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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任文彪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中国钱币博物馆工作人员； 原文载《史学月刊》2016年第1期，注释从略。 专题研究
金代社稷之礼再探 任文彪
社稷在古代是国家政权的象征，故历代王朝多自开国之初就建坛崇祀。在国家祭祀体系中，社稷的重要性仅次于天地，而与宗庙不相上下，常常并称为宗社或庙社。此外，社稷又为天下通祀，除国家社稷也即太社、太稷之外，下至州县、乡里也莫不崇祀。故社稷祭祀在中国古代实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非寻常祭祀可比。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开国以后逐渐仿效中原王朝的传统建立起各项国家制度，社稷礼也是其中之一，但举行的过程却充满了曲折，《金史》的相关记载又语焉不详，需要认真加以考索。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十分薄弱，只有徐洁《金代社稷祭礼考述》一文（以下简称“徐文”）做过专门探讨。此文大体论述了金代社稷祭礼的发展过程、祭祀仪节及意义，但所论仅限于国家层面，且其中的一些观点值得商榷。有鉴于此，本文首先针对金代国家社稷礼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提出新的看法，以探明其发展脉络。其次，州县与民间祭祀社稷的情况也是全面考察金代社稷礼的重要层面，而已有研究皆未涉及，本文勾稽《永乐大典》和方志文献等稀见史料，力图展示其基本面貌。
☆☆ 一 关于金代国家社稷礼的几个问题 ☆☆
金代自熙宗朝开始讲求社稷之礼，至世宗、章宗朝始修举完备。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问题值得讨论：一是社稷坛的建设，二是常祀之礼的举行，三是祭祀社稷的日期。本部分即围绕上述问题展开。 熙宗、海陵、世宗三朝都曾建设社稷坛，《金史》中与此相关的记载主要有三条。第一条在《熙宗纪》中，说皇统三年（1143年）五月，“初立太庙、社稷”；第二条见于《海陵纪》，说贞元元年（1153年）闰十二月，“定社稷制度”；第三条则在《礼志》中，称：“贞元元年闰十二月，有司奏建社稷坛于上京。大定七年七月，又奏建坛于中都。”这些记载既不完善，还存在有问题。正如前贤所指出的，熙宗皇统三年始于上京建社稷，则海陵贞元元年所建当在中都燕京，那么《礼志》所谓“建社稷坛于上京”者则有误。而且，熙宗与海陵时代所建社稷坛是否完工，《金史》中没有明确记载，现存史料中也找不到熙宗与海陵举行过社稷祭礼的证据。 需要说明的是，史籍中有熙宗朝曾在举行大礼前祭告社稷的记载，如皇统元年于燕京受尊号，遣完颜奭“告天地、社稷”；二年，于皇子济安剪鬌后，在上京遣“都点检常胜奏告天地、社稷”。然此时尚在皇统三年五月初修社稷坛之前，只能是“设位而祭”。海陵天德二年（1150年），则据《五礼精义》“社稷，地祇之属，不必皆告”的说法，直接省去了大礼之前奏告社稷一节。徐文据《大金国志》大定二年（1162年）正月世宗“入都于燕，告祠天地社稷”的记载，认为海陵时已建成社稷坛。但《大金国志》出自元代书贾之手，所载多宋人传闻之词，往往不可信据。而且《金史》明言，世宗于大定元年十二月至中都，到达次日“谒太祖庙”，并未祭告天地社稷，并且大定七年（1167年）以前世宗举行其他大礼时也不曾祭告社稷。因此，《大金国志》之言似不足信。 金代社稷坛之建成、社稷礼之举行，有明确史料可稽者，始于大定七年秋季。前引《金史·礼志》中有言，是年七月“奏建坛于中都”。闰七月，又曾讨论祭社稷日遇雨如何行礼，八月就举行了首次社稷祭祀，并确立为国家常祀，每年春、秋二仲月行礼。这在《金史》中虽无明确记载，但从《大金集礼》所录祝文可以推知。《大金集礼·沿祀杂录》记载了海陵和世宗时代各种祭祀所用的祝文，其中就包括社稷祝文，且标明以“大定七年仲秋为始”，可知此年仲秋八月为祭祀社稷之始，而社稷坛自然在此之前已建设完毕。既称“为始”，则祝文之使用不限于本次祭祀，而是已经拟为定本，为以后祭祀所沿用。其中太社、太稷祝文均称“谨因仲秋/仲春，式荐明祀”，两配位后土勾龙氏、后稷弃的祝文则称“爰兹仲秋/仲春吉日”，故知祭祀时间在每年的仲春二月和仲秋八月。常祀为有司行事，太社、太稷的祝版由皇帝御署，故祝文称“嗣天子御署谨遣摄太尉具衔位臣某”，两配位祝版则不需御署，故称“尊号皇帝谨遣摄太尉具衔位臣某”。