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迁海：三百四十年前深圳的一场灾难

公元1537年，明神宗万历元年首设新安县，抗倭能力大增，深港边民重新安居乐业。然而，清军入关，明朝灭亡，清廷为镇压南部沿海抗清复明志士发布的一纸“迁界令”，却给新安边民带来长达8年的迁徙之苦，这也是深港历史上曾有过一段短暂的由南往北回迁史。

为封锁郑成功，清政府下令沿海迁界

清康熙元年（1662年）春节刚过，欢庆喜悦的气氛还在新安县四乡的村村围围里飘荡，门前那大红的春联上祈福的墨迹尚未干透，晴空里炸响一声惊雷：要迁界了！

政府为什么要不顾百姓的死活，兴师动众地推行迁界的政策呢？原来清廷入主中原以后，仍遭到南方各地反清志士的拼死抵抗。特别是拥有强大水师的郑成功更是清政府的心头之患。清廷多次遣人前去招降，均遭郑成功的断然拒绝。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顺治皇帝同意兵部议复浙闽总督奏“沿海省份应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的建议，实施禁海令。

顺治十三年（1656）六月，清廷正式敕谕浙、闽、粤、鲁及江南各处巡抚总兵官，规定北自天津南至广东沿海岸线各省，严格禁止商民船只私自入海，用大陆产品货物进行海上贸易。有违反禁令者，无论军民，一律斩首；负责执行该禁令的文武官员有失职者，从重治罪。清廷采取禁海措施的目的是通过断绝海上贸易往来，阻塞大陆物资的出海渠道，使郑氏集团失去大陆货源和军品供应。

但禁海令实施数年，收效甚微。郑氏集团从沿海地区筹集到大量粮饷，并得到沿海居民的支持，“粮、饷、油、铁、桅船之物，靡不接济”。海内外的经济、政治联系并未被彻底切断，物资流动仍在隐蔽地进行。

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的水师浩浩荡荡开进长江，攻陷江南重镇镇江，直逼江宁（南京），朝野震惊。清户科给事中王启祚提出坚壁清野的建议。

顺治十八年（1661）正式发布迁界令。十二月，再颁《严禁通海敕》，指出：“郑成功盘据海徼有年，以波涛为巢穴，无田土力可以资生。一切需用粮米、铁、木、物料皆系陆地所产，若无奸民交通商贩，潜为资助，则逆贼坐困可待。”康熙元年（1662年）又下令，如有“通贼兴贩者，即行擒拿照通贼叛逆律从重治罪。”迁界令是禁海令的扩大和补充，是更加彻底地切断海内外经济联系的封锁措施。

迁界令下，新安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顺治十八年（1661）九月，清廷派出的钦差大臣前往沿海各省监督实行。十二月，广东水师总兵张国勋到新安县沿海巡边勘界。

康熙元年（1662年）二月，副都统科尔坤、兵部侍郎介山到广东推行迁界令，沿海的钦州、合浦、石城、遂溪、海康、徐闻、吴川、茂名、电白、阳江、恩平、开平、新宁、新会、香山、东莞、新安、归善、海丰、惠来、潮阳、揭阳、澄海、饶平等二十四州县居民均内迁50里，清政府在“东越饶平大城所上里尾，西越钦州防城的沿边划界”，于高处建炮台和报警烟墩，每隔二十里设一营盘，驻兵戍守。遇有越界者，即发烟示警，左右合围，予以捕杀。在界外地区不准人民居住，房屋全部拆毁，田地不准耕种，不准出海捕鱼，凡越出界者立斩。

康熙元年（1662年）三月，惠州协镇总兵曹志、广东抚标左营游击将军马应秀，督同营兵析界，驱民迁入五十里内陆。新安县这次迁界将迁去三分之二的地方。

当初百姓并不知道迁界的事情，尽管后来迁界当局在各乡各村贴出告示，安居乐业的百姓哪能说走就走，庄稼需要农民伺候，盐田需要灶丁忙碌，台湾的战火一时半会儿还不会烧到这里来，说不定皇帝又改主意呢，百姓真的不愿迁走。等到官兵露出凶神恶煞般表情来驱赶，百姓才不得已放弃希望和家产，携妻挈子，仓卒奔逃。据史书记载，初迁时，由于只限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以致被迁人民仓惶逃难，由于没有丝毫的准备，一家人只能野栖露处度日，年老体衰经不起折腾的毙尸路旁，惨不忍睹。

