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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点者（改定者）研究
与《金》作者一样，崇本的评改者也没能留下姓名，自从崇本评点及其艺术魅力被发现以来， 关于崇本评改者的研究就一直在争论探讨，各抒己见。研究者们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崇本的改定者和评点者实为一人。但也有巨大的分歧，比如对谁是崇本的评改者，就一直争执不下。三十多年逐渐形成了李渔说、冯梦龙说、汤显祖说、谢肇淛说。 （一）李渔说 李渔说的最先提出使得它在研究者中拥有很大一批支持者，不过，近年来的研究逐渐以新的文献证据对此提出了质疑，看来此说还有待继续论证。 首倡此说的是刘辉，他在其专著《<金瓶梅>的成书和版本研究》的《<金瓶梅>版本考》[10]一节提及了这个问题，并举出了4 个例证来证明李渔评改崇本的确凿性。 首先，首都图书馆藏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第一百回图后有“回道人评”，而在李所著小说《十二楼·归正楼》和署名“李笠翁先生著”的《合绵回文传》也出现了“回道人评”和“回道人题赞”的字样。 首都图书馆藏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其次，李的“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序》中有“讥刺豪华淫侈，兴败无常”等语，与崇本九十回眉批“凡西门庆坏事必盛为播扬者，以其作书惩创之大意故耳”完全合拍。 最后，《张氏族谱·司城张公传》一文曾记载李和竹坡父张（志羽）交往过从甚密，这让张竹坡批评本“所有早期刊本，无一不署为‘李笠翁先生著’”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吴敢认同刘辉的观点， 并在刘辉的最后一条材料中加进了更多的文献考证，几有坐实的趋势[11]。 于此全盘接受的还有胡文彬，他论之一——绣像本时，同意刘辉的考证并认为“崇祯本”这个概念本就全无实据[12]。 支持此说的还有沈新林的长文， 他的文章列举了很多论据，但不少论据略显牵强，兹综述余下，以供学者辩证。 沈新林的研究秉承刘辉的论点， 认为崇本的改定和评点者均是李渔无疑，他主要从评点者与李渔的文艺观、李渔的身份、李渔喜好评点和张竹坡“第一奇书本”署名“李笠翁先生著”的角度来进行论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考订，由此推断出李渔评点刊刻的原因和时间。 从文艺观的角度论证上， 沈新林首先指出评点者较注重的是作者的主观命意而非作品的客观意蕴。而评点关于“人情”、重劝惩的文艺观正是李渔文艺观的核心。这里，沈新林引证了李的《香草亭传奇序》：“卜其可传与否，则在三事：曰情、曰文、曰有裨风教。”同时指出这应当是李渔在评点《金》时对文本描摹人情津津乐道的原因。在重劝惩的文艺观上，沈举出了《闲情偶寄·凡例》中“归正风俗”、“警惕人心”的写作旨归为证。其次沈新林认为李晚年的小说《肉蒲团》恰恰反映了崇评的文艺观，其第一回中的“止淫风借淫事说法”恰恰是崇评“稍有风流罪过之人，未有不通身下汗者”的主旨，并认为李评点《金》是他创作《肉》的动机，同时他在创作中也继承了《金》那种过度描摹性爱场面的写法。再次，另有“针线”、“嬉笑怒骂皆文章”的评语字样也正和李的文艺观若合符契。笔者认为，仅这些推论尚无法成为坐实缘由，李渔在明末清初的文坛上无异于“巨擘”式人物，他的观点反映的不仅是个人，而是时代的文艺思潮，所以仅凭文艺观的类似无法证明崇评确为李所作。 从李渔的身份上， 沈新林首先从评点中屡次出现的东方朔谈起，如第六回“王婆妙舌，应是曼倩（东方朔字）一流人。”