂。为此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在京专门设立“托忒学校”，蒙古八旗各置学生一名，专门培养托忒蒙文人才。富俊以参赞大臣、办事大臣身份在新疆伊犁、叶尔羌、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居住若干年，为后学者翻译托忒蒙文之便，他于嘉庆元年（1796年）在科布多期间利用余暇汇集蒙文词语，并访问通晓托忒蒙文者，一起考究其音义，以满文字母顺序编排蒙文词语，经过一年时间，于嘉庆二年（1797年）编纂成蒙、托忒、满、汉文对照词典，名曰《蒙古托忒汇集》。全书共1044页，大概收录16704余组词语条目，是一部大型的蒙、托忒、满、汉文合璧的“音序词典”。该词典篇幅多，词汇量丰富，是在清代音序词典中唯一一部按满文音序编排蒙语词语的四体合璧词典，与《满蒙汉一学三贯》（分类词典）一样是研究新疆准噶尔部历史及蒙语卫拉特方言的珍贵资料。该词典是清代《三合便览》之后编纂的第二部蒙文“音序词典”，此书与《三合便览》均为有清一代编纂的蒙文词典之典范，后以《三合便览》、《蒙古托忒汇集》等编纂体例为蓝本，按满文或蒙文字母顺序编排词语，依次编撰了《蒙文汇书》、《蒙文指要》、《钦定蒙文汇书》、《蒙文总汇》、《蒙文字汇》等三体合璧词典。
此外，《蒙古托忒汇集》中有由满文字母转写蒙语口语的语音成分，为比较研究清代蒙语书面语和口语以及满语语音研究也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全国蒙文古旧图书资料联合目录》等书著录。
17.《清文补汇》
《清文补汇》，八卷，清宜兴撰，清嘉庆七年（1802年）刻本，八册。版框22.3cm×15.2cm。
此书是满汉合璧注解辞典，为修订、增补《清文汇书》而编成此书。该书的编纂目的与乾隆朝“规范国语”政策相符，乾隆敕修《御制增订清文鉴》是为了进一步修订、规范《御制清文鉴》中的汉语音译借词。清代民族语文音序辞典也紧跟着分类辞典的发展步伐，《清文汇书》与《御制清文鉴》一样，存在收入很多汉语音译借词和半音译、半意译词的问题，为此著者以《御制增订清文鉴》等为基础，汇集7900余条新定词语，并吸收《旧清语》等其它书中钦定词语等，并加以解释，依《清文汇书》体例，编成此书。
《清文补汇》正文体例、词语编排、注解等均与《清文汇书》相近，但也有细微的区别，可谓《清文汇书》的续编。全书约收8300条词语，词汇量不及早期刊行的大型音序辞典，但所收词语均是经过乾隆朝规范后的新增词语，并收录了每个词语的词义及形态变化等，这些词大多为早期辞典中未收词语。该书与《清文汇书》为清代满族语言文化发展最全面的资料之一，对研究清代满语词汇变化颇有参考价值。
18.《蒙文指要》
《蒙文指要》，清赛尚阿辑。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刻本。词典正文半页8行，每行一至三组为满、汉、蒙文或满、蒙文对照词语条目，版框20.6cm×15cm。
《蒙文指要》为词典、语法合为一体的满、汉、蒙文三体合璧词典，该词典包括“蒙文晰义”、“蒙文法程”、“便览讹字”、“便览遗字”等四种内容，涉及满、蒙语语音、语法、词汇等内容，也是一部清代满、蒙、汉语翻译教学参考书。其中“蒙文晰义”、“蒙文法程”为《蒙文指要》卷一至卷三，由景煇辑，其子赛尚阿增补成书，在“蒙文晰义”卷前附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赛尚阿撰满、汉、蒙文三体“自序”、编纂者职名表等。在“蒙文法程”卷前附“蒙文第一字头字”。《蒙文晰义》、《蒙文法程》共203页，约收录1661条词语，其篇幅较大。
赛尚阿把增补后的《蒙文晰义》、《蒙文法程》等与自己所编的“便览补遗”、“续编讹字”、“便览正讹”、“便览讹字更定”等汇编成《蒙文指要》，于道光二十八年刊印成册。所谓的“便览补遗”、“便览正讹”等是赛尚阿以《御制四体清文鉴》、《御制满蒙文鉴》、《御制清文鉴》等分类词典为依据，对敬斋所编《三合便览》进行修改、考证、补充而成，分别附于《蒙文晰义》、《蒙文法程》等书前后。