被迁的百姓开始还指望很快就能迁回，家人咬紧牙关，抱成一团，艰难度日，谁也不忍妻离子散。颠沛流离的日子久了，带出的银两也用尽了，生活毫无着落，就出现了“夫弃其妻，父别其子，兄别其弟”的凄惨场面。还有被逼得卖儿卖女的，“斗粟一儿，百钱一女”。有的地主根本 “不捐锱铢，不烦粒米”，就让人家全家都成了他的奴隶。那些无处安身的人家，身强力壮者去投军，混口饭吃，年老体衰者和妇女儿童就只能沿途乞讨。也有重廉耻的人家，不愿行乞，无计可施，就到荒野采来毒草研水，举家同饮而死。

官员不忍惨状，上书力争

见到百姓的惨状，那些所谓的地方官员也并非坐视不管，他们也日夜忙碌着安插的工作，只是迁民的数量太多了，而界内能安置的土地是那样的少，终不能救民众于水火。据史载：“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时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二“地语”谈到迁海时感叹说：“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康熙三年（1664年）五月，清廷“时以迁民窃出鱼盐，恐其仍通海舶”，又下令再迁三十里。八月，都统伊里布、兵部侍郎石图再次来到广东巡视边疆，拟续立界。再迁三十里，新安县的土地就迁完了。广东广西总督卢崇峻上疏说新安县在初迁时就迁得够多的了，人民生活十分困苦，乞求朝廷考虑，为了避免把新安县的土地迁光，只迁东西二路，共二十四乡。

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城守蒋宏闰、知县张璞逐东西二路二十四乡入界。

重兵把守的边界也并非那样天衣无缝的。

进士去求情，全村得幸免

在归德（今沙井镇一带）就出现一个口子，那是进士陈隽蕙撕开的。陈隽蕙，字仲之，新安县恩德乡三都衙边村人。顺治十一年（1654年），他参加甲午科广东省乡试，以《诗经》中式，成为一名举人。顺治十八年（1661年）赴京师参加辛丑科会试，登马世俊榜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他的性格洒落不羁，轻财好施，重友情，生平喜欢交布衣朋友。

迁界之时，他正候选于家，等待皇帝对他的任命。他的家在今天沙井镇的衙边村，这里的村民全以盐业为生，失去盐田将无以生存。看到百姓失业，他恻然不忍，就率村中父老，去恳求迁界当局给一条活路。由于他是前途无量的新晋进士，对于他的请求，没有什么官员会不知趣去驳他的面子，况且他也是为民请命，就同意特设立归德场口子。村民只要凭官府颁发的灶丁腰牌，就能出界晒盐煎盐，总算存活下来了。后来陈隽蕙选授河南卫辉府汲县知县，尽管该县地苦冲疲，但他“蕙洁己爱民，深仁厚泽，口碑载道”，离任时“行李萧然”，同僚和百姓都争着筹钱给他当路费。可以看出是个不错的清官。

当然，并非哪里都如归德场那样好彩，能有一个新晋的进士挺身而出为他们争哪怕是一丁点的生存权益。

新安无百姓，知县奏请撤县

康熙六年（1667年），由于已无多少土地和人丁可管了，县政府已维持不下去了，知县张璞不得已分别给总督衙门和巡抚衙门打了关于“将迁存地丁钱粮归东莞”的请示报告。结果还真批下来了，已建县94年的新安县就这样被迫取消了。因迁界而被撤县，这在康熙迁海史是绝无仅有的。