指出东方与李在满腹经纶却被同被目为“滑稽”、“优孟”命运上的同病相怜，推断评论中寄托了李物伤其类的愤慨。其次，从李渔一生贫穷，不得不经常告债与评语中“穷鬼已自可怜，而复写一段保暖富贵受用与之相形，恶甚”有相通处。其次，李渔早年无子与晚年连得7 子与七十五回评语“有妾者何等便当”句、六十七回“猛可半夜又钻出这个业障来”，眉批“有子者往往以为真，而无子者必以为骄，必也有子者忽而失其子，无子者忽而多其子，而后知其言之为真为骄也”好似有共同的声口。其次指出两条眉批，其分别为五十四会西门游内相花园，上有眉批“铺叙园林丘壑，颇有别致，不似内臣家一味铺排偶丽”，一百回眉批“所谓芥子纳须弥亦作如是观”。这两条眉批与李渔的园林构想、他的“芥子园” 名字来由有着共通的构思。再次是评语中所谓“病”、“药”、“疾” 等的医学术语和李出身医药世家；“收煞”、“花面”等戏曲术语与李的戏曲创作、理论成就；大量苏北方言与李出身江苏如皋均有着巨大的相似性。笔者认为，这几条证据均属推论，不是确证，尤其是医学术语的指出，与“灵枢”、“素问”、“伤寒”、“骨蒸”等相比，文中所举词汇不过是一般的口头名词而已。倒是戏曲术语和苏北方言，笔者认为是两条有价值的发现，可以继续深入。 第三，沈新林指出李喜好评点，并曾化名“莫愁钓客”与“睡乡祭酒”杜浚一起评点他自己的传奇《巧团圆》。然而更重要的， 他认为与李生活年代相近的张竹坡及其评本扉页的“李笠翁先生著”字样更能说明李评点与改定的问题。他首先举出《道光铜山县志·张（志羽）》《张氏族谱·传述》中引胡诠《司城张公传》证明李和张家有着密切的交游，并举出李所赠竹坡伯父张胆的两幅对联说明两家交谊的深厚，并得出竹坡因家庭交往而对李的文风、文艺观甚为熟悉，因此竹坡的题署可信无疑。但黄霖曾在《张竹坡及其<金瓶梅>评本》[13]一文中以翔实的文献材料指出张胆的仕宦之家与竹坡的寒门之家过从甚疏， 因此张评中才有着如此鲜明的“冷热”观，所以通过论证张胆与李的交游来证明李与竹坡的关系似乎属于想当然。其次，他认为张喜读李的作品；又“第一奇书”《金》属于李曾首提过的“四大奇书”之一，而此名是张为纪念李的评改而题。以此3 点来证明张所用之底本为李的评改本。第二条论据有着明显的问题，因李提及“四大奇书”的《三国志序》中，明明提到“尝闻吾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可见首提者至少应为冯梦龙或其之前的文人，而李充其量不过从冯处知晓而已。他又引证李对《金》的论说：“不过豪华淫奢，兴败无常，差足淡人情欲，资人谈柄而已耳，何足多谈。”可见李对《金》不甚感冒，又何能费劲心思评点改定呢？ 最后文章认为李评改《金》的目的乃有着明显的商业性，但缺乏凿实可见的文献材料，而关于评改时间的推定更是由于李是否坐实为评改者尚值得商榷， 也就属于无根之论了[14]。 （二）对李渔说的驳论 首先提出驳论的是王辉斌， 他在进一步进行查证研究后才颠覆了自己曾经赞同刘辉观点的看法。但笔者认为王文虽然考证到位，但有些论据尚有待商榷。 首先王辉斌认为李渔不可能扮演自己评点自己的著作的角色，与沈新林考证李和刘浚一同评点过他的《巧团圆》立论相冲突，不过笔者赞同沈新林的考证，而认为这一条论据是王辉斌的疏漏；其次王辉斌又认为李在作品上写名号，这很正常，但署名为“李笠翁先生”则显得更像他人托名或梓人所加了，这样李评改的真实性就要受到怀疑。 其次，他认为刘辉对李在《三国志演义序》中对《金》的评价，详细如上文论述沈新林观点时列举，是有所误读的。因为从其用语中可以明显得出，李对《金》不甚看好，那么如上文笔者质疑沈文所言，这里同样可以提出上文的问题：为什么李要花大力气评点一本他自己都不看好的小说呢？ 而且李写作这篇序文时是康熙十八年，也即是李的卒年。是年张（志羽）与竹坡分别为36 与10 岁，李与张家过从甚密，也必是在此之前。那时竹坡或当在襁褓，或未出生，又如何能如刘辉所说“对李渔的一切相当熟悉”呢？ 