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石的晚年绝句【转】
【内容摘要】：王安石的绝句历来评价甚高，尤其是其晚年绝句。关于王安石晚年绝句的技巧，学界已多有论述。本文则重点从对王安石晚年心境的观照出发，结合其创作态度的变化对王安石晚年绝句“深婉不迫”、“寓悲壮于闲淡”、“雅丽精绝，脱去流俗”等风格面貌的形成原因进行了一番探询。
作为宋代的一位大诗人，王安石真正专心于诗歌创作是在他退隐江宁的最后十年，而且是以绝句为主。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以人而论”的诗体中列有“王荆公体”，并说：“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而与唐人尚隔一关。” 可见，严羽所谓“王荆公体”是就王安石绝句的独特风格而言的。王安石的绝句历来评价甚高，尤其是其晚年绝句，可谓达到了精深华妙的艺术境界。
王安石的绝句，若以退居江宁的熙宁九年（1076）为界，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原因有二：首先，从数量看，王安石是在退居江宁之后开始大量创作绝句的。王安石现存绝句约570多首，大多作于晚年，占他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一强，与退居江宁之前形成鲜明对照；其次，从风格来看，王安石绝句在退居江宁之前和之后的确有较大差异，前期多直抒胸臆之作，后期则变为深婉含蓄。因此，从王安石退居金陵的熙宁九年到他去世的元佑元年（1086）这十年，是王安石绝句创作的晚期。本文将专门探讨其晚年绝句。
王安石晚年绝句的深婉不迫相对于早年的逋峭雄直，已是化百炼钢为绕指柔矣，但是我们也不能把王安石前期和后期诗风的转变过于夸大，其晚年绝句如“但令心有赏，岁月任渠催”（《题何氏宅园亭》）、“纵被东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杏花》）等诗句，倔傲劲健之气，仍不减当年。所以，无论是早年的“不复更为含蓄”，还是晚年的“深婉不迫”，都是就其主要倾向而言的。就生活而论，王安石在退隐之前是政治家的生活，退隐之后则是诗人、隐士的生活。王安石晚年诗风的转变与其生活的变化有很大关系，故以退居江宁的熙宁九年为界，自有其合理之处——虽然，王安石绝句本身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截然的前期和后期的时间界限。
王安石晚年绝句以写自然山水为主，风格苍秀淡远，与早年确有不同。历来论者多注重王安石诗歌“工巧”的特色，对于其晚年绝句的赞赏也多从技巧着眼。“工巧”的确是王安石绝句的一个特色，具体表现在下字工、用典切、对仗精工等几个方面，关于此点，学界论述已多。但荆公绝句的冠绝一时，并不只是靠工致过人，黄庭坚曾说：“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咏之，便觉沆瀣生齿间。” 作为技巧派的大师，黄庭坚特别看重的是氤氲于王安石暮年小诗中的“雅丽精绝，脱去流俗”的精神气息，而非技巧，此种精神气息才是荆公绝句天下共推的关键所在。这种气息的形成，与王安石晚年精神境界的精进有着不容忽视的关系。故本文将重点揭示王安石晚年绝句与其心态、精神境界的关系。
一
《续建康志》记载王安石第二次罢政归江宁后，“筑第于白下门外，去城七里，去蒋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驴从数童游诸寺，欲入城则乘小船泛湖沟以行，盖未尝乘马与肩舆。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仅蔽风雨。又不设墙垣，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劝筑垣，辄不答。” 由此可见王安石晚年生活之简素。最能说明荆公晚年随缘自适、平淡自处的生活态度的是以下两则记载：一、王巩《清虚杂着》云：
