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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 句鑃 甲组：句鑃1：通高46.2厘米，舞修15厘米，舞广11.2厘米，铣间17厘米，鼓间13.8厘米。句鑃2：通高37厘米，舞修12.4厘米，舞广8.8厘米，铣间14.2厘米，鼓间11厘米。句鑃3：通高31.9厘米，舞修9.6厘米，舞广7厘米，铣间11.2厘米，鼓间8.4厘米。 乙组：句鑃1：通高43.4厘米，舞修14厘米，舞广10厘米，铣间16.6厘米，鼓间12.4厘米。句鑃2：通高39厘米，舞修12.2厘米，舞广8.8厘米，铣间14.2厘米，鼓间11.2厘米。句鑃3：通高40厘米，舞修12厘米，舞广8.8厘米，铣间14.8厘米，鼓间10.1厘米。句鑃4：残高25.5厘米，舞修10.8厘米，舞广7.2厘米，铣间13.3厘米，鼓间10厘米。句鑃5：通高29.8厘米，舞修9.8厘米，舞广6.8厘米，铣间11.6厘米，鼓间8.4厘米。句鑃6：通高27.5厘米，舞修9.1厘米，舞广6厘米，铣间10.5厘米，鼓间7厘米。1985年广德县桃州镇章村出土。现藏广德县文物管理所。 甲组腔体近舞部一周云雷纹，上为蕉叶纹，长方形柄，柄根部作蟠螭纹。乙组浇铸工艺稍差，器表有若干蜂窝状孔及裂纹，长方形柄，腔体无纹饰，仅在柄根部作蟠螭纹，3号句鑃鼓部有云纹标记。 句鑃形制与北方的钲相近，自铭句（钩）鑃，目前仅出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地区，浙江武康出土的其次句鑃和绍兴出土的配儿句鑃铭文有“以享以孝，用祈万年”、“以宴宾客，以乐我诸父”，可知句鑃是祭祀和宴享时使用的乐器，演奏时口部向上，柄插于架上。从考古资料看，句鑃是成组使用的，大小相次，有出土两件、三件甚至十余件的，1958年江苏武进淹城曾出土一组七件，迄今尚不知其成组之数是否有定制。 此批句鑃1985年出土于广德县高湖乡章村，1986年收集于土产公司收购站，从腔体装饰看可分为两组，甲组有纹饰，共3件，乙组无纹饰，共6件。甲组纹饰基本相同，但句鑃1为勾连云纹，不同于句鑃2和句鑃3的雷纹。乙组句鑃3通高大于句鑃2，虽有可能是由柄部修补造成，但其体量也不小于句鑃2，且鼓部仅有云纹标记，句鑃2、3的锈色也与本组其他4件不同，因此乙组句鑃可能不是原配的一组。甲组句鑃形制纹饰与配儿句鑃相同，应属春秋战国之际遗物，乙组与甲组年代相当而略晚。 战国 蟠虺纹殳 通长14.7厘米，筩径3.6厘米。1959年淮南市蔡家岗二号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殳作三棱形矛式样，圆筩顶平，内中空达近锋处，无穿，残存有木柲。筩饰尾端凸起的蟠虺纹。 殳是先秦时期的兵器，《诗 卫凤 伯兮》：“伯兮执殳，为王前驱。”《毛诗》：“殳丈二而无刃”， 《考工记 庐人》：“殳长寻有四尺……击兵同强。”《说文》：“殳，以杸殊人也。礼，殳以积竹八觚，长丈二尺，建于兵车，旅贲以先驱。” 从考古资料看，出土的殳仅见于春秋战国时期，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现6件自铭为殳的矛形兵器，而此前殳均被称作三棱矛。根据曾侯乙墓的竹简可知，殳可分两类，一类是有刃殳，殳头作三棱矛形，筩上有浮雕纹饰或作棘刺球状，或有穿，柲上距筩30-50厘米处有与筩部相同纹饰的箍，柲尾有镦，竹简记为“杸”，此类殳可能就是文献记载的“锐殳”。另一类为无刃殳，殳头作筒状或八棱形筒状，平顶无刃，柲尾有镦，竹简记为“晋杸”与上述文献记载相合。曾侯乙资料表明，殳柲制作方法为用若干根竹条包裹住木柲，形成八棱形，再用宽丝线缠绕固定，外表先髹黑漆再髹红漆或直接髹红漆，此种柲被称为积竹木柲。迄今为止，殳大多出于楚文化范围内，且仅见于等级较高的墓葬，其表示身份地位的成份较多，非普遍使用的兵器，长度一般在3.3米左右。 安徽地区在寿县蔡侯墓、舒城九里墩春秋墓曾有殳出土，本器属有刃殳，形制与曾侯乙墓有刃殳基本相同，仅筩部纹饰有异，当为时代差异。以上三处均为高等级墓葬且属于楚文化系统。 春秋 吴王光剑 残长54厘米，格宽5厘米。1974年庐江县汤池公社边岗大队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剑身较宽，狭前锷束收成锋，突脊呈直线，斜从，凹形格，扁圆茎，茎上有两道箍节，剑首缺失。剑格铸有花纹，原嵌绿松石，现已脱落，茎部残留有缠缑痕迹。剑身近格处铸有“攻吾攵王光自作用剑，走亘余以至，克肇多攻”两列16字铭文。 攻吾攵，文献作句（gōu）吴，即西周至春秋时期定都于江苏南部的吴国。吴国为周文王伯父太伯、仲雍之后，《史记 吴太伯世家》：“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自号句吴。”历经西周一代与东南地区越族的融合，至春秋晚期国力逐渐强盛。作剑者吴王光，即吴王阖庐（公元前514年－公元前496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公元前506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合唐、蔡之兵大败楚军并攻破郢都，名扬于诸侯。 