笔者认为王辉斌的论据较刘辉、沈新林更为细致，论证也更扎实而具有说服力。 再次，王辉斌还指出：“李笠翁先生著”的字样并非存在于张评本的所有版本中， 所有者惟康熙乙亥本与在兹堂本二本。而乙亥本在李著字样后，还有着“壬子暮春彭门□叟订补”的字样，那么刘辉所谓张评“原刻本”的乙亥本，应当为《第一奇书》的再刻本。据考证，张在世时曾两次对其评本进行修补，最后一次为康熙三十四年，此年之后第一次“壬子”为张早已逝世的雍正十年，那么“□叟”的订补最早则当在雍正十年，由此可知“原刻本”最早版印必在雍正朝，而李著字样更是后人所加。那么刘辉根据乙亥本上的李著字样认定崇本实应刻于顺治十五年则不能成立， 李评改者的地位就更是如此了。笔者认为王辉斌词条论证属于反向推论，是一条另辟蹊径的思路。但是否雍正朝是“原刻本”刊刻的确切年代，李著字样是否为后人所加，王辉斌在坐实之前应该举出更确凿的证据。 最后，王辉斌认为刘辉的观点和郑振铎在《谈<金瓶梅词话>》，以及谢肇淛《跋》中的观点有所抵牾。郑文指出崇本中的插图都是“当时新安名手”所作，因而主张崇本的“崇祯说”，刘辉无视这条线索，又未能证明这些“名手”卒于顺治十五年后，可谓难以信服；而谢《跋》中所提到的“二十卷本”正是崇本的别称，谢《跋》创作时间明万历年间，至少在当时，崇本的抄本形式应已竣工，而此时尚为童稚或未能降生的李渔也是没有办法对其进行评改的。笔者认为，王可谓抓住了材料的要害之处，目光敏锐[15]。 王汝梅则从文献的角度否定了刘辉、吴敢等人提倡的“李渔说”。并给予了相对确凿的驳论。 首先，刘辉等人认为首都图书馆藏本《新刻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第一百零一幅插图背面署名“回道人”的两首词，王考证实出自《全唐诗》八百九十五卷，为吕洞宾《渔父词》十八首之第十六、十七两首，并且就是刘辉认为与其巧合的《十二楼·归正楼》第四回、《肉蒲团》第三回中署名“回道人”的诗作，也是引进了吕洞宾，并录其诗作而署名的。另外他还举出旁证，明邓志谟《吕祖飞剑记》曾多次写到吕洞宾自称“回道人”，如第六回就说道：“回道人者，以回字抽出小口，乃吕字，此是吕神仙也。”可谓在实证和推论上都下了一番功夫，较为确凿[16]。并且崇祯本在刊印流行期间，李尚只有18 岁上下，尚未开始创作，甚至文本也未曾读过，何况是评点了[17]。 否定李渔评改说的，还有黄霖，他在其专著《金瓶梅讲演录》的《崇祯本的评改者》[18]一节中指出了数条理由，颇为符合逻辑，有理有据，令人信服。他的驳论证明了，仅靠推测是决不能作为结论的，结论必须从实证的文献中得知。 他针对刘辉在1985 年于首图本卷首附图之后发现的“回道人”题诗首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认为该本至少经过了从原刻本———内阁本———首图本两次翻刻， 而在首图本之前的本子上又未曾见到这两首题诗， 所以诗文并非在于初刻本上，应是后加而书商据以再刻的。 其次从时间上，崇祯年间绣像本已经刊刻无疑，而崇祯年间的李渔尚志在功名， 他倾注于小说戏曲则要到顺治八年（1651）迁居杭州之后。 再次，从康熙乙亥本与在兹堂本上的“李笠翁先生著”几个大字和李与张竹坡家族的友好关系来下结论， 黄霖也认为不太妥当。其一，他认为，按照当时的习惯，如若李真的是评改者，那么是绝不会有“著”的字样出现的；其二，康熙乙亥本与在兹堂本并非是第一奇书本系统中的初刻本，而李著的字样也很有可能书商为生意需要而耍的把戏；其三，张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说道：“彼既不著名于书，予何多赘哉？ ”他作为刘辉论证的熟知李渔的人也并没有明确表示评改者的意见；其四，李曾在《三国演义序》中提出《金》为奇书“第四种”，并对其评价不高，而他所首肯的“第一奇书”是《三国》，这与张评本上所命名的“第一奇书”相矛盾。可见，张的这一评价并非来自于李；其五，张的评语与崇评评语多有抵牾，如对吴月娘就是鲜明的一褒一贬。