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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献给活跃在游戏世界和二战真实战场上的“狙击精英”们  关于一枪毙敌的、神射手们的故事，始终是文学作品、电影以及电子游戏中经久不衰的主题。狙击的艺术起源于黑火药时代，到了19世纪，随着步枪制造技术的不断改进，它已经成了一种举足轻重的战争形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都致力于发展这门艺术。此时，担任狙击手的士兵已经从简单挑选的优秀射手，变成了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他们的装备也出现了大幅度的改良——在一战末期，各国狙击手已经装备了特制的伪装服，安装了高倍瞄准镜的步枪——这对他们猎杀高价值目标非常有利。 找回技巧：1939-1940 但和之前的许多战争一样，在一战结束后，不少国家都逐渐遗忘了他们费劲艰辛才汲取的作战技巧，毕竟，前线地狱般的景象，都给军人们留下了许多不愉快的回忆——而突如其来的冷枪显然是最令人恐惧的元素。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是：1918-1939年间，各国的狙击战术几乎都在原地踏步。 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一种全新的作战模式席卷了欧洲——它在后来被称为“闪电战”，与传统的作战模式相比，它更强调大部队的快速机动，提倡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直捣敌军后方。战争初期，这种作战模式几乎主宰了整个欧洲战场，而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可以施展技术的舞台，狙击手只扮演了有限的作用。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队仍在开展专业化的狙击手训练，但他们只为此倾注了有限的精力。而在1939年的波兰战役和1940年的法国战役中，他们的推进是如此之快，以至于狙击手几乎没有展现价值的机会。  作为一种全新的战术模式，“闪电战”强调部队凭借快速机动、直捣敌军后方，在这种战争模式下，双方极少形成“堑壕对堑壕”的僵持，狙击手们也极少有发挥作用的机会 而在另一边，英军士兵同样花费了很长时间才重新掌握了狙击的诀窍。在1918年，英军曾拥有当时欧洲最好的射手和装备，但随着战后的长期和平，他们之前汲取的经验和教训几乎被遗忘。1942年，担任狙击课程教官的加拿大人尼维尔·阿姆斯特朗中校（Nevill Armstrong）甚至悲哀地指出：“在步兵中，似乎存在一种蔑视狙击的倾向，他们认为，狙击只是一种‘属于堑壕战的特殊现象’……‘很不具有骑士精神’……‘在未来战争中，这种杀人方式可能将永远不会出现’。” 也正是因此，虽然英军的训练指南中保留了许多关于狙击的内容，但真正展开训练的部队却少之又少。直到1940年的挪威和法国战役期间，第一批“狙击精英”才在战场上出现。 在他们当中，就有北安普敦郡团第5营的埃德加·拉贝茨——战前他是林肯郡的一名农民和猎手，能徒手捉住一只野兔。当部队开赴法国之后，他立刻被派往一个步兵连担任狙击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有自由行动的权利。  一名在战争初期，独自在废墟中进行猎杀的英军狙击手 在敦刻尔克撤退期间，拉贝茨接到命令，在一座村庄中猎杀德国人。 后来他回忆道：“一个敌军狙击手爬到了屋顶上，踩掉了几块瓦片——他的射界非常理想，如果有人走进广场，一定会走入他的火力范围。据观察，这名狙击手大约在广场一侧的中心地带，他的同伙则占据了附近的一个角落。他们的射界覆盖了整个广场，并以此实现了交替掩护。 当一名英国军官进入广场后，德国狙击手立刻开枪。拉贝茨后来写道：“我判断出了枪口闪光的大致位置，并走进了对面的一座房屋。这时，狙击手屋檐上探出头来，我从屋内透过卧室窗户向他开火，他中弹摔了下去。这时，德军观察员开始盲目射击，从而暴露了自己的位置——他错误地假定，我的位置可能更贴近卧室的窗户。就这样，他暴露了自己，进而为此付出了生命。” 这段关于早期狙击手对决的回忆，也揭示了许多狙击作战的原则。尽管拉贝茨本人更倾向于做一名独行侠，但在战场上，更多的狙击手选择成对出动：其中一位负责用双筒望远镜观察战场、估算距离，另一个则集中精力解决目标。他们之间的沟通主要依靠手势或者预先安排的信号，同时，他们还需要相互监视着对方的“危险位置”。在通常情况下，这个分队还会预先确定几个预备阵地——这些阵地距离原始阵地大约在10米左右，选择的主要依据是射界开阔和易于隐蔽——当然，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样“完美”的阵地在前线通常数量不多。  一个典型的二战双人狙击分队，其中包括一名射手和一名观测员 按照拉贝茨自己的描述，他能够使用英军制式的李-恩菲尔德步枪，在350米外首发命中，在战争初期，这已经是非常好的成绩。然而，他也提到，其实在战场上，真正考验狙击手的不只有射击技术，还有超乎常人的警惕性。