《蒙文指要》是学习满、蒙文语法及满、蒙、汉文翻译的重要资料之一。全书262页，约收2800余条词语，是一部篇幅不大的满、蒙、汉文翻译词典，该词典又包括满、蒙文语音、语法等内容，还对《三合便览》进行了修改补充，为清代满、蒙文语音、语法、词汇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在词典编纂学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全国蒙文古旧图书资料联合目录》等书著录。
19.《钦定辽金元三史语解》
《钦定辽金元三史语解》，三种，清高宗弘历敕撰，清道光四年（1824年）武英殿刻本，十八册。版框14.6cm×21.4cm。
是书为满汉合璧辞典，选录了辽、金、元三朝史书中人名、地名、官名，并加上了注音、注释。正文首行列满文词语，其下标汉文三合切音字，次行列汉文译词，其下列汉文注解，主要解说词语的来源、词义以及在《辽史》、《金史》或《元史》中所出现的卷次及不同转写法等。因编纂该三朝史书的臣僚们不懂这些民族语言，因此其中由汉字来转写的专有名词在不同卷册中不完全统一，为此乾隆帝特谕校正这些词语，敕修此书。由“钦定辽史语解”、“钦定金史语解”、“钦定元史语解”等三部分组成，各朝均分君名、后妃、皇子、公主、宫卫、军名、部族等若干类，约收6689条词语。书中以索伦语正《辽史》中契丹语音译借词的音韵，以蒙古语正《元史》中蒙语音译借词的音韵，以满语正《金史》中女真语音译借词的音韵。
该书对研究辽、金、元三朝历史以及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等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均有重要价值。该书后收入《四库全书》。
20.《清文总汇》
《清文总汇》，十二卷，清志宽、培宽等编，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荆州驻防翻译总学刻本，十二册。开本26.8cm×14.4cm。
此书是满汉合璧注解辞典，合并《清文汇书》、《清文补汇》而成，编排体例、收录词语等均与这两种辞典相近。该书是清代最后一部官修满汉合璧音序辞典，约收23000条词语，所选词语较规范，释义简明易懂，对阅读各种满文文献颇有参考价值。
自嘉庆四年（1799年），清政府始准予各省驻防八旗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翻译科，激起了驻防旗营子弟的学习“国语”的兴趣，早期刊行的《清文汇书》、《清文补汇》二书成了旗营八旗子弟学习满汉文翻译重要的参考书，而这些旧本刊行日久，在驻防旗营早已不多见了，更为可惜的是其版片字迹已模糊不清，即使重印也难以利用。为此清末荆州驻防八旗翻译总学教习志宽、培宽二人组织学生对这两种书加以详细考订、校刊，并参考《御制清文鉴》、《御制增订清文鉴》、《旧清语》、《大清会典》、《钦定满汉文对音字式》、《大清律》、《清文启蒙》、《祭祀条例》、《四书》、《五经》、《春秋》、《左传》等满汉文书籍，进一步增补词语，刊印成册。
志宽，蒙古镶白旗人，巴哩克氏，字敷臣，同治六年（1867年）考取翻译举人，任镶白旗蒙古防御，后历任镶红旗荆州驻防翻译总学教习、印房章京、佐领等职。宣统三年（1910年）八月十九日，革命党人在武汉起事，，九月变兵攻陷荆州，志宽阵亡。
培宽，满洲镶黄旗人，字容斋，同治十二年（1873年）中翻译举人，镶黄旗荆州驻防翻译总学满洲教习，其它不详。
21.《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
《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二卷，清万富辑著，凤山修订，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京都隆福寺聚珍堂刻本，二册。版框19.5cm×15.5cm。
是书为满文语法辞书，以万富著《清文虚字指南编》为基础增修而成。该书举例说明了满文虚字的语法意义、接续规则、正读正写规则等，所举例句多寡不一，少者二、三句，多达十几句；其中有些为简单句，而有些为复句、短语等。卷末载有万富撰16行歌诀，概括了满文虚字的接续规则、呼应关系等，以供人们学习使用。