如若崇本的评改者是张父的好友李渔， 扉页又大书着李著字样的话，张如何会用“生生世世不愿见此等男女也”这类大不敬的话呢？ （三）冯梦龙说 首倡此说的是黄霖，他在1981 年发表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评点>初探》一文中就最早开始了评改者的推论。 首先， 黄就崇祯本将词话本序言部分删去欣欣子序而保留东吴弄珠客序的现象提出了疑问，按照常理，欣欣子作为作者的朋友，而且序文的内容有如此重要，应该是要予以保留的，评改者将之删去而保留弄珠客序的原因，说明弄珠客很有可能即是崇祯本的评改者； 其次，“东吴” 可指代苏州，“弄珠客”也好似字犹龙的冯梦龙；再次，冯欣赏《金》是众所周知，《万历野获篇》、冯自著的《批评北宋三遂平妖传序》中都对《金》评价甚高。而且，对照冯评《古今小说》《墨憨斋足本传奇》，冯批评的情趣、形式上也很接近崇评。而崇评出现的时间也正在冯的进行评点创作年代。 但是，黄霖认为，在没有确凿文献引证的基础上，光凭推论无法坐实这一判断，还需要进一步探寻和查证，仔细地研究。这种审慎而踏实的学风为往后评改者的推定研究树立了良好的风范[19]。 （四）谢肇淛说 持此说的仅有王汝梅，根据他对于谢肇淛《金瓶梅跋》和崇评评语的反复比证， 证明谢是崇评的评改者的可能性较之李渔要更大。 首先，他认为，《跋》和崇评批语是互补的，具体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从总体上肯定《金瓶梅》是一部世情书，而不是淫书；肯定性描写的意义；《金瓶梅》艺术上超过《水浒传》等基本评价，《金瓶梅跋》和评语是完全一致的。《金瓶梅跋》评作品为“稗官之上乘”，作者是“炉锤之妙手”；评语也说是“语语灵颖”，“的是针工匠斧”(第五十八回眉批)，写人物“并声影、气味、心思、胎骨之怪，俱为摹出，真炉锤造物之手”。《金瓶梅跋》评写人物“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评语多处评写人物之“神情”、“生气”、“千古如生”。这几个方面笔者认为算是抓住了评语相似性在文献上的要害， 有着较佳的参考和深入探讨的价值。 另外尚有一些从文本文献上的旁证， 如第一回前崇本将词话本的“武松下轿”变成“武松下马”这在《五杂俎》卷14事部二就有“唐宋百官皆乘马”的历史细节记载，说明谢对历史事实的重视； 谢对皇室的穷奢极欲、压榨百姓极为不满。《五杂俎》卷四地部二指出：“富者日富，而贫者日贫。”评改者六十七回眉批：“贫者争一钱而不可得， 而富家狠戾若此。”评者与谢氏有着共通的愤慨。 又从谢的生平上，王汝梅也给出了不少旁证。评点四十九回和二十七回眉批都有“潜心细读数遍”、“玩之不能释手，掩卷不能去心”的字样。与《跋》中谢流露出来的喜爱、对全本的追求若何符契；他又曾任职东昌、督理北河、驻节张秋，在此期间，他走访诸城、游览峄山、对《金》的地理背景较为熟悉；又在《跋》《虞初志序》《五杂组》《文海波抄》中对小说的真实、虚实、艺术想象、艺术独创、小说发展史都进行过探讨，具备评点的理论基础；而且自己也曾创作过与《金》主题类似的笔记小说《塵馀》、传奇小说《江妃传》，具备评点的基础。笔者认为王所举的两大旁证中，推论较多而文献实证较少，可以证明谢肇淛具备评改条件，但距离坐实还缺乏足够证据， 不过， 王汝梅的研究已经给后人开辟了不少的思路，这仍是他作为当代杰出的金学研究学者之突出贡献[20]。 （五）汤显祖说 持一说者为刘洪强，但他的文章文献证实不够，思维也不够严谨，也兹综述于此，以供学者参考辩证。 他主要从《幽怪诗谈》小引、汤显祖与《金瓶梅词话》的关系、汤的“至情说”与评点中的“情论”、汤对《玉娇李》的借鉴4 个方面来论证汤实为崇祯本的评改者。 首先，在听石居士为《幽》作的小引中，有着“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一句关键信息。