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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口古渡是挂靠在万里黄河之上自然人文相得益彰、不可多得的“写意长卷”。
河曲因黄河于此拐弯而得名。汤汤之水自西转南而去,城水相依,而主要一个渡口就在城西边的黄河拐点上,名曰西口古渡。半岛县城过去叫河保营,更早还叫过灰沟营。这屯兵的营子之所以选在黄河拐弯处,不是因为风光秀美,只因这里是三省交界,古渡有黄河、长城两道屏障,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
黄河是天然屏障,它把一处谷地城郭一分为二化作围城;另一种意义上说,黄河更是通衢,桥连两岸,舟济一线,顺流逆流,驾河逐远……
西口古渡对过是一条通往内蒙腹地的西口古道,它和黄河一样是连接两个民族亲缘所系的红丝线。打弯的黄河像一张拉圆的弓,渡口就是弓弦中点,汉胡千里一箭穿,是射大雕之箭,也是丘比特之箭。两厢里有过连绵不断的刀兵相见,更多更长久的是两岸三地的和睦相处。
睦邻而处的主要形式是“三通”:通农、通商与通婚。“二姑舅捎来一封信,他说是西口外好收成”,单单一个河曲小县跑到西口外“落草”的“二姑舅”到底有多少?实难估量,大致说,是现在口里河曲人口的两倍还多。据最新丁氏家族的确切统计,他们总共约15000人口中,将近7/8 移居到了口外。我想,那么多“二姑舅”都要在此古渡口挥泪而别,真不是一般气象了。不管是悲伤的泪还是激动的泪,“泪蛋蛋能把个船漂起”。
作为1940年就解放了的革命老区,河曲另一拨离家的队伍则反向而行,顺流南下,直奔红色延安。与走西口“落草”族相对应,那是一支“朝圣”族,遍布西南各省。时谓“此处不留爷,爷爷投八路”。他们口里唱的不再只是“哥哥长来妹妹短”,更添了一曲雄壮激越的《保卫黄河》。
现在的河曲县城和这个古渡口相比,显得年轻了些。早年的县城,距当今县城约50公里。那里有著名的宋代“火山王”杨家将的故事,有明末王家胤农民起义军的故事,有“西口名刹”海潮禅寺的文物古迹香火薪传,还有火山明焰、朝阳洞烟、阳沔封冰、河涯禹迹等一系列水火一炉的山水奇观。好端端一个县城为何北移?我想,究其实,是要追随一个西口古渡吧。
有两任清朝县令所修的碑记可以引录存照。
刘日暄《移驻县治碑记》道明了县城迁移的原因:“于乾隆二十七年,以河保营云集交衢之地,五方杂处,兵民繁错,烟户十倍旧城,爰奏请移驻,以资弹压,奉旨谕允。”就是说,乾隆二十七年,由于河保营水运交通发达客商云集,流动人口增多,兵民混杂,总人口达到了旧县城的10倍之多,为有效维持社会治安,于是奏请朝廷搬迁县衙,结果皇上老儿欣然应允。可见“移驻县治”的理由就是西口古渡引来了商业繁荣人口剧增,旧县志上有诗为证:“一年似水流莺啭,百货如云瘦马驼。”
另一叫金福增的县令撰立《重修河曲县城碑记》,碑记开始即说:“县治向在旧城,乾隆二十九年,前县刘君日暄移驻灰沟营,又名河保营,即今治也。”从二十七年到二十九年,从动议到完成看出又用去两年,可见新城建设工程浩繁。碑记接着对历任县令修建新城的“接力赛”作了回顾,特别提到了一个张姓县令:“迨张君灿斗视事,颇有政声,定以所集船捐作为补苴之费,遂将东南城阙次第缮完。”可以看出,修城用的是“船捐”,而“船捐”来自于码头,这是西口古渡的功劳了。只是轮到他金县太爷大兴土木之时情况有变:“唯是船捐一项,近因夏州多事,商贾鲜通,岁入无余,不得不借资民力,爰集邑之?绅父老,设法鸠资。幸邑人好义急公,输将恐后,未及匝月,已得钱四千余缗。于是楼橹门墙,依次修筑”,其时为同治七至八年。虽然一时“船捐”不足,可是码头渡口已经培养起来“民力”,后来县城商户中就有张端、王梦等“十大富豪”之传,可见当时民营商业企业已是盛极一时不可小觑了,这当然又是离不开水旱码头交通枢纽的栽培功劳。一时受挫皆因战乱,可也有因祸得福的时候,1927年军阀混战铁路运输受阻,黄河水运大动脉功能凸显,当年河曲税收竟夺全省之冠。有山西省政协编印的《文史资料》为证。端着如此的“金饭碗”,也就难怪“金县令”的碑文写到最后,文采飞扬到有点跋扈的程度:“火山峨峨,环以长河;天堑之险,此焉称多;带砺可守,金汤不磨;自今伊始,永息干戈!”
打我参加工作初入县城的1970年代,古渡码头依然商埠气象,人来货往水运繁忙,主要货运是两岸的硫磺、煤炭等所谓“黑、白、黄”资源,只是那时广场之地,是河曲的机械厂房和内蒙的硫磺仓库。又三四十年过去,昔日古渡码头繁荣依旧,却不断地更换着内容。人间正道是沧桑,唯古渡涛声见证着西口边城的新陈代谢此消彼长……
“秦始皇,跑马修边墙”,边墙是老百姓对长城的俗称。从岸到河北望,首先看到的是长城然后才是黄河,位居古渡广场中心的河神庙的后背就是一截子长城,长城和黄河在这里胜利会师,立于此地的护城楼也是老百姓对长城敌楼的俗称,它是万里长城之上难得保存完整又相对独立的军事建构,其碑记写明建于明万历四年。其门头匾额写有大大的“镇虏”二字。是岳飞《满江红》词中“饥餐胡虏肉”那个“虏”,也是孙中山“驱除鞑虏”之“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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