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之子叶赛宁说：我回到故乡，即是胜利。而像我们这些远游或者打工在外的青年人，甚至包括中老年人，越发觉出：故乡，回不去。
尤其在今年，我留在故乡，没有再赴北京。我甚至说了一句非常狠的话：在北京，会累。回到故乡，会死。故乡能做的事情，很逼仄。能见的人，也委实不多。都说：吾心安处是吾家。而在老家，我们还有多少的心安呢？
我无法表达的那种失落，完完全全在刘汀《老家》里读到了。你会想把自己的家族里的人，写上一遍吗？我们的祖父辈，父辈，同辈人乃至下一代人的命运，你还会有多少余力去关注？
春节已过，你大概又离开老家，回到工作的正轨中去了。被“春节”洗荡一遍的你，是不是已经恢复了气力，关于老家，想到什么，就可以说什么，如果想说的太多，不如读一本书，写一篇关于《老家》的长评，或自我，或专业，我们都欢迎~
同时，也作为你个人抒怀的窗口。
 | 刘汀新书《老家》封面一览 |
刘汀《老家》篇章试读：
乡村教师
文丨刘汀
父亲很少谈自己的少年事，仿佛他十八九岁之前的日子是一张白纸，那时候留至现在仅有的痕迹，是一张破旧的高中毕业证和一张穿着军装的黑白相片。毕业证上，父亲的名字依然清晰如刚刚写下，照片上，父亲的笑容天真，面孔清秀。对我的人生而言，父亲的人生仿佛就从这个时期开始。后来的故事被人们的语言补白，二十岁时，经人介绍，父亲和母亲结婚。二十岁他仍带着孩子般的稚气，母亲长他三岁。婚后一年，我出生，我和他成为父子。我八个月大时得了一场病，几乎死掉。姥姥回忆说，在镇上简陋的医院里，父亲总是不停地走来走去，或者瞪着大眼睛一夜一夜不睡，看着比病床上的我还要可怜而无助。我曾问过他当时的感受，时光太久远了，他记得并不深刻，只是说：“你都要不行了。”两年后，弟弟出生，我和弟弟像一横一纵两个坐标，把他永远地定格在父亲的位置上。
婚后三四年左右，他成了村小学的民办教师。干了几个月，不想干了，觉得挣钱太少，每日看着一群孩子也无聊。那时候，四爷爷还是大队书记，跑到家里游说父亲。母亲炒了几个鸡蛋，切了一盘咸菜疙瘩，他们爷俩喝了大概半小桶散白酒。四爷爷的目的只有一个，劝父亲继续在村里的小学教书。据父亲和叔叔们后来回忆，四爷爷当时的构想，并非只是让父亲继续当小学老师那么简单，他有自己的一套规划。四爷爷掌握着村里的行政大权，他希望在学校里也有一个可靠的子侄，甚至，他似乎也考虑过培养父亲当自己的接班人。但这只是似乎。多年村支书的经历，让四爷爷养成了独断专行的作风，他浸在乡村权力场里太多年岁了，以为世界上只有那一套规则才最行得通。在退位之前，他不允许任何人觊觎他腰里的村委会公章。父亲天性又是个性格和善、耳根子软的人，也干不了这活儿。于是他并没有走上乡村权力之路，他甚至连党都没入上。后来，四爷爷退下来，他年轻的助手成了一把手，迅速培植了自己的势力，一直让他后悔自己看错了人。现在，四爷爷的儿子，我的老叔，在和父亲及众兄弟谈话时总会带着遗憾的情绪说，当初四爷爷应该好好培养父亲，那样的话，现在村里还是我们老刘家掌权，就不会被现在的村官们欺负了。
不知道四爷爷和父亲谈了什么，但起了作用，用现在的话说，父亲没hold住，大概也是酒喝多了，答应了下来。他也许没有想过，自己的这个决定，成了一生的关键，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讲台。其实，他当时并非没有其他选择，而且是种田之外的选择。当年他曾和一群村民搞过一支小建筑队，那还是三十多年前，起重机还远未成为中国的“国鸟”，建筑队刚刚从四面八方兴起，很有发展潜力。后来的年月，在为交不起学费而看到父亲犯愁吃苦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如果父亲没教书，而是去做了建筑队，家里的状况肯定要好得多吧。我猜他也这么想过。当然，人生充满了种种可能，但只有一条路通向现在，它又是不可选择的。
民办教师的收入可想而知，每个月不到一百块钱，常常还要被以各种名目克扣。有一年期末，父亲从学校回来，母亲问他今年结了多少工资，他一脸无奈和悲伤：一分钱没挣，算来算去，竟然还欠了学校两百多块钱。为这个，母亲许多次劝他放弃这个看起来永远也转不了正的工作。他没放弃，不是什么伟大的奉献精神，只是因为教了几年书之后，他已经不再适应艰苦的农活了，更重要的是，那时候永远有一个“苹果”挂在空中诱惑他—转正，如果有一天他真的能转正了，不仅每个月的工资可观，还在身份上成了国家的人。这也是我们一家人渴望的“苹果”。