刘洪强认为这即是汤评改崇本的重要证据，因为按照他的理解，随口称赞是称不了“赏”的，“赏”必然是带有理论深度的评点；又举出汤的生卒年与小引所作的1629 年， 指出听石居士与汤的生活年代相近，当不会谬误；针对汤“赏”《词话》的问题，他认为汤是依据词话本为底本评改出了崇祯本，故不矛盾。但笔者以为，几条理由有些牵强，刘洪强对于“赏”的理解没有具体的文献和理论的佐证。而即便汤曾经评改过词话本，我们知道，前人如刘辉研究中已有证明：“尽管《金瓶梅》在抄本流传阶段，就已出现了评语。而且刊刻《金瓶梅词话》时又误以正文入刻……”[21]，典型如二十八回秋菊的“好，唯恐人家不知道。”这样一来，刘洪强如何证明汤评改的的成果一定是崇本呢？ 其次，他举出汤与《词话》的关系，也就是说重点讨论了汤有没有见到词话的抄本，根据徐朔方先生的研究，汤显祖完成受《金》影响深刻的《南柯记》的时间（1600 年）即是汤在刘守有家阅读完《金》的下限。但是这与汤有没有评点过《金》、评出的成果是不是崇本评点，相差就更远了。 再次，刘洪强举出《牡丹亭·题词》中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作为汤至情观的主要论点。又举出崇评的典型：七十二回中西门庆祭拜李瓶儿时的眉评：“情从何生， 一往而深。” 刘认为从字面上的相似性可以见出二者同出一人之笔，并考证“一往而深”是汤的独创，而绝不同于《世说新语》中他也承认“意思虽然一样”的“一往情深”。笔者愚见，这十分牵强，笔者的意见是：“一往而深”为何不能是“一往情深”的化用呢？ 这个化用所需的才华也并非汤的专利； 退一步讲，即便前者为汤首创，为何就不能被同时代人吸收运用，写进“崇评”呢？ 最后，他认为汤对《玉娇李》非常熟悉，原因之一是五十五回崇评“惟常二尚有良心”一句是根据受《玉》影响极大的《续金瓶梅》中，常时节助西门过奈何桥一节而发，尚有道理；又根据《牡丹亭·巫觋》中“石女嫁夫”一节与《续》中的一段极其相似，而《续》的作者丁耀亢又在《续金瓶梅借用书目》中未曾提到《牡》，故推断二者都受到《玉》的影响，又推证汤对《玉》无比熟悉， 进而说明他在评点崇本时带上了《玉》的思路。笔者认为，这里面的逻辑转换太多，已有些牵强附会，需要重新斟酌[22]。
三、评点引发的版本研究
这一领域属于崇评研究意义的新发现， 根据这一发现可以见出崇评尚有除艺术特色以外的文献引证价值， 开拓了崇评研究的新路径。这一研究目前只有梅节有所论述。 梅节探讨的是上海图书馆甲乙本（简称上图本）眉评和它们的刊刻源流之间的关系，从评点角度考察刊刻源流，可谓别开生面。他亲赴上海进行的版本考察归纳出了上图甲乙本的眉评排列的如下特点：甲本眉评均四字行，与北京大学本一式，但数量较少。乙本眉评数量很少，且二字、三字、四字不等。综合观察这些眉评后，梅节先生具体提出了3 个怀疑，可供后继者继续研究：一、两本烂板多。从中梅先生推断乙本眉评之所以数量较少， 是因为刊落较多而不是因它是初刻本子的缘故，乙本应比北大本、天理本刊得都要晚。二、两本版刻不规范，字体差异较大。由此梅先生提出一个假设： 这两本是不是后期利用不同本子的残版拼凑起来的杂拼本？ 三、具体指出乙本的二、三字行眉批来源于不同版页，而二字行批，是否就是采用某个废书版的结果？ 并指出十五回一页、二十回一二两页、二十一回一页、四十九回十五页二字行批与这几回其它页字体的差异来证明。他的整体观点是上图甲乙本的刊刻中应有着多种废版的拼凑。梅先生的研究在版本刊刻的考察上细致入微，且联系深远，虽观上图本却不局限于上图本，而能多维比较，他的大胆假设与存疑也启发了后世研究者的思路[23]。
四、结语