迁界对新安县来说，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康熙《新安县志》卷之三地理志：“邑地颇辽阔，人民向称辐辏矣，乃辐辏者皆沿海之区；财求向称饶阜矣，而饶阜者以鱼盐，亦在沿海之区。邑剖符于万历元年，后以边界故，归并东莞，在康熙之六年，迨八年而界展县复矣。

王中丞为民请命惨遭罢官，悲愤而亡

百年之内变迁至再，昔日之辐辏，今则晨星矣，昔日之饶阜，今则羸困矣。” 由于人民的反抗和赋税大量减少，康熙六年，广东巡抚王来任上疏请求复界。王来任《展界复乡疏》：

“广东巡抚王来任为谨陈粤境残黎困苦仰乞睿鉴敕复事：

臣自受命抚粤以来，目击时艰，忧心如捣。盖粤东之困苦，无如海边，迁民尤甚：前岁逆兵入寇，沿海边民，惨被荼毒，或被戮而尸骸遍野，或被掳而骨肉星分，或被横征而典妻儿，颠连万状，罄竹难书。纵有一二遗黎，亦是鹊面鸠形，枵腹待尽。抚泣兹土，目击情形，渐无补救之术，徒有如伤之怀耳。

“臣窃以为，折回田地之令一行，则妨农病民，其弊立见於目下矣。盖军饷实出于输将，输将实出于田亩：未有土地辟而课饷不殷给者也。臣计：折边田亩数十顷，岁纳粮米数十万石。自开复以来，兹蒙圣恩，轸念民瘼，蠲免十年，至今未尽征输。且以汤火方离，惊魂未定，若果加抚恤之仁，各抒安常之业，庶俾失所残黎，下以乐育妻儿，以供胥王国。今若迁其人民，弃其疆土，则海无渔盐之赋，田无输纳之贡，是欲益国，反损国也。此迁民未便者一。

“方今寇船成宗，游移海外，未敢辄犯海内者，赖有此边海之民，遇警则驰报汛哨，抵敌则执戈待御，民藉兵以自卫，兵藉民以相助，是边民如藩篱之一助也。今若弃彼民居，鞠为墟莽，贼得乖虚窥伺，潜聚窃发，掠境犯城，无所不至，是欲防盗，反开盗路矣。此迁民之未便者，又其一。

“粤东自寇盗之后，连年弁兵，未尽扑灭，梗横未尽倾心，特窥捕哨徂师西粤，纠党劫掠乡村，边境骇惶，难民载道，哭哀哀而告诉，见者惨目伤心。缉弭无策，伎穷莫奈。念彼小民无知，恒心因乎恒产，若一旦毁其室卢，失其常业，聊生无术，望救孔殷，将老弱相转沟壑，壮者流毒他方，酿祸非浅。此迁民之未使者，又其一。

“臣熟察粤境情弊，深悉小民机宜，幸际圣明普照，及逃亡之民，雨泽回枯槁之春，千载一时，不得不披沥冒渎也。如臣言可采，仰祈敕部速行，庶哀鸿有哺，毋致遗疑。臣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由于王来任在疏奏中，不仅为因禁海迁界而惨被荼毒的沿海边民呼吁，还指责“折回田地之令”妨农病民，干犯了清初基本国策，于康熙六年（1668年）十一月戊午被“自陈不职”而革职，广东广西总督卢兴祖也牵连着被革职。罢了官的王来任悲愤交加，一病不起，临死还不望身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新安百姓，留下遗疏一札，再次提到展界复乡之事：

“边界急宜展也。粤负山面海，疆土原不甚广。今概以海滨之地，一迁再迁，流离数十万之民，每年抛弃地丁钱粮三十余万两。地迁民移，而又以设重兵以守其界内之地。立界之所，筑墩台、树桩栅，每年每月又用人夫土木修整，动用不支不费公家丝粟，皆出之民力。