或许，我要感谢这一点，正因为他做了教师，多少与单纯的农民有所不同，后来才会耗尽力气供我和弟弟读书。父亲为了教学，订过一段时间《小学生作文选》之类的刊物，它们成了我最早的文学启蒙。还有一段时间，父亲四处寻找武侠小说，聊以排解农村长而无聊的暗夜，而我却是这些书实际上的第一个读者。这种时候，母亲又显示出她对我们宽厚的爱，在其他人家，一个男人不但不种田，还要看闲书，一定会成为家庭矛盾的根源。母亲似乎天然地理解父亲的苦闷，或者，她本能地觉得这些书自有其价值，帮着父亲去搜罗。我记得清清楚楚，读初中放暑假时，母亲赶着驴车去乡里接我，顺便卖粮食。回家的途中，母亲把车停在一个旧书店门口，说：“给你爸买本小说看看。”那本书似乎叫《三杰八俊十二雄》，是一本武侠小说。拿到书的父亲很高兴。若干年来，每当念及这一幕，我都对母亲心怀无限的感激、温暖和感动。
然而，这些书和书里的故事，并不能解日子的辛苦。父亲是一家之主，他承担着家庭的压力，读初中、高中时，每次回家要钱，都是父亲的屈辱日。他常常跑遍整个村子借一两百块钱，高利贷，承诺了秋后或者年前还。每到有村人来要债，父亲和母亲都显得极为不安，小心翼翼地诉说家里的困难，让人家再宽限些时日。更让我难过的是，他们还努力让我和弟弟觉得这没什么。从那时起，我已经深刻地感觉到了贫穷和它所带来的屈辱感，那感觉甚至会导向莫名的愤怒。后来再遇见这种时候，我会走掉，不听不看，假装不知道。我心想，儿子不在跟前，他们在债主面前或许会少一点内心的负担。
父亲也有过梦想，特别是摆脱贫穷赢得尊敬的梦想。无奈他生在特殊的年代和穷乡僻壤，他们那代人，在农村没有任何出路，这种郁闷，让他年轻时经常醉酒。他会把偶然在路上遇见的村人拉回家，摆上咸菜就喝两盅，喝到有了醉意，就挥动着手臂诉说一些自己的英雄事迹。酒精成了消解内心苦闷的唯一良药，也渐渐成为损伤他健康的毒药。有一回，他醉酒后半夜骑自行车回来，掉在了沟里，把腿摔断了。父亲在炕上躺了好几个月，才重新站起来，但那条腿还是留下了老伤，阴天下雨就会酸疼。也许是这次疼痛，让他彻底放弃了跟自我的抗争，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此后的父亲，清晰地看到了自己人生的全部轨迹和重心—供我和弟弟读书。
父亲还在为了转正而努力，他和一些同样情况的老师们，三番五次到乡里的进修学校去学习，买回一堆资料来看。可实际上，在这样的农村，是没有真正的学习可言，他们不过是要营造出一种学习的气氛，以支撑自己继续教书，继续相信在一步步向那个目标迈进。然而后来他们真的陆续转正了，那时候，他已经作为民办教师干了快二十年了。不知是旗里还是乡里，给他们提供了机会，参加某种考试，合格后，就有可能转正。那一段时间，母亲说他每天都认真学习，这是最后的机会，如果他把握不住，几十年的付出都将付诸东流。幸运的是，他赶上了末班车，终于成了一名正式的乡村教师。
转正后的父亲，有了稳定的工资，那时我读了大学，老弟已经工作，子女基本不再是负担，他似乎终于从一种长年的无望中解脱，感到生活的乐趣。教书不再是为了转正所必需的过程，而是越来越成为他自我身份的某种标志，也是因为生活状况的好转，他们这些乡村教师第一次在乡村获得地位。家长们年节时，会请老师们吃吃饭，有一些当年教过的学生回村，也偶尔拎着东西到家里来看望父亲，这时候，他有了一种教书育人的自豪感。
2008年，父亲告诉我，村里的那间小学被合并，他被调到另一个村的学校去了。我从他平淡的语气里听出潜藏的伤感，但却无法安慰，我自己也陷在童年的学校被撤销的伤感中。从家里到他新任职的学校，大概有近十里路，途中要翻过一座小山。那时候，他有了一台摩托车，便每天骑摩托车上下班。内蒙北部的冬天，非常冷，风大，常有雪，但他只能这样上下班。这些年，每当我想起父亲，脑海里第一个画面，就是他骑着摩托车，艰难地行驶在暴风雪中的样子。
活动负责人：青橙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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