万福所撰光绪十一年（1885年）刊印本《清文虚字指南编》中虽引用经典，但其中有不少遗漏之处，为此凤山与万福一同增修《清文虚字指南编》，把原一卷书分成上、下两卷，为了查检方便书前加以满文目录，并在卷首特此标出著者姓氏，重新编印成册。其正文体例和内容与《清文虚字指南编》基本一致。
22.《钦定蒙文汇书》
《钦定蒙文汇书》，十六卷，清赛尚阿编，松森等重编，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内府刻本，十七册。版框26.2cm×18.1cm。
是书为清帝敕修的最后一部蒙、汉、满三体合璧辞典。入关的八旗蒙古族生活在汉文化中，清政府始终没有办法阻止其汉化，至光绪年间理藩院及各部蒙古官员中精通蒙文者甚少，理藩院尚书松森等倡导学习蒙语、蒙文，增补赛尚阿编《蒙文汇书》，依满文字母顺序编排蒙文词语，该书经过半年编纂刊行。
正文首列蒙文词语，下列汉文译词，最下列满文译词。主要收以生产生活用语为主的综合性词语，其中名词最多，其次为动词、形容词等，全书约收21089条词语。该辞典虽成书晚，但词汇量丰富，词语较规范，并广为流传，对蒙译满文带来了方便。还为抢救保留满蒙语言文化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也成了后学蒙文者的津梁。
松森，宗室爱新觉罗氏，字吟涛，正蓝旗人，初散官，后授编修官，光绪五年（1879年）升为礼部左侍郎，十三年迁（1887年）左都御史，十五年（1889年）升为理藩院尚书，二十年（1894年）休。
23.《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
《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十卷。清蒋维介、庄愈等编，荣德译，清宣统元年（1909年）内府满蒙汉合璧写本。正文半页9行，满蒙汉文各3行，每行字数不等，白口，版心上有汉文书名、册次、页码、单鱼尾等项，四周双栏。版框23.4cm×16.9cm。10册2函，线装。
正文前冠宣统元年撰满蒙汉文三体合璧序文四篇：第一篇为清末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锡良撰；第二篇为奉天巡抚程德全撰；第三篇是故以蒙文学堂名誉监督前蒙古协领、东三省蒙务局协领荣德撰；第四篇为“国文教科书原叙”。第一册最后有李懋春撰“跋文”。
此书为清末民初内蒙古哲里木盟各旗蒙古族学校所使用的初级教科书，也是清代最晚的一部满蒙文书。
振兴文化教育是治国之本，清廷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改书院，设学校”的新政策。为改革全国以及蒙古地区的教育体制，颁布了《钦定蒙古学堂章程》等新的教育法令，在内外蒙古各旗普及学校教育，规定蒙古人可以与汉人一样学习文化。清末最后10年，在“废科举，兴学校”的影响之下，蒙古地区出现了“蒙旗兴学”的热潮。虽然各盟相继兴办起一些学堂和书院等新的教育设施，却普遍存在教师缺乏、无教科书等现象。当时奉天提学张鹤龄聘请荣德为学堂教师，并委托他编纂教科书。荣德精通满蒙文，他认为以往的旧译本教材早已落后于时代，决定以《钦定满汉合璧四书五经》为蓝本，翻译蒋维介等编的《国文教科书》，并与李懋春共同研究审定各种名词术语等。经过2年编撰成《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
此教科书涉及面较广，包括天文、地理、历史、军事、道德、教育、衣食住行、医疗卫生、生理化学、动植物、矿产、工业、农业、商业、经济、书信、帐簿、契约、钱币、游戏、歌曲等内容。除第一册外，第二至十册前均附有目录。每册设60课，课程内容从名词、数词、词组到单句、短语、短文等由易至难编排。第二册第60课为“放假歌”，第八册后面附“合同议据式”、“合同关约式”等共10条，以供初学者学习使用。
该书另有清宣统元年蒙务局石印本，李纯如书店印本，民国元年（1912年）铅印本和奉天都督府抄本。《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全国蒙古文古旧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世界满文图书联合目录》等书著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