笔者认为， 绣像本评点的研究在20 世纪和21 世纪的前10 年还是取得一定程度上的进展，尤其是评点的艺术特色部分，颇能由浅入深，由简单的评点文本的分析到深入的小说史、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艺术的总结，均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笔者认为，研究者普遍选择了整体观察的思路，这一思路在研究早期因为受到研究程度深浅的限制、早期对研究对象的全局印象式关照的影响， 所以是应该而且必要的。但是这之后的研究应该深入到具体而有深度的研究侧面中去，深入挖掘绣评各方面的艺术、文献价值。这一点，笔者认为当前研究做得不够。另外，比较研究的思路也还尚处于起步阶段，如若有所开展，也将会带动绣评研究的各个方面。 而在评改者研究这个论题上， 笔者认为研究者们虽然在文献考证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却沿袭了《金》作者研究的不良趋势，陷入到繁琐的文献考证和推导中来，有些学者并未有确凿的文献证据， 就根据手头仅有的资料和逻辑推理进行坐实，实在是有违学术的初衷，对《金》的爱好者们也是一种不负责任。希望这一趋势能在后继学者的丰富学养中得以纠正。 新的研究趋势的出现，无疑是绣评研究的另辟蹊径，但是需注意勿陷入评改者研究中存在的怪圈。总之，笔者认为，绣评研究虽不及词话本与张评本研究成果那样群星闪耀，但也有自己独特的成就、经验和教训。值得后来学者们参考深思，再接再厉。 参考文献： 〔10〕刘辉.《金瓶梅》的成书和版本研究[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59-86. 〔11〕吴敢.张竹坡与《金瓶梅》[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 〔12〕胡文彬. 金瓶梅书录[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30-35. 〔13〕黄霖.张竹坡及其《金瓶梅》评本[C].中国古典文学丛考，1985，（1）：263-283. 〔14〕沈新林.李渔评点《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考[J].明清小说研究，1995，（4）：38-50. 〔16〕王汝梅. 王汝梅解读《金瓶梅》[J]. 时代文艺出版社，2007.138-142. 〔17〕王汝梅.《金瓶梅》评点本的整理与出版[J].读书，2010，（10）：156-163. 〔18〕黄霖. 金瓶梅讲演录[M]. 桂林： 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39-43. 〔20〕王汝梅.《金瓶梅》绣像评改本:华夏小说美学史上的里程碑[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46（6）：131-137. 〔21〕刘世德.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修订本）[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621-622. 〔22〕刘洪强.崇祯本《金瓶梅》的评改者为汤显祖考论[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4（1）：75-80. 〔23〕梅节.上海图书馆藏崇祯本《金瓶梅》观后琐记[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58-64. 原载：赤峰学院学报（ 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年4 月第33 卷第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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