王荆公居钟山下，出即乘驴。予尝谒之，见其乘驴而出，一卒牵之而行。问其指使：‘相公何之？’指使曰：‘若牵卒在前，听牵卒；若牵卒在后，即听驴矣。’或相公欲止即止，或坐松石之下，或田野耕凿之家，或入寺随行未尝无书，或乘而诵之，或憩而诵之。仍以囊盛饼十数枚，相公食罢，即遗牵卒，牵卒之余，即饲驴矣。或田野间人持饭献者，亦为食之。盖处无定所，或数步复归，近于无心者。
又王铚《默记》云：
王荆公在蒋山野次，跨驴出入。时正盛暑，而提刑李茂直往候见，即于道左遇之。荆公舍蹇相就，与茂直坐于路次，语甚久，日转西矣，茂直命张伞，而日光正漏荆公身上。茂直语左右，令移伞就相公。公曰：“若使后世做牛，与它日里耕田。
这两段记载将王安石晚年不讲排场，无拘无束，散淡野逸的形神风貌非常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其所食之饼，牵卒可食，驴子亦可食之，贵贱之间、人畜之间，何等随便！“若使后世做牛，与它日里耕田”，若无旷达的胸襟和通透的智慧，何来此等幽默？《清虚杂着》所谓“近于无心者”，很得王安石晚年生活之神髓。这种精神接近于庄子所谓“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的境界，而不是阮籍穷途之哭式的痛苦不堪，或刘伶所谓“死便埋我”式的颓废自弃。
王安石退居江宁后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少年忧患伤豪气，老去经纶误半生”（《豫章道中次韵答曾子固》），在强大的反对势力和种种出乎意料的个人感情的伤害之下，王安石这位刚强不屈的人物，也深感身心交悴。社会政治问题曾是他过去生活的核心，而现在，如何排遣痛苦，宁息灵魂，则成了他晚年首要的问题。王安石晚年，或随意出游、或参禅论道、或著书立说，以一颗沉静的心携取着生活中的诗意，不断形诸吟咏。在写于去世前一年1085年的七律《蓼虫》中，王安石曾有这样的表白：“尚有少缘灰未死，欲持新句恼比邻。”可见，安放在晚年王安石心灵中最重要，最持久的东西就是诗。
人只有真正经历了世事翻覆，人情炎凉之后，才能在自然中找到回归般的恬静安适的感觉。远离是非纷扰的宁静生活，使王安石的心态变得澹定、旷达、透彻。英国诗人华滋华斯说：“诗起于在沉静中回味来的东西。”王安石晚年宁静的艺术化的生活方式为他酝酿诗意营造了很好的氛围。在这样的生活和心态中，王安石的绝句自然比前期少了些雄直和火气，多了一份平淡与深婉。不过，在闲适生活中，孤独惆怅的情绪也时常来纠缠王安石的心灵，如“伫立东冈一搔首，冷云衰草暮迢迢”（《寄蔡天启》），再如“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迟归”（《北山》），诗人为何要搔首、坐久、迟归？为何要细数、缓寻？都没有说。但一种难以指实的惆怅情怀却宛然可触。有孤独惆怅，却还要压抑，不做强化表现，这自然就使得诗意深婉不迫，含情不尽。
二
晚年的王安石虽饱经忧患，却始终保持着一份欣赏天地之大美的诗心，万物的生机莫不给他以欣然可喜的感觉。“换得千颦为一笑，春风吹柳万黄金”（《雪干》），荆公晚年绝句中有一种昂健的风骨，这种风骨并不来自字句，而是来自其内在的对生生不已的生命流行的欣然接纳与赞美。
唐代大诗人如韩愈、白居易，在政治上失意之后，听歌看舞，烧丹念佛，气格减低。王安石遭受的打击远非退之、乐天可比，他闲居金陵十年，虽不无悲愤、伤感，但却绝无潦倒颓唐之相，真可谓精神不倒。这种能肯定自己的生活的哲人境界，与陶渊明相类。荆公晚年隐居江宁，对人生的领悟更加深沉、透彻，其人格气象旷达劲健，这种修养与东坡居海南时相似，他们二人晚年之所以都倾心于陶渊明，就在于其与陶渊明精神境界的相通。
