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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像2017-02-08阅读原文
秀才，举人，进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进士及第是中国封建社会读书郎晋身立业的重要途径。有清一代会试112次，山西共考中进士1456人，其中有一个榜眼、三个探花，没有状元。
成葆德 1946年生，山西晋城人。1964年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共阳城县委宣传部工作。1983年后历任中共晋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和长治市常务副市长等职。1996年至2006年任山西省文化厅厅长。
明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登科录 清朝科举会试112次，考中进士者26391人，其中山西籍1456人，占全国总数的5.5%。但历史分期状况是不同的，前期（顺治三年到顺治六年）3次会试，实行凭文取中，全国录取1100人，山西考中128人，占11.6%；中期（顺治九年到康熙五十一年）22次会试，实行分区取中，全国录取5190名，山西考中359名，占6.9%；晚期（康熙五十二年到光绪三十年）87次会试，实行分省定额取中，全国录取20101人，山西考中971人，占4.5%。个中原因，值得详究。 表面上看，早期山西考中进士者多，实际情况是，顺治初年满清并未完全统治中国，许多有“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不愿参加新朝举办的会试，加之新朝统治者为了笼络汉族读书人，扩大了进士的名额。顺治三年的一次会试，山西考中进士的就有70多人，阳城一县即考中10人，被称为“十凤齐鸣”，至今传为美谈。 顺治以后，山西考中的进士人数就下降了，从比例上看，是每况愈下。其中原因，有雍正的一个硃批：“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尤肯力农，再次者入营伍，再下者方令读书应试，朕所悉知。”雍正说这话的时候，晋商已成为一大商帮，纵横北方。发了财的晋商再回乡买地修房，炫耀乡里。这就成为一种导向，使得许多人家早早把孩子送出去当小伙计学贸易。东家掌柜们谁不喜欢聪明伶俐的孩子呢？我们今天看到的几处大院，就是当年晋商炫富的产物。放着经商致富的路不走，谁愿意去做寒窗苦读的穷秀才呢？当时有顺口溜：“从来致富要经商，甲第连云数票行，不见东邻谁氏女，秀才娘子破衣裳。”学贾行商成为山西社会风尚。 问题是，与晋商同样辉煌的还有徽商，怎么安徽的进士就多，而且中状元的也多，山西则进士少，而且没有一个状元呢？说到底，还是与当地的经济基础和文化教育有着极大的关系。清朝状元半数出在江苏，其次是浙江、山东、安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东南自古就是繁华之地，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当然中进士、中状元的人就多了。
一、文无第一 有清一代260多年，山西没有中状元的，只有一个榜眼和三个探花。常言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状元是皇上“点中”的，榜眼、探花可是货真价实的。山西的一个榜眼是山西朔州人王赓荣，他是光绪二年恩科一甲第二名。山西的三个探花是，闻喜县人乔晋芳，道光十五年乙未科一甲第三名；太谷县人温忠翰，同治元年壬戌科一甲第三名；稷山县人王文在，同治七年戊辰科一甲第三名。 王赓荣从小随祖父、姑父学习，家学深厚，及第后曾任翰林院编修、监察御史、广西浔州知府，并被推荐为“才堪大用”，上任后可惜不服水土，染上腹病，乞归故里。 乔晋芳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考官、学正等官职，然后方授实职。道光二十九年，45岁时任湖南常德知府。他严禁问卜算卦，端正民风世风，兴办教育，修复堤坝，受到重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带领军民和太平军激战80天，受到朝廷表彰。后因积劳成疾，辞官回家养病。 温忠翰出身官宦之家，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性格醇厚而谨慎。他走了一条非常顺利的科举之路，由举人而进士，然后入翰林，再然后任湖南学政，后官至湖北按察使。他在温州道台任上，曾聘请英国律师和美国人对簿公堂，是清代使用律师进行诉讼的第一人。他与友人杜石竹以道德相互期许，被山西在京官员称之为二圣人。光绪十二年因病致仕。温擅长文辞，行文酣畅淋漓，情理交融，而且还以善于抚琴著称。 王文在与许多一甲进士一样，入翰林，任主考，任学正，然后实授。和王文在同科的状元是洪钧，榜眼是黄自元。洪钧因赛金花而名扬，黄自元因书法而名扬，小说《孽海花》的人物原型就有他们三人。王文在居家以孝顺感人，居官以谦恭感人，处世以平等待人。