由于狙击手寻找的是相对高价值的目标，敌人通常会对这些目标采取一定的保护或伪装措施，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留心常人不会注意到的细节，比如说，呼出的蒸汽、突然起飞的鸟雀，或是地面上出现的垃圾和面包屑等。  安装瞄准镜的李-恩菲尔德步枪——二战英军狙击手的标准武器 同时，一名狙击手还应当意识到，自己在前线的主要工作是射杀敌军，但杀人远不是任务的全部，有时一枪未发，要比消灭一整个敌军分队更有意义。具体来说，由于任务使然，狙击手往往比别人更接近第一手情报，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周围环境，给敌人制造混乱，或者将重要情报传递回后方，明显比提高自己的战绩更有价值。 英国狙击手埃德加·拉贝茨就曾描述了一次在1940年的行动： “有一天我出去，发现有个德国宪兵站在十字路口，按照平常的情况，这个目标绝对不值得浪费一颗子弹，但在注视了一会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他守在十字路口的唯一原因是将一支部队指引到新的位置。 于是，我爬到离他大约150码的距离上。由于他不断探出身来眺望友军赶来的方向，而且当地通向我军前线只有一条道路，因此，我突然发现自己发觉了敌军部队的运动方向。于是，我杀死了这个宪兵，把他的尸体背走，使当敌人赶到十字路口时，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而我则回到部队传递了这条关键情报。” 埃德加·拉贝茨描绘的行动也揭示了狙击作战的两大目标：这就是杀伤和扰乱，尽管在战争初期，认识到这一点的军队相当有限，直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狙击手们的地位才得到了认可和重视。 东线：理想的猎杀场 1930年代，苏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积极研究和发展狙击战术的国家，这一点主要是出于西班牙内战和苏芬战争中的经验。尤其是在后一场战争中，芬兰人之所以能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抵挡苏军一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狙击战术的灵活运用。在1939-1940年期间，许多猎人应征加入了芬兰军队，并将特长运用到了保家卫国的战斗中。其中的佼佼者是席摩·海赫（Simo H?yh?），他的绰号是“白色死神”，在1940年3月身负重伤前，他总共打死了超过500名苏联士兵，这也是二战狙击手创下的最好成绩之一。  席摩·海赫，他在苏芬战争期间狙杀了超过500名苏军 另一方面，惨重的损失，也让苏联军队开始痛定思痛，他们开始积极鼓励狙击训练，并将其纳入了备战科目。同时，他们对“狙击”的定义也比西方更为宽泛，其中既包括了用带高倍瞄准镜的步枪进行精确射击，也包括用普通武器对敌军施放冷枪。苏联的狙击手通常成对作战，它们经常被分配给步兵连或甚至步兵排，并由经验丰富的下级军官指挥。 战争的最初两年，除了局部反击以外，苏军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防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狙击手主要部署在防御阵地前方，以迟滞敌人的军事行动。德国历史作者保罗·卡雷尔写道：“苏军会耐心等着第一个德国兵从他们身边冲过，然后从身后重新投入战斗。苏军狙击手会端着配备了瞄准镜的半自动步枪，待在他们的散兵坑中，等待猎物的出现。他们专门狙杀补给车辆的司机、军官以及骑乘摩托车的传令兵。”这些都让德国军队付出了高昂的的损失。  战争初期的苏联狙击手，他使用的是一杆带瞄准镜的莫辛纳甘步枪——这种步枪也是二战中苏联狙击手的标准武器 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发生在1941年9月：德军第465步兵团在一个茂密的森林中遭到伏击，几个小时内就有75人阵亡、25人失踪，而他们最终甚至没能发现敌人的踪迹。同样的情况还经常发生在巷战中，残垣断壁为狙击手提供了理想的活动舞台。 这种情况下，苏军狙击手们通常会独立部署，其位置离友军阵地通常只有不到几百米，他们的每次任务通常会持续一天乃至数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需要克服所有生理和心理上的不适：比如连续数天不吃不喝，将大小便直接解在裤子里——这一切都是平常事，一切都是为了不在敌人的枪口下暴露自己。 随着战争进行到1942年，由于无数官兵的拼死抵抗，令苏联暂时摆脱了灭亡的危机，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付出了高昂代价——仅战争第一年，苏军就有497万人战死、受伤或被俘。在1942年，德军卷土重来，横扫了俄国南部的广大地区，而在其它地段，苏军也无力打破前线的僵持。  