真能肯定生活了，则所见之景多为明丽、清新、欣欣然有生意的。“春风过柳绿如缲，晴日蒸红出小桃。池暖水香鱼出处，一环清浪涌亭皋”（《春风》），应该说，这样的景物是绮丽的，“池暖水香鱼出处”甚至是香艳的，但整首诗却是清而淡的。再如《乌石》“乌石冈边缭绕山，紫荆细径水云间。拈花嚼蕊长来往，只有春风似我闲。”“拈花嚼蕊”，这是何等精细的情致和动作！这一动作典型地体现着宋人内敛精细、品味一切的情态。荆公所谓“细数落花”、“缓寻芳草”，也都是类似于此的富有精神意味的动作。
通读荆公诗集，我们会发现王安石在他晚年的诗中经常写到“春”。“南浦东冈二月时，物华撩我有新诗”（《南浦》），晚年的王安石对春天似乎有一种特殊的会心与爱恋。荆公晚年绝句题目中有春的就有《春风》、《暮春》、《晚春》、《春日》、《春日即事》等，其它像《南浦》、《柘冈》、《清明》、《东皋》、《雪干》、《染云》，还有专写梅、芳草、杏花的诗等等，都是诗人在春天里有所感发，诗情洋溢的产物。王安石很少有伤春之作，春天在王安石的笔下似乎总是像初开的花朵一般明丽、清新、怡人。春天之于王安石，是别具一种滋味和意义的。王安石对春天的深情礼赞，所透露的是对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的热爱，是对生活的肯定、对大生命的肯定。“绿垂静路要深驻，红写细波得细看”（《杨柳》），老年的王安石竟像儿童一样对花红柳绿充满新鲜的兴趣。春天给予王安石的更多的是优美、安闲、生机流荡的感觉，如《五柳》诗云：
五柳柴桑宅，三杨白下亭。
往来无一事，长得见青青。
这首诗随意写来，似平淡无奇，但正是这种平淡，透露出诗人平展如湖水、温煦如微风般的心境，真可谓除净火气之作，非汩没利害，看穿是非者不能造。
王安石晚年之所以能抱道而居，精神不倒，来自其长期的修养功夫。在《答曾子固书》中，王安石曾说他诸子百家之书无所不读。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禅宗，都教人旷达、自得、以大自然为精神家园，以“体道”为存在之提升，以“天人合一”为精神的最高境界。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道家的“逍遥游”、禅宗的“平常心”，都是王安石的精神根柢之所在。一般多称王安石晚年耽于佛禅，而对其道家思想重视不够。安石晚年的确有不少发挥佛禅思想的诗，但大多都是古体诗，如《拟寒山拾得二十首》等，其绝句中直接表现佛禅思想的并不多，而发挥庄子思想者却随处可见，如“随顺世缘聊戏剧，莫言合渚是吾家”（《次韵叶致远置州田以诗言志四首》）、“江湖相望真鱼乐，怪汝长谣特地愁”（《寄吴氏女子》），都是庄子旷达忘忧之意。他晚年的绝句中有一个经常出现的词“翛然”，就来自于《庄子?大宗师》中的“翛然而往，翛然而来”，形容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之貌。王安石在用“翛然”一词时，多与“禅”联系在一起，如《示宝觉二首》之一：“翛然迥出山林外，别有禅天好净居”；《示永庆院秀老》：“禅房借枕得重欹，陈迹翛然尚有诗”；《和净因有作》：“禅客翛然感此辰”等，可见庄与禅之相通。“千蹊百隧散林丘，图画风烟一色秋。但有兴来随处好，杨朱何苦涕横流？”（《千蹊》）这种随缘自适的态度，正是庄禅胜义。追求不受任何束缚的无所住心，明心见性的状态，本就是庄子与禅宗一个很大的相通之处。不过，中国士人中所谓深受禅宗影响者的精神源头终归还是在庄子那里。所以，论王安石晚年的思想，不能一味地把他看成一个佛教徒，荆公与道家尤其是与庄子之关系，也不可忽视。
三