根据已发表的考古资料，吴王光剑共出土4件，形制基本相同。山西原平县峙峪和安徽南陵县吕山出土的两件有明确的墓葬资料，墓主非吴王光，本剑虽无完整的墓葬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使用者也并非吴王光本人，类似情况亦见于吴王夫差剑和越王剑，究其原因，应当是出于友好赠送或战争遗失，也有可能是赐予将领。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地区青铜剑以其材美、工巧名扬天下，《周礼 考工记》将“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越）之剑”并称为当时天下最精良的工具和兵器。本剑为典型春秋晚期风格，保存基本完好，至今依然十分锋利，铭文是吴王光剑中最长的一件，体现出吴国军队战胜敌人的冲天霸气。 春秋 吴王光鉴 高35.7厘米，口径60厘米。1955年寿县西门蔡侯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器体作圆形、大口、弧腹、平底，两兽耳相对并套环，腹内近底处有四小环。腹部饰羽翅纹、圆圈纹，下腹饰垂叶纹，内壁铸有铭文8列52字。 鉴是大型水器，用于盛水，兼以照容，《周礼 天官 凌人》“春始治鉴……祭祀共冰鉴。”《庄子 则阳》又有“灵公有妻三人，同鉴而浴”的记载，可知鉴又用于盛冰和沐浴。青铜鉴出现于春秋中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最为流行，西汉时仍有铸造，主要形式有圆形和方形。 吴王光鉴是吴王光（阖闾）为其女叔姬寺吁出嫁蔡侯所作之媵器，自铭“荐鉴”。从铭文看，吴王光十分重视这次吴蔡联姻，择吉日精选上好的铜料来为叔姬寺吁制作宗庙祭祀用的礼器铜鉴，最后还叮嘱叔姬寺吁恭敬自己的君主，子子孙孙都不要忘记，可谓语重深长。根据文献记载，春秋末期，吴楚相伐，作为楚国附属和长期盟友的蔡国在蔡昭侯时因不甘屈辱转而投靠吴国，吴蔡同盟建立。吴王光鉴的出土印证了史书的记载，反映出吴、蔡两国通过联姻来加强同盟关系，对于研究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相互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吴王光鉴出土时，鉴内配有圆形尊缶和匜形勺，鉴腹内四小环与尊缶腹上四环两两相对，结合湖北曾侯乙墓发现的鉴缶形制，可知此鉴、尊缶和匜形勺三器合为使用，亦应称为鉴缶。尊缶盛酒，匜形勺挹注，尊缶与鉴的间隙置冰用以冰酒，是为冰鉴。相同情况还见于同墓出土的蔡侯方鉴和方缶。 春秋 蔡侯盥缶 通高36厘米，口径21厘米，腹围115厘米。1955年寿县西门蔡侯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器圆体，有盖。盖顶作六柱环握，盖口包住器口。圆肩，腹下内收，假圈足。腹两侧原有双链提梁，已残失。盖上有6个、肩上有8个饼形冏纹装饰，饼形饰间有阳纹线条的蟠虺纹。腹部饰嵌红铜龙纹。盖内顶和颈内壁铸铭“蔡侯绅之盥缶”。出土时内附一勺，柄缺。 春秋时期，贵族各阶层依然盛行商周以来的沃盥礼，沃盥礼中最重要的器物是盘和匜，而盥缶便是与盘和匜相配套使用，因盥缶用于盛水，故而体量要比盘和匜大得多，所附之勺乃挹注之用。 盥缶多见于南方，春秋晚期至战国普遍流行，其中以楚系青铜器为甚，是楚文化代表性器种之一，其特征为直口短颈，宽体，圆肩，造型丰满；盖口大于器口，合盖时，盖将器口罩住，盖沿直接落在肩上；盖和上腹部有凸起的一周圆饼饰和蟠虺纹（或蟠螭纹）。本件盥缶1955年出土于寿县西门蔡侯墓，年代为春秋末期，造型和装饰风格均与典型楚器一致，相同情况还见于同墓出土的绝大部分铜器，这表明此时的蔡器已完全纳入楚文化的范畴之内。 蔡侯盥缶圆饼饰、龙纹采用了嵌红铜装饰工艺，这是春秋中期开始出现的一种新的装饰技术，即在铸器时先将纹饰铸成浅凹槽，再用红铜条经敲打嵌入，最后打磨平整。嵌红铜装饰工艺优点在于通过两种金属的色泽差异，使纹饰更加醒目，丰富了器物的色彩，红铜的延展性强，也使工艺操作变得简便。春秋中晚期嵌红铜装饰工艺盛极一时。 春秋 蔡侯莲瓣方壶 通高80厘米，口宽27.5厘米。1955年寿县西门蔡侯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直口，长颈，圆角方腹，圈足。盖顶作镂空八瓣莲花，颈部置龙耳套环，腹部作十字分栏。壶身饰蟠螭纹和窃曲纹，圈足下置四只张嘴伸舌，向上仰视的小兽，仿佛已不堪重负。壶颈内有“蔡侯绅之飤壶”2列6字铭文。全器修长清秀，高大华丽。 本件方壶1955年出土于寿县西门蔡侯墓，蔡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姬姓诸侯国之一，是周王朝东南门户，随着楚国的崛起，春秋中期时完全成了楚国的附属。蔡昭侯十年（-509）蔡国背楚就吴，二十六年（-493）迁都州来（今寿县），公元前447年灭于楚。蔡国原本是周文化在淮河流域的代表，自春秋中期以后的百余年间，随着蔡国逐渐为楚所制，其文化面貌逐渐发生变化，蔡器中楚文化因素越来越浓，春秋晚期时已达到相当的程度。 