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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还是90年代，黄昏时学校已经放学。一对母子坐在学校的大操场上，看上去神情都有些焦虑。到了学龄的儿子本该读小学了，他妈妈带着他跑了好几所学校，却没有学校愿意接纳他。 二人沉默了许久，只有母亲的抽泣。儿子对妈妈说：“没事，有那么多所学校，咱们一个个去试。”母亲擦干了眼泪：“我发誓，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让你有学上！” 终于找到了一家学校，母亲一边流眼泪一边恳求校长，能给孩子一次上学的机会吗，这个时候儿子拿出纸笔说我给你画一个画，宝塔尖上的铃铛，校长你是学校最大的官，你能收下我吗，你收下了我我就有学上，用尽所有的力气说出来这番话，校长也是一位妈妈，一下把孩子搂在怀里，说明天来学校试试。 第二天，儿子杨乃斌如愿入学了。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他的妈妈陶艳波也背着大书包“入学”了。她掏出一个大笔记本，与儿子做起了同桌，和儿子一同听课！这同桌，一做就是16年。陶艳波为什么要连续16年陪读呢？为什么许多学校不愿意接纳他呢？ 杨乃斌，现在在天津残联为残疾人服务。八个月大时，一场高烧夺去了他的听力，他也因此面临着丧失语言能力的危险。 有一天，医生说过孩子如果过了8岁还这样的话以后可能就永远没法说话了，陶艳波跟他爸说：我就不相信他学不会，我要把他接回家自己教，孩子也有去追求梦的能力。 带回家后她开始自己琢磨一些方法，比如事先准备一些小卡片，把要教孩子说的话分别写在我的手上和卡片上，然后拿一个小板凳坐在地上，让乃斌坐在高一点的凳子上，让父母俩的口唇保持在同一个高度，再把他的一只手放在妈妈的脖子下面，感受说话的时候声带是如何震动的，再让他看着口唇是怎样发音的。这样一边学认字，一边让他对唇语，声音有概念。到了入学年龄，也有一定的基础。 孩子跟不上老师讲课的速度，听不到老师说话，只能读唇语。陶艳波索性辞了工作，申请了跟孩子一块上学，把每个知识点都记下来，下课回家再花两到三倍的时间，一个知识点一个知识点的去教会。 最难的是高数和英语。为了解一道题写三四页。她以前读书的时候没学过英语，这里上课的老师采用了全英语教学，完全不懂，后来后来还是在老师的建议下，买了录音笔，把课堂内容全部录进去，每天下晚自习回家后，再一句一句听录音硬讲给乃斌听，每天晚上都要学到一两点钟。 但是如果听不懂的话妈妈就不会让教授走，再弄不懂，就会带着儿子去老师家。因为如果妈妈这个“同桌”不懂，孩子就更不懂，为了孩子必须学会。有的时候教授问怕了，看到杨乃斌母子俩就掉头走。后来老师觉得挺感动的，想着上学也不容易，就慢慢不躲了。 偶尔有一两次觉得特别难，陶艳波就躲在家里哭了一场，这个杨乃斌也不知道。偷偷的，哭完就好了。有的时候题不会，然后被老师嫌弃，或者考试考的不好的时候都会哭。但是哭完了，眼泪一擦又继续拉着儿子去老师家，或者继续跟他在家说题。 家里人有建议让送到农村家奶奶去抚养，再生一个，她说坚决不可能，把他生下来，有义务，有责任去改变他的生活，放弃可能机会为零，如果坚持也许就会创造奇迹。 杨乃斌还记得是上高三的时候，妈妈骑电动车晚上带他去补课，那条路上没路灯天很黑，有个地方井盖没有了，当时他们没注意电动车连人就直接摔在地上了。妈妈的腿也伤了，骨头也能看见，当时他哭得很厉害，也很着急，想要送妈妈去医院，但是妈妈让他赶紧打车去学补课，她自己打车去医院，不要耽误学习，如果儿子不去学我就不去医院了！当时杨乃斌是真的也没办法，上课都是坐立不安，一到下课他就赶紧往医院跑，到了医院就看到妈妈腿那里包的很厚了。
16年，母亲把她的大好年华全都奉献在了为儿子读书的路上，不像别的母亲一样去享受生活。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每天就是上课，当杨乃斌的耳朵。 与杨乃斌做同桌的日子里，陶艳波一坐就是一整天，在课堂上可能也会挡住后面同学她就尽量弯着腰听课，很长时间都是这样，所以她腰肌劳损很厉害。现在腰也经常疼，疼的厉害的时候腰上就要系一个矫正带子。她睡觉的时候也是睡硬板床，不然腰会疼。高三冲刺阶段，复习很多内容，学习压力大。陶艳波头发掉了很多，秃了一块。她说有时候睡觉做梦都会吓醒：“我的儿子还有那么多没学的呢！”
有句话说对一个人终极的爱，就是无条件地分享他的命运。“我爱你，不为什么！” 《朗读者》 CCTV-1周六晚八点档 CCTV-3周日晚七点半 无声的文字，有声的倾诉。 本期编辑：李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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