虽然能肯定生活，能自我排遣，但王安石晚年的心灵世界并不是一片光风霁月。他时常回忆起过去，并且充满了世事不堪追寻的苍茫感。有时，他会很伤感，有时仍难掩悲愤之情。王安石晚年的心情是复杂、多面的，故而其晚年绝句色调清新、温润而兼有黯淡与苍茫。
让我们再从春天说起。王安石晚年绝句中的春天意象并不是单纯的一片轻明，而是在明丽的氛围中隐藏着一种苍茫的意味，如元丰七年（1085）的《悟真院》：
野水纵横漱屋除，午窗残梦鸟相呼。
春风日日吹香草，山南山北路欲无。
“野水纵横漱屋除，午窗残梦鸟相呼”，诗人先营造出一种野逸、萧散、清远的氛围，似看不出什么情感的波澜。“春风日日吹香草”，春风，这是造化生命的风，它永不停息地吹拂着一切，“日日”，这重复的语词似让春风带着一种情意而来。漫山遍野的芳草在春风的吹拂下，静静地生长，等待下一个季节的来临。宇宙生命大化不息，一切都永恒如斯，这是一种对宇宙生命之道的恒久性、平常性的领悟与接纳。“山南山北路欲无”，则在上句的领悟与接纳中生出了一种迷茫感。也许是茫茫的春草遮蔽了道路，诗人无法用肉眼分清南北山路的去向了，于是，视觉上的迷茫感逗引出了心灵上的苍茫感，这感觉留在心上久久不去。《悟真院》真可谓铅华尽去，精神独存之作。整首诗都在写景，但却将人的心灵感受传达得异常深刻，其形而上的意味非常隐秘。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六以为王安石晚年绝句“闲澹”。王安石晚年绝句的确颇有闲澹之致，但“闲澹”二字实不足以概括其晚年绝句的风格。清人吴之振说：“所得而论者，谓其有工致无悲壮，读之久则令人笔拘而格退。余以为不然。安石谴情世外，其悲壮即寓闲淡之中。” 应该说，这一评语是准确的。身为宰相时的王安石，是真正在政治权力中心奋力拼搏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最终壮志未酬不得已而退隐的宰相，所以晚年的王安石不同于一般的隐士。王安石无论如何在山水中优游自得，也不可能望峰息心，忘怀世事。新法一步一步地被废除着，他亲手缔造的变法事业正在以种种形式影响着国家的命运，凡此种种，都不可能不牵引着王安石那颗忧国忧民的心。在去世前一年（1085）写给其弟王安尚的信中，王安石说：“为国忧者，新变法尽更矣。然此法与先帝议之二年乃行。天若祚宋，终不可泯，必有能变之者。” 然而，最终，连他认为最不可废的免役法也被废除了，其忧愤痛苦可想而知。所以说，王安石晚年的内心其实是深藏着难以言表的忧伤、痛苦的。凄凉中有安慰，安慰中复有凄凉，苍苍茫茫，情味复杂之极。这是一种英雄失志的忧伤和哲人乐天的平和两种心态并存交糅的复杂意绪。王安石晚年的那些看似闲澹清静的诗，总带有某种孤独惆怅的意味，只不过，对此他不愿作强化的表现，保持着心态的平衡。高步瀛评《半山春晚即事》：“寓感愤于冲夷之中，令人不觉。” 此语移之评荆公晚年绝句的总体情调也可谓的评。“寓感愤于冲夷之中”，谓其情绪之复杂；“令人不觉”，谓其风格之深婉。
凄凉中有安慰，安慰中复有凄凉，这种悲欣交集的体验，在王安石晚年的赠答怀人之作中也有深沉的流露，如写于1079年的《送耿天骘至渡口》：“四十余年心莫逆，故人如我与君稀”，这平实的话语中包含着多少对朋友的感恩和知己难觅的喟叹！同样是作于1079年的《与耿天骘会话》：“邯郸四十余年梦，相对黄粱欲熟时。万事尽如空鸟迹，怪君强记尚能追。”第三句意为人生万事皆如飞鸟过空，了无痕迹。“怪君强记尚能追”，是全句的诗眼。表面意思是惊奇耿天骘将往事记得太清楚了，言外之意是怕提及往事，其不堪回首的辛酸之意、空幻之感尽在不言之中，这是何等深曲的表现手法！在几十年的莫逆之交面前，各自的回忆已成为彼此的回忆，人生的变与不变，此刻都感受得格外真切。
“岁晚相逢喜且悲，莫占风日恨归迟。我如逆旅当还客，后会有无那得知。”这是王安石作于1085年的《送黄吉父三首》的第三首。乍逢乍喜，乍喜乍悲，这种悲欣交集的复杂心态是许多中国哲人的相同体验。“我如逆旅当还客，后会有无那得知”，去日苦多，来日恨少，终究还是悲情浓重，无可奈何，这便是晚年的真实体验，似乎也是王安石的终极人生体验。