未迁之民，日苦派办；流离之民，各无栖址，死丧频闻。欲民生不困苦其可得乎!臣请将原迁之界悉弛其禁，招徕迁民复业耕种与煎晒盐斤：将港内河局撒去其桩，听民采捕；将腹内之兵尽撤，驻防原海州县，以防外患，于国不无小补，而祖宗之地又不轻弃，于民生大有裨益。如谓所迁弃之地，丁虽少而御海之患甚大。臣思设兵原以杜卫封疆而资战守，今避海寇侵掠，虑百姓而赉盗粮，不见安攘上策乃缩地迁民，弃其门户而守堂奥，臣未之前闻也。臣抚粤二年有余，亦未闻海寇大逆侵掠之事，所有者仍是内陆被迁逃海之民相聚为盗。今若展其边界，即此盗亦卖刀买犊耳。舍此不讲，徒聚议，不求民瘼，皆泛言也。”

周有德上书请求新安展界复乡

一月后，山东巡抚周有德升任广东广西总督，国史院学士刘秉权任广东巡抚。周有德，字彝初，汉军镶红旗人。他一直对禁海的政策不以为然，早在康熙三年就多次上疏，请宽山东沿海登、莱、青三府海禁，俾居民得捕鱼资生。他到任后，亲临边界巡视，了解民生疾苦，并看到前任巡王来任的展界复乡遗疏，感慨万千，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完成前贤未完成的事业。他不仅将王来任《展界复乡遗疏》递了上去，还上疏道：“广东沿海迁民，久失生业，今海口设兵防守，应速行安插，复其故业”，明确表示支持展界复乡。

康熙七年（1668年）八月，皇帝派都统特晋到了广东，和平南王尚可喜、总督周有德、巡抚刘秉权和提督等会勘广东沿海边界，见迁民流离状，上疏请求立即复界。疏中写道：“前者，待会勘至竣，始请安插，恐时日稽缓，开垦艰难，牛种不能早办，有误春耕，至是遂令复业。”这时，流离失所在外多年的迁民盼望回家的心依然强烈，听到总督上疏请求复界的消息，无不欢欣鼓舞，满心都充满了感激。

十月，总督周上疏请先展界，而后设防。他在奏章中写道：“界外民苦失业，闻许仍归旧地，踊跃欢呼。第海滨辽阔，使待勘界既明，始议安插，尚需时日，穷民迫不及待。请令州县官按迁户版籍给还故业。”同年十一月戊申日，兵部议复周有德的上疏，康熙皇帝下了一道圣旨：“着都统特晋等，与该藩、总督、巡抚、提督会同，一面设兵防守，一面安插迁民，毋误农时，致民生失所。”

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周有德的父亲病故，按照封建礼教制度，他应该离职回家“丁父忧”三年。平南王尚可喜上疏言，沿海兵民，方赖经营安辑，请命在任守制。康熙皇帝在奏折上写了“钦此”二字，周有德就在任守制三年，也就是边工作边守孝。直到康熙九年，展界复乡的工作搞一段落，他才被允许回京师为父亲治丧。

新安复县，重建之路漫长而艰巨

康熙八年（1669年）正月，清廷下令允许康熙三年的迁界地区得恢复原籍，但康熙元年的迁界地区尚属于界外禁区。当奉旨特派钦使会同广东广西总督周有德到广东各地勘展边界时，各地的百姓都涌到路旁，远迎这些为他们带来福音的官员，欢呼载道，群情振奋。

这一年的七月，康熙皇帝批准恢复新安县，知县暂由番禺县丞路一鳌代理。

康熙九年（1670年）七月，知县李可成莅任。李可成，辽东铁岭人，好集又，由官生知县事。他这一任的知县可不是那样好当的。他所管辖的地方被人们抛弃了八年，要重建谈何容易。他在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复修《新安县志》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可成于复邑之次岁庚秋承乏于斯，计迁而复十几十载矣。老幼委沟壑，壮者散四方。每登高一望，荒草颓垣，即欲闻泽雁之鸣，沓不可得，岂无子遗。虽加意招徕，颠沛难存也。于是资之牛种，辟菜开疆，教以鸠居于茅，撤土盖。越一岁，而归来仅有者；又越一岁，而归来少有者。维时县治久墟，无内外防。每期望集一二遗黎，助以耕凿荒土，立谈未尝不相对欷?泣下。盖手口荼苦，官与民均在。况瘁中尤可虑者，孤城临海，面接大洋，佛堂门为全粤门户。萑符未靖，伏莽多虞，苟非外御，何可内宁。爰?爰度。凡城垣、县治、台寨、营盘，靡不捐资修葺，以捍外侮，于时庶政可次第举也。”