在此之后，还曾多次讨论过与祭礼相关的事项，如大定九年二月讨论祭社稷日是否免朝、十年二月讨论祭社稷祝版是否当御署等等，但这都是一些具体细节，主要的制度当在七年秋季就已确定。 世宗时代社稷之礼已经举行，然《金史·章宗纪》中却言，明昌四年（1193年）二月“始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祭社稷”。这条史料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如徐文即据此推论，金代自明昌四年始定社稷为常祀，而之前的社稷祭祀活动几乎都是非常祀，是遇到国家大事或灾情异兆时所行的奏告之礼。徐文此说显然不能成立。前已有述，金代社稷自大定七年定为常祀，绝不止是祭告之礼，如大定九年二月、十年二月皆曾祭祀社稷，而当时并无大事或者灾祥，很明显就是常祀。 那么，《金史·章宗纪》的这条记载又该如何理解呢？笔者以为，明昌四年的新制并非定社稷为常祀之始，而是将祭社稷的日期固定在了春、秋二仲月的上戊日，而大定时祭社稷虽然也在二月和八月，但具体在哪一天并不确定。下面这条材料就很能说明问题。大定十四年（1174年）四月，有地方官府请求明确国家大祭祀及致斋的日期，以便当日不决死刑。礼官检讨称：“看详除或遇郊坛亲祠，自有预先降诏颁下日月外，其余宗庙、社稷、时享止是预前日近择日，其远路州府开报不及。”当时除了郊坛亲祠（实指大定十一年南郊）曾预先将祭祀日期诏告天下外，其他大礼如宗庙时享、社稷时祭都是在临近事前不久始择定日期，来不及报知远方州府。由此可见，大定年间祭社稷的日期并不固定，而明昌四年的新制改变了这种状况，将祭祀日期固定在了二月和八月的上戊日。 由不定日到定日，这一变化与中国礼制史上社稷祭祀日期的演变趋势相一致。根据《通典》记载，东汉每年二月、八月祭社稷，至北魏进一步明确在二月和八月的戊日，隋及唐初皆承之，但具体是在上戊、中戊还是下戊，则需要通过预先卜日来决定，如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二月祭社稷用的就是中戊，到玄宗朝编定《大唐开元礼》时则已固定在上戊日。可见在礼制史上，祭社稷的日期经历了由不定日到定日的发展过程。金朝在大定七年确立社稷制度时，并未沿袭唐玄宗以来用上戊日的传统，那么是否用戊日呢？现存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有线索表明很可能如此。大定九年（1169年）二月礼官讨论祭社稷日是否免朝时，曾称：“今月一日春祭太社稷行礼日，有蒙免朝。”是年正月戊午朔，三月丁巳朔，即此可推知，二月一日的干支应是戊子或丁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称是年二月戊子朔，若其说不误，则此年春祭社稷用的就是二月的戊日。再结合历代礼制似可推论，大定时祭社稷虽无定日，但很可能也是用二月和八月的戊日，至明昌四年始采用唐玄宗朝以来的制度，固定在了上戊日。 金代自大定七年以后，社稷之祀始终奉行不辍。明昌五年（1194年）礼官称，“我国家自祖庙褅袷五享外，惟社稷、岳镇海渎定为常祀”，就说明了社稷作为常祀的稳定性。宣宗时迫于蒙古的压力，迁都汴京，国势衰弱，但贞祐四年（1216年）二月，即命礼部尚书张行信提控修奉社稷；十月，又命张行信摄太尉奉安社稷，唯礼乐咸閷其数。这既说明南迁君臣仍着意讲求其礼，又体现出由国事紧张而导致的权变。总体来说，社稷作为常祀之礼，其地位与实施情况是相当稳定的。
☆☆ 二 金代州县社稷之礼——以《太常集礼》所见资料为中心 ☆☆
关于金代州县社稷之礼，《金史》中的记载寥寥无几。《金史·章宗纪》载，明昌二年五月，“诏诸郡邑文宣王庙、风雨师、社稷神坛隳废者，复之”。州县社稷祭礼之不修，自北宋已然，金代前期想必亦如此。章宗锐意于礼制，始诏州县修复社稷神坛，其祭礼之举行当亦在此前后。至于坛壝之制、行礼仪节，《金史·礼志》中仅有如下记载：“其州郡祭享，一遵唐、宋旧仪。”仅凭这样含混笼统的描述，显然无法了解金代州县社稷礼的具体面貌。幸运的是，《永乐大典》卷二〇四二四“稷”字目下所引元代《太常集礼》中尚保存了有关金代州郡社稷祭礼的详细资料。然而，这一珍贵史料迄今尚未引起金代礼制研究者的注意。《太常集礼》全名《大元太常集礼稿》，共51卷，为李好文、孛术鲁翀等所撰，成书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载录了文宗以前的礼乐制度沿革情况。据此书记载，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十一月，由于华州知州奏请订正州郡社稷之礼，太常寺博士厅遂检讨典故拟定进呈，其依据的主要是“《集礼》”。有学者指出，这里的《集礼》只能是《大金集礼》。这一结论有待进一步深化，元贞时所引《集礼》固为金代典籍，但《大金集礼》所载内容止于大定末年，而金代修举州县社稷礼始于章宗明昌年间，其制度不当载于《集礼》。