蔡侯墓1955年于寿县县城西门内治淮工地发现，墓主蔡昭侯绅（公元前518-公元前491在位），出土器物主要为青铜器，礼器中多数有铭文，重要器物有蔡侯编钟大孟姬尊盘、吴王光鉴等，反映了蔡与楚、吴大国之间的关系。 蔡侯方壶瘦长，颈与腹分段，腹部十字分栏，大兽耳，具有楚器风格，盖握设计成莲瓣状，与河南新郑出土莲鹤方壶相同，莲瓣饰还见于长治分水岭春秋墓。蔡侯方壶反映出它融合了中原和楚文化的因素，也印证了历史文献关于蔡国历史演进的记载。 春秋 编钟 口径6.5-11.2，高11.8-19.3厘米。1991年凤阳县两河一路水利工程出土。现藏凤阳县文物管理所。 钮钟共八件。形制相同，大小依次递减。长方形钮，篆、枚间隔，篆部和鼓部都有纹饰。三枚一组，缀于间。 青铜钟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打击乐器。钟的形式是从另外一种打击乐器—铙演化而来。其基本形式是在两侧尖锐的扁体共鸣箱上部的平面上，有一个可悬的柄。钟的各部分名称是：共鸣箱的平顶称为“舞”，正背的中上部直的阔条称为“钲”，其两边突出的乳丁称为“枚”，“枚”的上下间隔部分称为“篆”。以下称为“鼓”，弯曲的下口称为“于”，尖锐的两侧称为“铣”。悬挂钟体的柄形物称之为“甬”。“甬”的顶端称为“横”。中段突出的部分称为“旋”。“旋”上用以悬挂钟钩的孔称为“干”，悬挂的方式是倾斜的。西周中期开始出现了直悬的钟，在“舞”面上竖立一个长方形的梁，称之为“钮”。钟可分为两种。斜挂的钟称之为甬钟，直悬的钟称之为钮钟。钟的音量大小在于其共鸣箱的大小；钟音频的变化主要在于鼓部的厚薄。 一般的甬钟或钮钟都能敲出两个音。西周时期钟的组合数目有三枚、八枚一组的编钟，东周时期钟的铸造水平有很大提高，已发展到十四枚一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钟数达六十四枚之多。 春秋 龙虎纹鼓座 高29，直径80厘米。1980年舒城县孔集九里墩春秋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鼓座是打击乐器鼓的底座。这件鼓座形状似圆圈型，圈外侧有四个铺首衔环，圈上蟠龙残缺不全，上沿四周有虎头和龙蟠绕列，虎竖耳、瞪眼，张口作吼状，龙翘独首。圈下空无底。器身满饰蟠虺纹，造型奇特。沿圈外侧的上下各有一周铭文，分别为98字和52字，总计150字。从可辨识的少数字来看，座壁上沿铭文为：“（唯）正月初吉庚午余…于之玄孙…公□（择）其吉金…自（作）…楚币（师）…于之用永征是辰（振）”。座壁下沿铭文为：“…余以享…生九祀…东土至于淮…于子孙永□”。从同墓葬出土的器物分析，可能与春秋时舒、徐、吴、蔡、楚等国有关。此器的名称和用途现在还未能确认，有说是隽（读音“晋”）鼓之座，有说是建鼓之座。这件带有铭文的鼓座更有可能是作为军旅战鼓使用。 鼓是中国常用的打击乐器。周代有八音，鼓是群音的首领。从原始的陶鼓、土鼓、皮鼓、铜鼓，一直发展到种类繁多的现代鼓，鼓是最为人们喜爱和广泛应用的乐器之一。早在距今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了陶鼓的制造。在我国以瓦为框制造陶鼓的传统也沿袭了很久。随着社会的发展，鼓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民族乐队、各种戏剧、曲艺、歌舞、赛船舞狮、喜庆集会、劳动竞赛等都离不开鼓类乐器。 鼓的结构比较简单，是由鼓皮和鼓身两部分组成。鼓皮是鼓的发音体，通常是用动物的皮革蒙在鼓框上，经过敲击或拍打使之振动而发声。 春秋 蟠虺纹盖鼎 通高16.1厘米，口径13厘米。1995年青阳庙前街十字村龙岗窑厂出土。现藏青阳县博物馆。 敛口，口下一周凸棱用以承盖，附耳，弧腹圜底，蹄足。盖作圆拱形，盖正中有鼻钮衔环，外围等份设三个云形钮。盖顶以鼻钮为中心，内圈饰一周绳纹，外圈饰内外两组S形蟠虺纹，腹部以一周突起的绳纹作间隔，饰上下两组S形蟠虺纹，足跟部饰S云纹组合的变形兽首纹。 此式鼎源于西周时期，春秋中晚期流行于楚国，并逐步发展成为具有楚文化特色的器型，根据器物铭文有“緐鼎”、“鐈鼎”之称。春秋晚期，随着楚文化的向外传播，在江苏丹徒、吴县等地也有相同形制的鼎发现，说明此式鼎已影响到了长江下游吴文化区域。本器1995年出土于青阳庙前街十字村龙岗窑厂，相同形制的鼎在泾县、六安等也有出土，器形与1979年江苏丹徒谏壁粮山出土的带盖鼎基本相同，唯口部形状有异。此器S形蟠虺纹多见于长江下游，寿县蔡侯墓小口鼎上也有出现，但口下一周凸棱用以承盖的作法则是明显的楚式风格，从地理位置看，青阳应在吴楚交界处，受吴楚文化共同影响。 春秋 龙形提梁盉 通高25.7厘米，口径10.4厘米、腹径19.7厘米。1964年舒城凤凰山出土。现藏寿县博物馆。 直口，平盖双直耳抓手，，扁鼓腹，前有龙首曲管状流，后有云形扉棱，肩上置龙形提梁，三蹄足。龙首各饰两只蘑菇角，提梁饰重环式鳞纹，流部饰点状鳞片纹，腹中部饰一周夔纹，上下两道凸弦纹，尾部扉棱上阴刻圈点纹。 此式盉形制上与商和西周时期流行的盉不同，出现于春秋中晚期，因肩部多有提梁，学术界多因形称之为提梁盉，也有学者称之为鐎。提梁盉有三足，腹底较宽，可以用来受热，其主要用途是用于盛洒和温酒。郭宝钧先生认为“今天的茶壶乃是古盉的苗裔”。春秋时期北方地区提梁盉多以弦纹作装饰，比较简朴，而在南方楚文化区域则繁美华丽，附饰十分发达。本器的器腹、龙形提梁、龙首曲管状流、扉棱等造型与装饰手法均具楚式风格，属于楚系盉的范畴。 