“重将白发傍墙阴，陈迹茫然不可寻。
花鸟总知春烂漫，人间独自有伤心。”（《重将》）
一个才华卓越、志事消殒的老人，在花鸟烂漫的时分，独自品味人生的空无与孤独，此情何以堪之？“欲望淮南更白头，仗藜萧飒倚沧州。可怜新月为谁好，无数晚山相对愁。”（《北望》）此诗有一种萧飒之气，这是真正的老年心境。王安石晚年虽然颇能自我排遣，散淡自适，但我总觉得他晚年的心态还是黯然忧伤的成分更多一些，只不过隐藏得很深罢了。王安石晚年的一些绝句典型地体现了宋人的“老年心境”，这是一种在即将走完人生之路回首来路时的沧桑感、凄凉感。《重将》、《北望》这两首诗都作于王安石去世的前一年1085年，弥漫其中的忧伤与萧飒是其心境的真实写照。
在王安石的沧桑感中，还蕴涵着一种富有哲学意味的对偶然性的体认。“万事纷纷只偶然，老来容易得新年。柘冈西路花如雪，回首春风最可怜。”（《柘冈》）在历经了世事沧桑后的暮年，细思云烟万事，只觉一切皆是偶然。不管经历了多少，人在命运面前，永远都只有一种不确定之感。 “容易”一词，极可玩味——时间流逝的迅速、不知不觉，突然间对时间流逝的高度敏感，人在时间中的被动感都包含其中。人无力抗拒时间的改变，无力挽回生命的衰老。生命如此轻飘，轻得让人难以承受。“容易”二字，恰恰承载的是一种无奈的沉重。后两句“柘冈西路花如雪，回首春风最可怜”，最终把自己的情意寄托在明丽的春景当中——这是一种反抗虚无的态度。黄庭坚说荆公暮年小诗“不可以理待”（《跋荆公禅简》），即谓安石晚年绝句的超俗之处不在事理，而是在于精神境界。
王安石晚年的精神境界、情感态度，不独在其个人的精神史中甚为重要，按照许思园先生的说法，其悲情的态度在整个中国诗史上亦堪称绝唱。兹引许思园文如下：
王介甫晚年之作开辟一新境界，然而亦深有得于上述风格。其归隐后所作大都悲情激越不能自抑，但出之于简淡，故苍秀高妙，莫与伦比。不但可冠宋诗，且在中国诗坛亦为绝唱。盖介甫盛年以才智、识力、意气自负，迨新发行而复废，欲利济苍生而卒无一成，负谤而归，在其内心构成一绝大悲剧。此时方悟才智、识力、意气之不可恃，平生压抑之情感遂如横决。以理性自负之人不料其晚年情感独盛。中国诗原不以悲情见长，而介甫归隐时之作不但悲壮之极，且出之以淡雅简古，时复有苍茫不尽之意，此其所以为绝唱欤。（《中国诗之风格》，许思园著《中西文化回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86页。）
四
前面说过，王安石晚年绝句的变化与其艺术化的生活有很大关系。如果仔细体味，我们会发现：生活和心态的变化，也导致了王安石晚年创作态度的变化。王安石早年的文学主张是实用化的（当然其创作不可能亦步亦趋地实用化），而他晚年，虽没有明确的修正其功利主义文学观的言论，但从其晚年作品的社会内容的减少，纯文学色彩的大大增强，我们可以看出王安石晚年文学观的微妙变化——从功利化的文学向审美的文学本位的回归。应该说，王安石晚年绝句的艺术风貌与其创作态度有很大关系。王安石晚年绝句，从内容上说，自然山水诗大大增加了，干预现实与咏诗之作已很少见，其原因在于他晚年对政治的失望和厌倦，故其创作时有明确的题材选择；从诗体上说，在饱经沧桑的老年，王安石再不会去写那些逞才使力的长篇古诗了，也不大写那些规矩锻炼的律诗了，简短随意的绝句更适合他此时散淡、渊默的心态；从艺术风格上说，早年的直抒胸臆，逋峭雄直转向平淡、含蓄、清婉。安石元丰七年（1085）的绝句《次韵俞秀老韵》末二句曰：“新诗比旧增奇峭，若许追攀莫太高”，是劝俞紫芝写诗要平淡，不要太过奇峭，这其实也是自劝，因为“奇峭”一直都是王安石诗的一个特色，由此可见王安石有意抑制自己的奇峭的反省态度，这就是一种创作态度的改变。