他乐善好施，赈济贫困，受到当地人民敬颂。 这些人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并不是仕途坎坷，而是因为英年早逝，都只活了五十多岁。这和许多状元一样，要不因病乞归，要不辞官返乡，早早离开官场。常言道大器晚成，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上，没有多年历练和资历是不行的，破格提拔很难，但是，事情总有两面，许多官员回乡后大多从事教育和著述，这就促进了当地的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 二、凤毛麟角 进士状元多，说明一个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发达。但话说回来，中了状元，不一定就大有作为、就一定会成为治国理政的人才。一般来说，人才大都出在进士中，但不是每一个进士状元都能成为人才。科举考试考的主要是基础知识和技能，考的是“智商”，考不出为官从政的实际经验和能力，考不出“情商”。有的状元（包括进士）进入官场后，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或无所作为，政绩平平，或不思进取，平庸守成；或招权纳贿，损公肥己，或自甘淡泊，绝意仕进。曾经荣耀一时的进士、状元，便慢慢被人们遗忘，有的甚至被人们唾弃。试看清代一百多名状元，名垂青史，能让人们记起的又有几个呢？要说状元作为一个整体，有近三分之一英年早逝，有三分之一提前辞官回乡从事教育文化事业和慈善事业，还有三分之一左右在官场沉浮。在清朝前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明星，没有一个状元。 说到山西进士中的佼佼者，首先要说的自然是陈廷敬。陈廷敬原名陈敬，阳城人，顺治十五年（1658年）戊戌科进士，因为同科中有重名者，皇上便给他的名字中添了一个廷字。他入翰林，改侍讲，擢詹事，迁内阁学士，充讲官，掌教习，大部分时间是给皇帝讲课。陈廷敬的最高职务是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康熙皇帝对陈廷敬盖棺论定“宽大老成，几近完人”。最能引起人们对陈廷敬景仰的，是他主编了《康熙字典》。
陈廷敬故居皇城相府 孙嘉淦可谓是科举制度公平性的一个代表。孙嘉淦是山西兴县人，“故家贫，耕且读”，康熙五十二年中癸巳科进士，曾任吏部、刑部尚书，后又外放直隶总督。他废禁酒令，署理河工，修河渠五百余条，颇多建树，得乾隆赏识，又调湖广总督，几经沉浮，晚年又晋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他留在历史上的财富却是一折奏疏即《三习一弊疏》，史称“清代奏议第一”。疏中说“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为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这样的剖析，直指官场的恶习和腐败。《清史稿》评价：“嘉淦谔谔，陈善闭邪，一朝推名疏。”《清史稿》全文记载了《三习一弊疏》，使得对孙的记载是《清史稿》中最长的一篇。孙嘉淦居官有“八约”：“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这“八约”是孙嘉淦之自戒，也可为今日为官者戒。
徐继畬 徐继畬，山西五台东冶镇人，道光六年（1826年）丙戌科进士。他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和外交史绕不开的一个人物，也是清代山西进士中必须大书一笔的人物。他虽然生长在偏僻的山村，但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孔孟之道的教育，使他能够顺利地完成科举考试的“三级跳”。他长期在沿海地区任职，开阔了眼界，成为当时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进人物，他跌宕起伏的命运，映照了近代中国的政治风云。 最值得我们介绍的是杨深秀。杨深秀是闻喜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科进士。他的职务并不高，既不是尚书，也不是大学士，但他的声望高，知名度高，因为他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进了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主流媒体也多作正面宣传。1898年后，他参加强国会和变法活动，密切了和康有为的联系，和康广仁交情深厚。百日维新，上奏17折，痛斥守旧之弊，促光绪早下决心。慈禧政变后，他本来可以和康有为、梁启超一样能及早逃脱，他儿子曾力劝他出走，他严词拒绝，而是和谭嗣同一样，选择了舍生取义，冒死不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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