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立伟。《婚姻法解释二》的二十四条，终于被修改了，朋友圈一片华丽丽地刷屏。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华丽丽的背后，考验的依旧是每个法官的智慧。 《婚姻法解释二》于2004年4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十三年，正是我做法官的十三年，也是我在民一庭的十三年。我亲历了这个解释颁布时的雀跃，“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的法谚依旧清晰地印刻在那本宝典——《婚姻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的序言上。“为了天下家庭幸福安康”是那本书的最初的目的。 十几年过去了，有人结婚，有人离婚，有人再婚。在这样一个经济发展、个性膨胀的社会里，二十四条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被各种各样的人群拉出来审查，与之一起的，是每一个适用过这一条的法官们。 从理论上讲，在婚姻生活中，夫妻是有一致的利益，夫妻之间确有相互代理的需要，一方实施的日常生活行为也符合另一方的意思和利益。这种代理是基于配偶的身份而产生的，并不以明示为必要，而赋予配偶日常家事代理权也是符合婚姻当事人本人利益的。而如果事事都需要另一方配偶授权，加大了婚姻生活成本，造成很多不便利，更不利于民事交易的稳定性。因此，在夫妻之间享有家事代理权的情况下，在家事代理范围内一方对外举债应视为夫妻双方共同债务。 可是，有一天，我们发现夫妻之间，这对本应是世界是最最亲密的人之间开始反目，于是，二十四条，这条最初制订的时候更倾向于保护夫妻外第三人利益的解释，开始随着一对对夫妻感情的破裂，婚姻共同体的崩塌而被举世嘱目起来。人们开始发现， 两个曾经有过灵与肉相交的人恶毒起来，远远超出了法律当时的设想。 可是法律毕竟不是针对某一个个案制订的，它是一种精神导向，一种价值判断，法律有滞后的地方，但绝不是没来由的僵化。 事实上，一个成熟的法官，在对每一个案件的思考都应该是全面的，而不是机械的，而这些，对于很多唯结果论的人来是，是看不到的。 这些年，我办过很多民间借贷，有认夫妻共同债务的，也有认一方个人债务的，但无论哪一类型的案件，法院查明的事实远非某些人三言两语陈述的“事实”，一个真实的案件，细节是概括不出来的。 涉及婚姻的案件，总是很琐碎，与二十四条有关的案件，总是掺杂了太多的谎言、虚假以及不确定。在一方配偶有异议的情况下，我一般会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审查： 1.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是亲戚朋友，还是商业放贷； 2.款项的给付方式以及跨度时间，是现金，还是转账，是一次，还是多次，是偶发，还是持续； 3.款项的去处，是经商还是购物，是个人花费还是家庭支出，借款期内有无家人生病，有无大宗购物、买车还是买房； 4.夫妻二人的工作、收入，是单干，还是合伙，还是公司，有无固定职业，是家庭妇女，还是教师、公务员； 5.借款期内夫妻感情如何，有没有家庭纠纷，有无报警记录，离婚时间点与借款时间点的对比与衡量； 6.有无其他借贷案件进入诉讼、执行、仲裁，全面考虑债务人的负债情况。 即使这样，作为一个法官，仍无从得知最原始的案件真实。只能说这些特别细节的事实，构成了一个民事法官从认证到心证的的过程。 修改后的二十四条，对于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在原则上仍然是“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而除外的情形，除了以前规定的“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以及“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之外，又多了两种例外情形，即“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的债务”，而事实上，如果这两种情形是可以被证实的，在实践操作中，我们一直是排除在共同债务之外的。 修改后的二十四条，难解的依旧是举证责任，以及如何证实事实成立的问题。考验的不仅仅是法官的能力与智慧，更多的是这个社会上每个个体的道德与良心，感情与信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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