春秋 窃曲纹匜 通高31.4，通长56，流口宽8.5，腹宽30厘米。1982年怀宁县金拱乡杨家牌村出土。现藏怀宁县文管所。 匜是用来盛水洗手的青铜工具。《左传》有“奉匜沃盥”之语，意思是执匜浇水于手洗沫。《仪礼 公食大夫礼》记载：“小臣具槃匜，在东堂下”。《国语 吴语》槃即盘，也是一种小而浅的盛器。古代人在行盥洗之礼时，槃与匜同时使用，所以目前可知的传世和出土青铜器如宗仲匜、史颂匜、樊夫人龙赢匜、溪子宿车匜、番昶（音场）伯者君匜等都是和盘同时相配出土的。 匜最早出现于西周中期，流行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本件青铜匜形似瓜瓢状，口沿曲折。前部有流，稍上翘，后部有鋬手，底部三足造型似抽象的蹄形兽足。该器物的主体纹饰为一周宽带状的交龙纹组合，下部饰六周凸起的弦纹，鋬手呈双角龙首状，攀衔于匜的口沿，龙尾上卷，满饰重环纹。它的形制和纹饰，与寿县出土的同类器物基本相同，但形体特大，是江淮地区春秋时期出土的青铜匜中器体最大的一件。 该器物的主体纹饰—龙体交叠的交龙纹最早出现于西周晚期的颂鼎上，上村岭虢国墓地的青铜器中也有所发现，但是纹饰较为粗疏松散，到春秋中期发展为繁缛而重叠的卷龙纹或交龙纹，春秋晚期安徽寿县蔡侯墓青铜器群已极其精湛新颖。
春秋 蟠虺纹盨 高16.8厘米，口宽33×21厘米。1958年太和县胡窑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器呈圆角长方形，有盖，盖顶作莲瓣状镂空盖冠，腹两端有环形兽耳，底置曲尺形的矮圈足。器和盖饰蟠虺纹，足饰夔纹。 盨是祭祀宴飨时盛放黍稷饭食的器具，一般成偶数组合，出土器物铭文有自名“盨簋”的，表明其功用与簋相同。簋的流行时间较长，自商代一直沿用到战国早期，盨为西周中期末新出现的器物，但仅流行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已罕见。由于盨簋形制相近、功用相同，有学者认为盨是从弇口圈足簋演变而来。 本器1958年出土于太和县胡窑，器与盖满饰蟠虺纹，纹饰细腻，工艺精湛。“虺”即小蛇，《国语 吴语》有“为虺弗摧，为蛇将若何？”的记载。蟠虺纹出现于春秋中期，结合盖顶的莲瓣形捉手，此器应定为春秋中期，它的发现说明盨在北方中原地区消失后，淮河中下游地区仍然在延续使用着并使之发扬光大。此器的主要纹饰是以两虺盘绕纠结构成纹饰单元，采用四方连续的装饰手法使纹饰布满器表，彰显出繁缛华美。
春秋 鸟钮盖盉 通高27.1厘米，口径13.9厘米。1971年铜陵市火车站工地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小口，直领，平盖，扁鼓腹，粗环耳，圜底，矮蹄足。盖正中立一鸟形钮，腹上流已缺失，仅存有圆孔，另一侧有扉棱。腹中部饰一蟠虺纹带，上下两侧各饰一周蝉纹，纹饰之间以两周凸弦纹作间隔，盖顶围绕鸟形钮，饰一周蟠虺纹，两耳外侧作兽面状。 此式盉流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有学者称之为鐎，其一般形制特征为扁体圆腹，小口直颈，有盖，上腹部有流，肩上有提梁，三蹄足。江苏吴县何山曾出一器，自铭为“盉”，为区别商周时期流行的各类盉，学界常称之为提梁盉。根据古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看，提梁盉用于煮郁金草和于鬯酒中，调酒温酒兼用。 提梁盉分布区域较广，总体来说北方器的器腹以弦纹作装饰，提梁和流也比较朴素，南方楚式器纹饰繁复，往往在提梁、流口、鋬、足根部有精美的装饰，全器美观华丽。本器器形清秀精巧，肩上无提梁，其功用以腹部两侧设粗壮的环耳代之，保留鼎的形式，这种造型在同类盉中尚不多见。盖顶立鸟和环耳外侧的装饰手法都具有南方越文化的因素，地方特色明显。此前由于本器形似同时期的小口鼎而被称为鸟钮盖鼎，然考之器腹圆孔，当为流的脱落残存，另一侧扉棱与流对应，显然是提梁盉的主体造型，肩上无提梁是此式盉的早期形制，见于河南淅川下寺楚墓，故本器应更名为鸟钮盖盉。同时出土的器物还有越式鼎。
春秋 三足羊首鼎 通高11厘米，口径10厘米。1976年寿县构杞魏岗出土。现藏寿县博物馆。 子母口，器身作半球状，兽首作羊首，羊角向后卷曲，羊脯凸出于鼎外。有盖，盖面有鼻钮，盖后伸出部分作方尾。钩状三扁足。羊角饰点线纹，方尾饰云雷纹。 本器1976年出土于寿县构杞魏岗，从同墓出土器物看，其整体风格与群舒器基本相同，属于群舒文化范畴，但没有发现群舒器中常见的对鼎和獻形盉，圈足簋和小方盒与肥西柿树岗小八里相比已明显趋于简化。此器有称为羊尊，属鸟兽尊类，但鸟兽尊一般在背部开口较小，不同于本器的兽背全部为器口，本器与群舒兽首鼎在形制上有共同的特征，应定名羊首鼎，功用与兽首鼎相同。此鼎虽与兽首鼎同属群舒器，但兽首变为羊首，无耳，盖后伸出作方尾，扁足作钩状等具体作法与典型群舒兽首鼎已有较大区别，说明寿县构杞魏岗已处于群舒文化的边缘。