新安县的恢复重建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李可成和他后任们无不以招民开荒为急务。据康熙《新安县志》记载，清初，新安县人口6851人，康熙元年、三年两奉迁析，尚存人丁2172人；经过康熙八、九、十年招复迁移人丁1648人、食盐课银口1501人，康熙十一年达到3972人；康熙十一年招复迁移人丁192人，康熙十二年招复迁移人丁235人，康熙十三年招复迁移人丁25人，康熙十七年招复迁移人丁17人，康熙十八年招复迁移人丁59人，康熙十九年招复迁移人丁20人，到了康熙二十年全县的人口才达到4525人。可见人口的招复是多么的艰难。其实，开荒的任务并不轻松。清初，新安县的土地（田地山塘湖陂海溪涌坦）4039顷56亩7分6厘5毫。康熙元年、三年两奉迁析，尚存熟田山塘1013顷57亩2分4厘8毫2丝1忽。

康熙八年，署县路一鳌督垦复原续编迁移田地196顷19亩8分5毫1丝1忽；康熙九年，知县李可成督垦复423顷56亩5分4厘6毫4丝；康熙十年，知县李可成督垦复671顷94亩8分8厘7毫；康熙十一年，知县李可成督垦复164顷92亩8分3厘9毫1丝；康熙十二年，知县李可成督垦复148顷45亩3分5厘2毫零5忽零5忽1微；康熙十三年，知县李可成督垦复3顷83亩6分7厘9毫；康熙十七年，知县张明达督垦复8顷29亩1分9厘6毫；康熙十八年，知县张明达督垦复21顷54亩8分6厘9毫2丝1忽；康熙十九年，知县张明达督垦复9顷59亩9分2厘；康熙二十年，知县张明达督垦复103顷67亩零1厘2毫9丝；康熙二十一年，知县张明达督垦复90亩9分4厘；康熙二十三年，署县任溉督垦复566顷94亩2分5厘3毫2丝5忽；康熙二十四年，知县安定枚督垦复119顷46亩5分2厘8毫1丝4忽，又垦复老荒2顷25亩6分7厘8豪4丝；康熙二十五年，知县安定枚督垦复1顷50亩9分7厘1毫；康熙二十六年，署县程起周督垦复71亩7分1厘4毫2丝3忽……就是这样，经过一又一年、一任又一任的努力，新安县的经济才逐渐得以恢复。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台湾平，大奚山诸岛尽复业居住耕种，遂撤海禁令，船只捕取鱼虾如旧，特行印烙。

康熙廿二年（1683年），收复台湾，解除了来自东南海上的郑氏势力的威胁。康熙廿三年（1684年），取消禁海迁界的法令，沿海岛屿居民得以恢复正常生活，社会趋向稳定，经济日渐复苏，因迁界而荒芜的沙田，复界后也逐步得到垦辟。

《康熙新安县志》卷十一有这样一段议论：

“迁移之苦，弃故居之田里，新徙之蓬蒿，其有重载者，尚可久免于流离；其贫窭之家，卒然失业，仰给无，父子不相顾，夫妇不相保，充营兵投奴隶，难以悉畋。及复归，死丧已过半，幸而归者，牛种无资，编茅不备，亦未易以安生也。李侯给具劝耕，悉心招徕。烦刑苛政，既无扰之，春台有其渐矣，而鱼盐失利，货用艰运，不能望于当宁焉。”

算是当时的人们对康熙迁海的看法，新安县为康熙迁海的政策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三百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读这段历史的文字，也许真的是那样遥远渺茫……

【来源：深圳文史第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