虽然有意抑制自己的奇峭，力求平淡，但看似矛盾的是，王安石晚年对政治生活的疏离，给他带来的另一个创作态度的改变却是对技巧的更加专注的讲求。艺术是人在拥有余裕时的一种追求和创造。这种余裕需要从日常生活中超脱出来，愈是超脱，余裕就愈多，对艺术的创造欲就愈强。王安石晚年的心灵状态可以说由先前的以政治为主转向了以艺术为主，他获得了更加充足的精神上的余裕，对于诗歌创作从意境到技巧自然就更加精益求精。大抵艺术家们于现实失望之后，往往就会将其心力更多地转向对艺术技巧的追求。杜甫晚年，“新诗改罢自长吟”、“语不惊人死不休”也都是壮志消磨之后的事情。荆公晚年对技巧的刻意追求，也是此种心灵法则的产物。另外，王安石对用典、对仗等技巧的向难而进，未尝不含有游戏的心态。文学本就是与游戏分不开的。游戏心态的参与，反映的是人的追求心灵解放的深层意愿。用典、对仗的难度越大，在超越了困难之后所获得的自由感就越强。王安石对文学技巧的刻意追求，如果我们从文学是一种游戏（尽管是严肃的游戏），而游戏有利于解放精神压力的角度去看的话，应当会对他有更同情的理解。
正是对技巧的刻意求精，使王安石晚年绝句十分工巧。胡应麟说：“介甫五、七言绝，当代共推，特以工致胜耳。” 这话有些看不起王安石绝句，同时也有些瞧不起“工”的意思。其实，王安石晚年绝句的“工”自有其合理性与价值。首先，诗歌写作不可能不使用技巧、不露技巧的痕迹。纯粹自由的写作和纯粹机械的写作都是不可思议的。真实的写作正是自由写作和机械写作的冲突的结果。好的诗歌不是自然而然，而是“妙造自然”。其次，工巧刻意也是宋诗之所以为宋诗的特点。胡应麟说王安石“七言诸绝，宋调坌出，实苏、黄前导也。”这就是看到了王安石七绝作为宋诗的价值。荆公绝句的情景交融、空灵浑厚虽然直逼唐人高境，但其新奇工巧、深析透辟也是在晚年精益求精的。王安石绝句之所以在唐宋两代独树一帜，关键就在于其兼备唐诗之自然与宋诗之工巧的特色。
最后，如果把荆公晚年绝句放在唐宋绝句的大背景下来看，会发现荆公绝句无宫词、 无爱情诗、无军旅诗、更无游侠诗，故其奇情异彩不及唐人。唐人所写宫词、军旅与游侠等诗其实也多基于想象，王安石绝句则基于回忆者多。回忆是一种自我审视的姿态，荆公绝句激情内敛而沉思意味浓厚。就绝句中的时空展现而言，王安石绝句中的时空展现更近于中晚唐式的幽深杳远，而不是盛唐式的高朗阔大，像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李白“飞流之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那样气势雄浑的绝句，在荆公绝句中是找不到的。不过，这也是宋代士人心态趋于精细内敛的大转变在其文学中的反映。“文变染乎世情”，任何伟大的人物都会被打上时代的烙印的。
浅析王安石晚年绝句【转】
【摘要】：王安石的诗歌创作以其在熙宁第二次罢相为界，大致分为前后两期。这两期的诗歌在思想内容上有别，在艺术特色上也有异。在晚年罢相赋闲熙宁时，他全心全意从事诗歌创作，因此诗歌取得了重大突破。特别是绝句，有着很高的造诣。他经常运用绝句写景、抒情，而且精工语言、讲究技巧、重视艺术特色，这使其晚年绝句自成一派。
【一】、
王安石是诗人，亦是政治家。他早年的诗歌有着很强的政治性，强调诗歌为现实服务的功利性。但是，熙宁罢相后，他的诗歌发生了变化。这与其人生观价值观的转变有关。特别他好佛道，到晚年更是如此。他认为世人被世俗之事所扰乱不是由于佛道的“无思无为”所致，而是人们沉浸于利欲之中，不能自拔。所以，王安石在赋闲金陵以后，好佛、道的思想感情与之前相比是又增无减，以至于听讲佛法，读经，研习佛道义理成了他晚年生活的重要部分。这在他晚年的诗作里，多有反映。如《定林院三首》其一云：
穷谷经春不识花, 新松老柏自欹斜。
殷勤更上山头望, 白下城中有几家。
定林寺是王安石去的最经常的地方，也是他最感眷恋的地方，他在定林有一间僧房作为读书处。很显然，这正迎合了他佛家修行，处世养心的要求，以达到不为世俗尘埃所染的境界。
又如《题半山亭壁二首》其二云：
寒时暖处坐，热时凉处行。