春秋 蝉纹鼎 通高27.7厘米，口径29.5厘米。1982年怀宁县金拱杨家牌出土。现藏怀宁县文物管理所。 直口微敛，斜缘，折沿方立耳，鼓腹圜底，三蹄足。腹上部饰窃曲纹、云纹，窃曲纹、云纹上下有两道凸弦纹，下腹饰蝉纹，腹上下有六组扉棱将纹饰隔开，耳外侧也饰窃曲纹、云纹，底为三角形范线，有火烧烟炱。 本器造型、纹饰具有春秋中期风格，腹部上下两层窃曲纹、云纹相互间隔横向展开，窃曲纹取自西周晚期离散式窃曲纹兽首部分，但变形已甚，只保留有形似。蝉纹外形近似三角形，两腰作弧线，除蝉的二目作乳钉状突起外，其余部分仍填窃曲纹和云纹。此纹饰的构成未见于中原地区，有一定的地方特色。从杨家牌出土器物看，其文化面貌属群舒风格，除单鼎外，还有成对相同形制的鼎出土，学术界称作对鼎，对鼎在齐器中多见，说明群舒器除继承中原文化传统外还受到齐器的影响。此鼎为对鼎，相近形制的又见于六安思古潭对鼎。
春秋 龙柄盉 通高17.4厘米，口径12.6厘米。1979年铜陵县钟鸣乡出土。现藏铜陵市博物馆。 器上部作盘口束颈，下部作空足分档鬲，鼓腹，档有一管状短流，腹置一圆柱形长鋬，上曲高于盘口，顶端作龙首，吻部突出，探视盉中。盘口饰一周简省窃曲纹，龙首、角眼、吻部饰圆点纹，并以弦纹作界栏。 此式器有管状短流和鋬，具有注水功能，但其形制有别于中原地区自商周以来流行的各类盉，有学者称之为异形盉。春秋中期，商周以来流行的各类盉在中原地区逐渐消失，而此式盉在江淮地区西部和相邻的长江南岸开始流行，主要形制有鬲形盉和甗形盉，本器因形似食器甗，学界亦称之为甗形盉。甗形盉在河南潢川黄国墓和浙江绍兴306号墓也有发现，绍兴306号墓出土的甗形盉应是徐国的遗物，黄与徐均与上述地区相距不远，属于甗形盉流行区域。 江淮地区西部的群舒和相邻的长江南岸并非属于同一个文化区域，但其出土器物却存在着诸多共性，如1978年在庐江县泥河区也发现一件相同的龙柄盉，这说明两者之间交往密切，值得我们继续探究。本器造型纹饰朴实乖巧，龙首以圆点纹装饰，为点睛之笔，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春秋 兽首鼎 通高27.7厘米，口径19.8厘米。1959年舒城县凤凰嘴出土。现藏寿县博物馆。 饪食器。全器作动物造型，形似古代祭祀时使用的牺牲，故又名牺鼎。鼎前端兽首突出，双角耸立，双目圆睁，兽身为器，兽背为口。平盖，附耳，垂腹，圜底，三蹄足。腹部饰一周蟠虺纹，颈下两侧饰蟠龙纹，兽角饰重环纹，耳外侧饰点线纹，盖饰蟠带纹。整个器体造型浑圆，体态憨厚，地域特征明显。 兽首鼎出于徐和群舒，群舒是诸多偃姓小国的统称，夏代时已存在，历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始见于文献记载，春秋末灭于楚国，地理位置在今安徽江淮地区西部。此式鼎为群舒代表性器物，目前仅发现数件，均分布于舒城、庐江、怀宁等群舒故地，而且一座墓葬只随葬一件，一般墓葬没有出土。由此可知，兽首鼎非一般贵族所使用，反映器主在当地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很可能就是这些小国的君主。与兽首鼎同墓出土的还有对鼎、甗形盉、缶詹等，从器物组合看，兽首鼎是祭祀时的正鼎。 群舒兽首鼎形制上主要融合了中原商周时期的觥、兽形尊和垂腹鼎的因素，以鼎为器，以兽造型，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器种。纹饰上在继承西周中晚期以来流行的窃曲纹基础上加以改造，同时使用蟠龙纹、变形蟠虺纹、点线纹和重环纹。装饰手法上各部件均以兽鼻至尾部扉棱为中轴，采用两侧对称布局，腹部蟠蛇纹略作前移，从兽首正面观之，则恰好纳入视野，符合人体美学特征。
春秋 蹲人龙耳簋 通高17厘米，口径17.1厘米。1987年宿县褚兰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器作圆形，无盖，直口微敛，弧腹，喇叭状圈足，口腹间有龙形双耳，双角高耸，口衔器口，两目圆睁，龙身饰鳞纹，尾上卷，龙背蹲踞一人，曲膝面朝外，双手后背，头稍昂。腹饰瓦纹，圈足饰窃曲纹。 簋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礼器，在祭祀和宴飨时以偶数组合与奇数的列鼎配合使用，按周礼规定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从考古资料看，西周至春秋早期的墓葬与据文献记载相符。簋流行于西周时期，春秋中晚期时已比较少见，大体可分为圈足簋、有足簋、方座簋、弇口簋。 簋在安徽北方地区罕有发现，此器1987年出土于宿县褚兰，器体吸取了中原西周中期的高圈足簋和弇口簋的元素，圈足足根直径略小，器腹上部较直，口微敛。双耳的配置较为独特，采用匜的龙形鋬造型，其主体为圆雕的S形屈体龙，口衔器口，耳的最高点已大大超过器口，龙尾外卷，又有珥的形式，此种作法尚未见于他处。先秦的青铜器曾在鼎、盘等器物上发现有人物造型，但这些人物大部分有特定的装束或用具，身份明显，而本器的人物赤身露体，且背向蹲踞在龙背之上，其蕴含的意义尚不得而知，从露体人物与龙相配来看，制作者应与河湖等以水为生活习性有关。此簋造型新颖，一反商周以来的标准模式，作法写实生动。