据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记载，金代除《集礼》外，尚编有《续集礼》，其书虽不传，但所载当为章宗以后的礼制无疑。元贞时礼官所据当为《续集礼》，故其内容于今本《大金集礼》无考。 《太常集礼》保存的资料为深入考察金代州郡社稷祭礼，特别是与唐、宋之制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关键的线索。《金史·礼志》谓金代州郡祭礼“一遵唐、宋旧仪”，但唐、宋之制原本不尽相同，金代制度到底承唐还是承宋，有无自身特色，若没有《太常集礼》的资料，实无从考察。今以《大唐开元礼·诸州祭社稷》作为唐制的代表，《政和五礼新仪·州县祭社稷仪》作为宋制的代表，将金制与二者进行比较，择其差异明显且较具代表性的条目列表如下。 从表中可以看出，金制与唐、宋之制皆有同有异。在列出的十五个条目中，坛制、祭祀日期、望瘗位、每位祭器之数、神位席、八笾之实、初献奠币、初献饮福受胙、亚献饮福、撤豆时间、祝版处理等十一项与唐制相同；瘗坎一项与宋制相同；斋戒、三献之位、烹牲时间三项则与唐、宋之制皆不同。 祭祀日期一项，需要稍作分析。《大唐开元礼》对地方政府祭社稷的日期没有明确规定，从后土勾龙氏祝文“爰以仲春仲秋，厥日惟戊”句知，是用二月和八月的戊日。同为唐玄宗敕撰的《唐六典》则称：“凡州、县皆置社稷，如京、都之制，仲春上戊，州、县官亲祭；仲秋上戊亦如之。”以两书相互印证，可知玄宗时地方政府以二月和八月的上戊日祭社稷。宋制与唐制不同，《政和五礼新仪》规定地方政府祭社稷用春社日和秋社日。春、秋社日是根据立春、立秋的时间决定的，虽然也用戊日，但不一定在二月和八月的上戊。宋代以立春、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为社，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二月十六日戊寅社，淳化四年（993年）二月二十日戊寅社，均在中戊，而“绍兴癸亥三月一日社，绍兴丙寅正月二十八日社”，已经不在二月。这样一来，地方政府祭社稷的日期便不能固定，必须随社日的变化而变化。金制固定在二月和八月的上戊日，与唐制相同，也与明昌四年所定朝廷祭社稷日相同。 《金史·礼志》关于金代州郡社稷之礼“一遵唐、宋旧仪”的概括是不准确的，金制也有与唐、宋之制皆不相同的地方。如斋戒，唐制依人员身份分为三等，刺史散斋于别寝二日，致斋于厅事一日；亚献以下与祭之官则散斋于正寝二日，致斋于坛所一日；从祭之官则清斋于公馆一日。宋制所有行事执事官员都散斋于正寝二日，致斋于祠所斋舍一日，与唐制亚献以下与祭之官相同。金制消弭了初献与亚、终献以下与祭之官斋戒的差异，这点则与宋制相同，但其斋戒场所则与唐制初献刺史相同，而且从祭之官仍致斋于公馆一日。又如三献之位，唐制初献与亚、终献设位不在一处，宋、金之制都消除了初献与亚、终献的不同，但金制设位却与唐制初献设位之处相同。再如烹牲时间，唐制在祭祀当日未明之时，宋制在前一日未后一刻，金制也在祭前一日，但在未正三刻。从这三项来看，相对于唐制而言，金制与宋制的发展方向是相同的，在一些环节消除初献与亚、终献的差异，将烹牲日期提前一天，都使得行礼仪节趋于简化易行。但宋制在另一些方面，如尊罍的设置上较唐制大为丰富，金代则仍袭唐制。 综合来看，金制对于唐、宋之制皆有所继承，但与唐制的共同点更多一些，从最基本的坛制大小、祭祀日期、祭器数量一直到行礼仪节，都与唐制更为相近。实际上，金代州郡社稷礼的文字叙次也与唐制十分相近，应该是以《大唐开元礼·诸州祭社稷》为蓝本而拟定的。金制与宋制完全相同的，则只有瘗坎位置一项。其他如斋戒、三献之位、烹牲时间三项，其改革趋势虽与宋制相近，但具体细节又具金代独有的特色。可以说，金制是以唐制为基础，吸收少量宋制，又结合实际情况损益而成的。 需要说明的是，元代《太常集礼》所引述者只是金代州郡祭社稷的制度，而不包括县级祭社稷。但明昌二年章宗诏“诸郡邑”修复社稷坛，应该是对州、县两级政府而言的。唐宋之制，州与县祭社稷的制度基本相同，《大唐开元礼》虽然分列《诸州祭社稷》和《诸县祭社稷》，但二者除了行事官员职位不同外，实无多大差别，故《通典·开元礼纂类》即将二者并为一篇；《政和五礼新仪》也直接合并为《州县祭社稷仪》，其中不再出现官员职位，而径以初献、亚献等代之。依此推论，金代州、县之制也应相去不远，根据州制来推论县制的情况，即使不中，亦当不远矣。（未完待续） 文中所注表格略 关于《史学月刊》网站的公开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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