众生不异佛，佛即是众生。
其诗作里随处可见禅宗的语言，禅宗的智慧，禅宗的气息。
同时，王安石晚年不仅在佛学里找到了精神的慰藉，而且在老庄哲学里也同样找到慰藉，尤其是道教主张避世的思想，对于当时政治上失意的王安石似乎是势所必至的。如《谢郏亶秘校见访于钟山之庐》云：
误有声名只自惭，烦君跋马过茅檐。
已知原宪贫非病，更许庄周知养恬。
其诗表现了他对庄生梦蝶和修生养性的愿望。
总之，佛、道教义和老庄思想对其晚年的诗歌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
【二】、
在诗歌的思想内容上，由于王安石晚年被迫归隐，脱离了现实斗争，转而赋闲山林，这使其诗歌由早年的以诗论事议政，咏史抒情，怀古砭今，转变为晚年的以写景抒情，咏物言志，怀古伤今为主。
首先，写景抒情。赋闲的生活使得他寄情于山水，自然界的美景也就随之流露到他的诗作里。如《书湖阴先生壁》云：
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这首诗从近处的青苔，花木，到远处的绿水，青山，由近及远的描写了胡阴先生的庭院及四周恬静而幽雅的环境，通过对景物的赞美来表现主人的高雅人品。这种写景抒情的诗作与以往是有别的。
其次，咏物。咏物可以言志，可以寄兴，可以抒情。与早年的咏史诗不同，早年的大都寄托了他的政治理想和对人，事，物的独特见解。特别是在一些歌咏历史人物的七言绝句里，从不同的角度写出对某些史实和人物的新的看法，借以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如《孟子》，《商鞅》，《贾生》等。而晚年的咏物诗则是比较单一的借物抒怀。如《梅花》云：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借梅花的高洁表现人格的高洁
此外还有怀古。荆公晚年隐居金陵，金陵毕竟是六朝古都，历史遗迹甚多，文化底蕴丰厚，这难免使文人产生一种怀古的情思，这种思绪在其诗作里也可以见到。如《金陵绝句四首》其二云：
结绮临春歌舞地，荒蹊狭巷两三家。
东风漫漫吹桃李，非复当时仗外花。
这首诗将六朝歌舞升平之地与眼下的荒凉狭巷相对比，形成强烈的反差。东风依旧，但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朝代更替之感、黍离之悲不禁涌上心头，引发了诗人无限的感慨。 又如《谢安墩二首》其二云：
谢公陈迹自难追，山月淮云只往时。
一去可怜终不返，暮年垂泪对桓伊。
此诗首句表达了对谢公丰功伟业的羡慕和钦佩，赞美之情溢于言表。而末句则表现得十分的无奈，“暮年垂泪对桓伊”说的是谢安呢？还是对自己现状的真实写照，感叹身世？我们不得而知。
【三】、
熙宁变法的失败使王安石那种希望通过政治改革达到富国强兵的理想破灭，也消减了他济世的热情。心情渐趋平淡了，诗风也随之趋于含蓄深沉了。既然不能在创作内容上超越前期，他就专注于追求语言技巧的突破，以此来掩盖内容的贫乏，这使其晚年的诗作在技巧上颇有造诣。尤其是描写自然的小诗颇具特色。黄庭坚说：“荆公暮年做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咏之，变觉沆瀣生齿间”。这些绝句小诗经过王安石的推陈出新，形成了自己独到的风格特色。
一方面，在语言技巧上，讲究炼字、炼句。叶梦得《石林诗话》论王安石晚年诗“诗律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由此可见荆公晚年诗歌语言技巧的成就。
炼字上，好用动词；钱钟书先生《谈艺录》说道：“唐人诗好用名词，宋人诗好用动词”。王安石是充分地将这一特色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如《歌元丰五首》其五云：