春秋 窃曲纹匜 通高17厘米，长31厘米。1971年肥西县柿树岗小八里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宽流曲口，龙首鋬，龙口衔沿。腹上部饰斜角云纹，下部饰变形窃曲纹，四足扁平，上饰兽面，下作兽蹄。 商周时期贵族在祭祀宴飨时要有净手的仪式，古文献称之为沃盥礼，行礼时一人在上浇水，一人在下端盘承接，一人在侧拿手巾，行礼之人在盥洗完毕后用手巾将手擦干。此种礼节在先秦十分盛行，对后世影响深远。西周中期以前浇水用盉，西周晚期匜出现后便改用匜，所以《左传 僖公二十三年》有“奉匜沃盥”、《国语 吴语》：有“奉槃（盘）匜以随诸御”之语。盘匜组合始于西周晚期，流行至战国。匜的器身变化较小，按足部形制可分为扁足匜、蹄足匜、圈足匜、无足平底匜。 本器为扁足匜，1971年出土于肥西县柿树岗小八里，同时配有一件盘，与文献互证。腹部主纹由窃曲纹在两端回曲时和龙纹（或称长舌兽纹）合二为一，组成变形窃曲纹，此纹见于河南洛阳中州路出土的盘。口部斜角云纹的每一云纹单独成为纹饰单元，也见于中原地区。此匜为四足，作扁兽足形，具有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特征。
春秋 龙纹盘 通高18，口径41.6,足径28.5厘米。1979年繁昌县汤家山春秋墓出土。现藏繁昌县博物馆。 附耳圆折，圈足。口沿饰两周鳞纹。口下及圈足颈部各饰一周分尾顾首花冠夔龙纹。盘内底饰蟠龙纹，龙身饰鳞纹，龙首两侧各饰一组变形夔纹。内腹壁饰一周鱼纹，头向顺时针，鱼身饰鳞纹，雷纹地，上下各有一周弦纹作界栏，其下又有一周小圆圈纹。通体铜绿，古朴厚重。该器造型受中原影响，但纹饰具有江南地方特色。 盘为古代盥器。《礼记 内则》：“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盘与匜配合使用，流行于西周至战国时期。盘的作用与现代的脸盆相近，匜则象一只瓢。贵族行礼仪时，用匜浇水洗手，用盘承之。 铜盘最早见于商代早期。商代以前则用陶制，商代晚期青铜盘才逐渐流行。商代盘都是敞口、圈足、无耳，变化仅在口沿上。西周特别是西周中期，盘的形制变化较大，盘腹变浅，一般都增设双耳，有的还有宽流和鋬手，有的在圈足下另加附足，以增加盘的高度。春秋战国时期的盘，流传和出土的数量较多，大体春秋早期与西周晚期的相似，春秋中期开始有较多的变化。 安徽皖南青阳县庙前镇汪村和江苏仪征破口山也分别出土了一件鱼龙纹盘，与繁昌的鱼龙纹盘形制基本相同，都是折沿浅腹附耳圈足圆盘，蟠龙和鱼的纹饰主题、布局及其表现手法也都相一致。由安徽籍历史名人刘铭传珍藏，后被其后人捐献给国家的西周青铜重器虢季子伯盘为长方形，形体巨大，是青铜盘中唯一的特殊形制。
春秋 龙钮盖盉 通高29.2厘米，口径17.6厘米。1979年繁昌县城关汤家山出土。现藏繁昌县博物馆。 盉作壶形，侈口束颈，鼓腹平底圈足，前设管状流，后置环形鋬，有盖。盖面浮雕盘龙，龙首昂起作盖纽，盖与腹部的环形銴用绳索状环链连接。腹部上下各饰一周夔龙纹，流饰三角纹和三角云纹。 盉的基本形制为小口，腹部较大，器上斜生管状流，腹一侧有鋬。盉出现于商代，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流行，其样式较多，大致可分为鬶形盉、罐形盉、鬲形盉、扁壶形盉。考古资料显示，在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的墓葬中盉常与盘配套同出，盘为盥器，故盉亦应为行盥礼之用器，属水器。西周晚期匜出现以后，形成盘盉和盘匜两组器物组合共生的局面，因盉匜功用相同而常常互为替代，直至春秋中期盉逐渐消失。然而西周早期及其以前，盉多不与盘配套，器物功用不甚明朗，《说文》:“盉，调味也。”王国维进而解释为是“和水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者也。”即通过控制水的加入量来调节酒的浓淡，如此则盉应属酒器。由于盉本身具有盛水注水功能，有可能在西周早期及其以前用于调酒，西周中期时改为盥器使用。 龙钮盖盉制作规整精美，其形制作扁鼓腹、圈足，类似后日的茶壶，此种造型在同类器中比较少见，装饰手法上也有一定的地域特征，同时也保留了不少中原西周晚期的遗风，本件盉可以视为此式盉的代表。
春秋 镂孔瓿形器 高7厘米，口径13.9厘米。2002年郎溪县十字镇欧村湾出土。现藏郎溪县文物管理所。 敞口，束颈，扁鼓腹，圈足。腹部饰以凸起的彼此勾连纠结的线条，构成镂空变形夔纹，与屯溪奕棋机场一号墓出土的乳钉纹簋颈、足纹饰相同，但无线条部分全部镂空，镂空纹饰上下各饰一周三角纹。足饰┓┗形折线纹，与屯溪奕棋机场三号墓出土的几何兽纹簋腹部纹饰相同。 瓿是商代中期至商代晚期前段用于盛放酒浆的器具，流行时间较短。本器出土于郎溪县，器体近于商晚期瓿的形制，但腹部镂空，不能盛放液体，功用当与瓿不同，究为何用目前尚不得而知，现暂以瓿形器称之。此器扁腹造型和变形夔纹、折线纹在屯溪墓中都有发现，极具吴越文化特征。郎溪处于江苏宁镇地区和皖南屯溪之间，类似形体器物曾在两地有过出土，屯溪三号墓还出土有镂空的云纹盘，性质与此器相同。该器年代原定西周，但腹、足部纹饰已现衰落，应定为春秋较为合适。
春秋 龙耳瓿 通高10.8厘米，口径7.4厘米。1965年屯溪奕棋机场3号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侈口束颈卷沿，圆拱形盖，盖顶有环钮，宽肩，肩上有对称的云形钮，肩下收束，扁鼓腹，腹两侧置龙形环耳，耳背有镂空棱脊，圈足。盖饰云纹，肩饰瓦纹（或称绳纹），腹部云纹上下以圈点纹为界栏。 本器器形较为特异，其定名在学术界尚存在分歧，或称盒，或称壶，或称簋。簋为盛食器，同墓所出扁腹簋的口部、体量均较大，而本器体量较小，口部内敛形成小口，显然与簋器不合，其形也不适宜作盛食器。1981年浙江绍兴坡塘306号墓有类似器物出土，但口部比例较大，上下腹膨出差异不太大。商代中原地区曾流行酒器瓿，形制特征为敛口、低宽体、圈足，与本器相似，考虑到屯溪墓青铜器普遍存在模仿中原青铜器，同时又有地方文化因素加入的现象，现暂定名为瓿。 本器特色在于体现了吴越青铜器的灵巧细腻，器体在肩下收束，形成两段式，视觉上易产生肩部为器盖的错觉。形体三放三收凹凸有致，纹饰盖肩腹粗细错落，附件装饰精致华美。、
春秋 云纹五柱器 通高31厘米，足宽21.5×20厘米。1959年屯溪市弈棋机场1号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器上为五个圆柱，下端稍粗，等距离横列于长方形脊上，脊下为方座，四角刓圆，四壁微鼓，座内为空腹并上延至脊部。腹饰双勾交连云纹、弦纹，脊饰阴线云纹。 本器1959年出土屯溪市弈棋机场1号墓，共两件，由于此器形不见于考古资料，也未见于以往诸家著录，学术界对它的功用长期存在着不同的见解。早年有乐器之说，然究其五柱本身并不具备发音效果，其腔体虽可发声，或可作为节奏音乐，但体为方形，不合于中国古代乐器铃、钲、铙、钟、铎、句鑃等为合瓦形、錞于为圆形的定制。近来盛行于器座说，称为某器之器座，但在屯溪3号墓以及浙江绍兴坡塘和楚文化区域内均有方体器座出土，造型为方座上立有空心单柱，近柱顶还有钉孔用以固定插杆，从未有多柱之形，本器是否为某特殊物品的器座也未可知，其原本功能需待更多的考古资料。以上各说均无可信佐证，在此备考。 此器腹部云纹由两组相似的T形云纹左右交连组成一个纹饰单元，整体上更近似于勾连云纹，云纹线条末端、转角或交连处有加粗或歧出。装饰上采用中轴对称手法。脊部云纹组成和装饰手法与腹部大致相同，唯云纹卷曲盘绕而不作T形。此两式云纹在屯溪各墓器物纹饰中非常普遍，是典型的吴越纹饰特征。
春秋 蟠虺纹卣 通高34厘米，口宽15.6×12.5厘米。1959年屯溪市弈棋机场1号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横截面呈椭圆形，子口高盖，盖缘折边，盖顶直线上收，花蕾形钮。提梁呈弓形，两端作兽首，与器肩环钮相扣，鼓腹，圈足。腹部以弦纹作界栏饰上下两组蟠虺纹，盖饰蟠虺纹，足饰交连云纹。 本器形体取自商周之际中原卣的造型，花蕾形盖钮，高盖沿，盖顶作斜直壁，鼓腹，但提梁两端已作兽首，显现出较晚特征。腹部蟠虺纹又称变形夔纹、棘刺纹，是南方越文化特有的纹饰，纹饰由双勾填虚线的数个交连单体组成纹饰单元，以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装饰手法构成主纹饰图案，每两个相邻的纹饰单元也作相互交连，形成纹饰单元间纠结难分，在线条的两端和交接处均作浮雕棘刺状突起。足部交连云纹的纹饰单元亦由两个交连单体组成，线条两端和转角处或加粗或呈歧状，纹饰单元间也相互交连。此两种纹饰都应来源于动物纹，经演化变形后成为几何纹饰。 屯溪墓出土的不少青铜器情况比较复杂，本器在形态上集西周早中期特征于一体，而腹部棘刺状蟠虺纹又见于春秋时期南方的一些器物上，这就为器物的断代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根据考古学原理，本器年代暂定为春秋时期。
春秋 几何变形兽纹簋 通高18.8厘米，口径27.2厘米。1965年屯溪奕棋机场三号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直口卷唇，束颈，扁鼓腹，圈足，腹部两侧有兽形耳，垂珥，腹饰变形兽纹和由横竖线条组成的几何纹，颈、耳、足饰变形夔纹。 本器形制上继承了一号墓的乳钉纹簋，耳部增加了珥，腹部纹饰分上下两层，主体为双钩┓┗形折线纹，内若干直线，水平方向的填竖线，垂直方向的填横线，两层纹饰和每条折线纹之间都用┗┓纹作界栏，此类纹饰在南方青铜器上被称作几何纹或编织纹，考其来源可能与中原春秋早期的折线状S形窃曲纹有关，纹饰见于河南新郑出土的窃曲纹匜。该簋的特色之处还在于上层几何编织纹的中部装饰有变形兽纹，其以类似乳钉的圆点纹为地，兽面两侧似作宽大伸张的两翼。此纹不见于他处，但却屡屡出现于屯溪诸器之上，论者或认为是当地部族近于图腾的崇拜物。然而在商代就有构图基本相同的兽面纹存在，纹饰见于河南安阳小屯出土罍和尊，其特征为尾部上卷，躯干较长并在兽首左右水平伸张，首与躯干线条粗犷，因此本簋兽面纹应是源于商代晚期兽面纹，在改造变形的过程中充满了先人的想象力。纹饰装饰上本器腹部为满饰纹饰的阳纹，横竖线条交错，颈耳足为阴纹，耳部兽首有圆雕附饰，层次丰富，吴越特色强烈。