豚栅鸡埘晻霭间，暮林摇落献南山。
丰年处处人家好，随意飘然得往还。
一个“献”字将深秋时节，树林中树叶纷纷摇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的萧瑟的景象一览无遗的呈现出来。
又如《题齐安笔》云：
日净山如染，风暄草欲薰。
梅残数点雪，麦涨一溪云。
首句一“净”字准确传神地描绘出阳光灿烂、晴空万里的景象，“染”字写出了山川被染上了一层绚丽的色彩的感觉；第二句“暄”字将风赋予了人的特性，风吹过的大地，青草被渲染得暖洋洋的；末句的“麦”字将初春麦苗强烈生长的态势形象的表现出来了。整首诗每句的第二字、第五字都是传神点睛之笔，使得诗句精巧而别致。
另一方面，色彩词的使用也十分到位。流传广泛的名篇《泊船瓜洲》云：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诗中“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相传一“绿”字是经过反复推敲才炼定的。这一字把春风吹来使万物复苏的情态淋漓尽致地都表现出来了。
炼句上，善于使用修辞手法，如比喻、拟人、对偶等。如《晚春》云：
春残叶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盏疏。
斜倚屏风搔首坐，满簪华发一床书。
“密”对“多”，“少”对“疏”，使用了交股对，新奇别致，让人耳目一新。
荆公晚年绝句的一个重要特色是“闲澹”，“ 闲澹”体现在意境的空灵，诗画一体和情感的淡定。
我们知道荆公好佛教，特别是禅宗里所崇尚的“空”对其影响极大，这都渗透到其诗作里。如《即事二首》其二云：
云从无心来，还向无心去。
无心无处寻，莫觅无心处。
全诗以禅语入诗。
又如《钟山即事》云：
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
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啼山更幽。
诗中“一鸟不啼山更幽”是“鸟鸣山更幽”（王籍《入若耶溪》）的反意，但是二者皆表现出深山的静和空，也正是因为山静，才能衬托出鸟鸣 。
唐代王维的诗被称作“诗中有画”可能是众所皆知的。其实，王安石晚年的绝句小诗也大都带有画意。如《江上》云：
江北秋阴一半开，晚云含雨却低回。
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
前两句写江北的天空笼罩着秋天的阴云，半阴半晴，暮云含雨在低空中徘徊。后两句写云雾缭绕着青山，朦朦胧胧的，只能隐隐约约的看见远处江面的千帆。整首诗就似一幅秋江暮云图，明暗相间，动静相生，不能不说是“诗中有画”。
荆公晚年远离政治官场，置身自然。早年的锋芒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渐渐被磨平了，体现在诗作中的思想感情也淡定了。如《北陂杏花》云：
一陂春水绕花身，花隐妖娆各占春。
纵被春风吹作血，绝胜南陌碾成尘。
唐代的杏花诗大部分都很伤感，而王安石的这一首却打破常规，表现得十分旷达。这和他晚年寄情于山水，过着闲淡的生活是分不开的。
纵观荆公一生的诗歌创作，其晚年的绝句的思想内容，语言技巧和艺术特色是卓有成就的，且影响甚远。
【参考文献】：
《两宋文学》 程千帆 吴新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2
《王安石》 张白山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8
《两宋文学思想史》 张毅 中华书局 1995
《王安石评传》 张祥浩 魏福明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