春秋 龙耳尊 通高33.6厘米，口径27.5厘米。1988年南陵县绿岭乡团结村出土。现藏南陵县文物管理所。 侈口，束颈，折肩，鼓腹，圈足，腹部最宽处在近肩部，两侧各有一龙形耳，龙作竖角、突目，张口，卷尾，回首，形态生动。腹饰瓦纹，肩饰窃曲纹，足饰云纹，龙身饰折线纹和鳞纹。 西周中期以后尊在中原地区消失，但春秋战国时期在南方却十分流行，它们在继承商周时期中原各类尊形制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觚形尊流行于长江淮河地区的楚、徐、吴、越，筒形尊流行于湘、桂，有肩尊罕见。本器为有肩尊，形体较大，相同形制的有肩尊目前仅见于南陵县和相邻的青阳县，器体部分基本继承了商代有肩尊造型，但器口不大于肩宽，圈足直径也不小于器底，且上部作喇叭状，下部折成直壁。龙耳尊创新之处在于肩腹之际增设了一对特大的龙耳，张口回首躬身卷尾，此种作法尚未见于他处。肩部的窃曲纹线条甚宽实，其盘绕卷曲也有自身特点。本器以敦实的尊体、流线形大龙耳、凹凸有序的器腹和憨实卷曲的肩部纹饰组合，使全器轮廓线条富于流动，层次感增强，透示出器物的灵气，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西周 乳钉纹簋 通高16.5厘米，口径27.7厘米。1959年屯溪奕棋机场一号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圆形，直口微侈，扁鼓腹，平底，圈足，腹上设半环形双耳，耳背附镂空棱脊，无珥。腹饰乳钉雷纹，颈、耳、足均饰变形夔纹。 簋是盛放黍稷饭食的器物，盛行于商周，春秋中期以后北方中原地区基本消失，然而在东南吴越地区却大量使用，发达异常，其形制是在继承北方中原地区流行的簋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而形成，主要特征为腹部极扁圆，学术界称之为扁腹簋，是吴越地区特色器型之一。本器腹部主纹饰采用西周中期的百乳雷纹布局，同时又以越式扁腹的形式造型，耳背有镂空脊饰，富有地方特色。颈、耳、足所饰变形夔纹，以凸起的彼此勾连纠结的线条构成，是最具吴越文化特征的纹饰。此簋体态丰盈，富丽精美，代表了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的完美结合。 屯溪奕棋机场诸墓的年代目前还存在着不同的见解，这是由于同一墓葬甚至同一器物中发现有不同时代的文化元素，而且地方文化发展进程也不甚明朗。相同情况还见于整个南方地区，南方青铜器要建立标准器序列还面临着很多困难。迄今为止，学术界仍多以北方中原地区青铜器发展序列作为研究南方青铜器的参考坐标。本器器颈较直，无珥，是扁腹簋的较早形式，综合考察同墓其他出土器物，此器年代可定为西周晚期。
西周 凤纹方鼎 通高22.8厘米，口宽28.5×26.5厘米。1965年屯溪市弈棋机场3号墓出土。安徽省博物馆藏。 直口，折沿方唇，立耳，直腹下收，四角有云形扉棱，平底，矮半环形空足。腹中部有扉棱，扉棱两侧饰凤鸟纹和蛇纹，无地纹，纹饰上下为弦纹。 凤纹，又作凤鸟纹，因形近鸟形，也称作鸟纹。凤鸟纹始见于商代，至西周早期多作为兽面纹的配饰，西周昭王穆王时凤鸟纹大盛，被称作凤鸟纹时代。从形体划分，凤鸟纹有小鸟纹、大鸟纹和长尾鸟纹三类。小鸟纹构图多作竖条或方形，形体较小，一般为主体纹饰的配饰；大鸟纹构图多作方形或长方形，形体较大，是器物的主体纹饰；长尾鸟纹构图多作横条形，形体较小，常见于二方连续形成纹饰带，一般饰于器物颈部，有时也作器物的主体纹饰。本器1965年出土屯溪市弈棋机场3号墓，腹部凤鸟纹作小鸟纹构图，长冠垂尾，极具中原西周早中期之交的风格，然冠部构成与中原风格存在差异。鼎以小鸟纹为饰较少，而本器小鸟纹是主体纹饰，为适应腹部空间，在构图时将纹饰作适当拉伸，在鸟腹下空白处又增加了蛇纹，丰富纹饰内容。 该器器壁单薄，体近方形，在西周中期以后的鼎中尚不多见，凤鸟纹配蛇纹且无地纹的构图方式、足与足根的处理以及扉棱作吴越式云形等，均说明此鼎在吸取中原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巧妙地将当地文化因素融入，成为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合璧的典范。
西周 环带纹鼎 通高21.5厘米，口径21.3厘米。。1982年巢湖市物资回收部门拣选。现藏巢湖市博物馆。 敛口，折沿方唇，立耳稍外倾，垂腹圜底，蹄足内侧平直。耳内侧饰云纹和鸟纹，外侧饰云纹，口下一周鳞纹，腹部饰环带纹，足根饰兽面纹。 鼎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礼器，主要用于祭祀宴飨，流行于整个青铜时代，商周时尤其是西周时期，还成为权力地位的象征，对后世的影响极大。根据青铜器铭文和古文献记载，不同类的鼎在祭祀宴飨时用途也不相同，铭文中就有将鼎、齋鼎、羞鼎、升鼎、匜鼎、于鼎、緐鼎、鐈鼎等名称，分别标明了用途、形状以及异称。按形体大致可分为方形鼎、鬲形鼎、圆形鼎、异形鼎。方形鼎、鬲形鼎流行于商代，圆形鼎自商代以后盛行不衰，其形制也最为纷繁，是鼎的主体。此外还有一种在足下附设托盘或炉灶的鼎，用于温煮食物，学术界称之为“温器”。 本器的造型、纹饰均为中原地区西周晚期风格，制作工整。纹饰采用二方连续装饰手法，即将鳞纹、环带纹的纹饰单元向左右延伸，形成带状纹饰，一窄一宽，一纵一横，主次分明，线条错落流畅。此鼎特色之处在于耳部纹饰，其内侧依耳形饰上下两组纹饰，上组正中为八字形云纹，左右饰卷曲云纹。八字形云纹构图与环带纹中的卷云状纹相同。下组饰立鸟纹。耳外侧上部正中饰大圆圈纹，左右也依耳形饰云纹，均为阴线。鼎耳饰纹饰在青铜鼎中比较少见，商代晚期曾有出现，由于安徽地区迄今尚未见有明确出土地点的相同器物见于报道，故而此器或可是从中原地区传入，但也不排除本地铸造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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