苏军狙击手伊万·西多连科，他的战果突破了500个 1942年，整个东线的战斗实际是围绕三座要塞展开的，这就是北方的列宁格勒，南方的塞瓦斯托波尔和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在这些战斗期间，更多苏军的王牌狙击手脱颖而出，他们大多数都是在这些城市附近的战斗营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其中就包括了伊万·希多伦科（Ivan Sidorenko，500个战绩）和柳德米拉·帕夫里琴科（Lyudmila Pavlichenko，女狙击手，300个战绩）——在战时的苏联，他们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存在。但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瓦西里·扎伊采夫，他的战场是斯大林格勒，随着战绩不断增长，他的名字也频繁出现在了苏联报纸上——这最终引起了德国军队的关注。 按照许多文学作品的说法，德国人派出了“狙击学校的首席教官”来猎杀扎伊采夫。于是，这场战争也成了两个顶尖狙击手的个人对决。当获悉许多战友惨遭射杀后，扎伊采夫意识到，一个与他旗鼓相当的对手已经来到了前线。就这样，他与他的观察员尼古拉·库利科夫出发，在前线漫游了好几天，最终发现了一个精心布置的杀人陷阱。  瓦西里·扎伊采夫，他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狙杀了超过300名德军，《使命召唤：世界大战》的主角迪米特里的故事即以他的部分经历和电影《兵临城下》中的剧情为原型 扎伊采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坦克和碉堡之间的空地上，有一块钢板和一小堆碎砖块，它们已经被交战双方习以为常。但有个声音在脑海里提醒我：‘敌人的狙击手会怎么办？’——对！他可以在夜间爬到这块钢板后面，从开口处向我们开火！” “当我地抬起一个诱饵时，对面立刻射来一颗子弹。毫无疑问，这颗子弹也证实了我的判断。现在的问题在于，该如何让敌人暴露在我们的视野下，”扎伊采夫写道：“我们在夜间进行准备，在黎明前进入了狙击位置。太阳升起来了——库利科夫随即朝空地开了一枪——以便勾起敌人狙击手的好奇。由于瞄准镜会反光，我们整个上午都在等待。下午，我们处在了阴影下，太阳照亮了德国狙击手的位置。 库利科夫开始抬高诱饵——德国人开火了！就在一瞬间，库利科夫惨叫着假装倒下——现在德国人终于相信，自己干掉了寻找了几天的敌人。于是，他从钢板下稍微抬起了头。 这是我一直在等待的机会。一颗子弹破膛而出。只见对方头向后仰倒了下去，他的狙击步枪倒在一边，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电影《兵临城下》海报 扎伊采夫的这段经历，成了电影《兵临城下》的素材。对德国人来说，这些超级王牌的始终令他们寝食难安。他们将许多狙击手投入了前线，随着战争进行，其作战效率开始提高——而这与一名纳粹高官的推动密不可分。 这个人就是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尽管他本人从未有过作战经验，但他却对狙击手的事迹、以及描绘神枪手的文学作品非常感兴趣。在他的影响下，党卫队的军事组织——武装党卫军——在战争初期就对狙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1943年，德军成立了专门的狙击学校，许多老兵从前线返回后方，对有天赋的新人展开培训。在战争后期，许多德国王牌脱颖而出——尽管在战绩上，他们并不能和苏军中的同行相提并论。  海因里希·希姆莱 1941年，一支在东线作战的德军狙击手分队 二战期间，德军狙击手中的佼佼者是奥地利人马提奥斯·海泽瑙尔，总共有345个击杀记录，其他一些神射手的战绩则大约在100-200个之间。与苏军的做法相似，德国狙击手往往成对活动，通常由营一级的单位指挥，由于在战争后期，由于部队一败涂地，优秀狙击手的数量急剧减少，他们也经常成为高级指挥部的直辖单位，以被部署到更关键的地段。 马蒂亚斯·海泽瑙尔，战争末期服役于德军第3山地师，他取得了超过300个战果 在战争末期的防御战中，德国狙击手经常负责掩护大部队撤退。娴熟的伪装技能和优秀的枪法，令他们成了执行此类任务的理想人选。在肖尔上尉(C. Shore)的著作中，曾引用了几个德国伞兵狙击手在西西里阻挡英军第51师的例子。尽管遭到炮击，这些神枪手在600码外用精准的火力挡住了大批步兵，然后交替掩护着撤回了主阵地——德国步兵的韧性，加上严格的训练和高昂的士气，让他们不止一次阻挡了盟国的前进。 欧洲前线，1943-1945 另一方面，在1940年的灾难之后，英军也找回了曾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狙击技巧，不过受制于当时的条件，各个部队、学校培训出的狙击手，素质往往参差不齐。而在1941-1942年期间，英军的主要战场是北非，这里到处是开阔的沙漠，狙击手几乎找不到合适的遮蔽物，一旦暴露，便容易招致前线炮火的直射，他们发挥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然而，一旦战场转到了崎岖的西西里岛或意大利本土，情况就完全改变了。在这里，远程狙击对战斗的胜败非常重要——在占据地形优势的情况下，一名神枪手经常能击杀大量敌人，而对方却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在这些行动中，耐心和细致的观察往往充当了成功的关键，如果敌人没有发现狙击手存在，那么就对胜利帮助很大。英军的肖尔上尉记述了一次这样的行动：“在部队前方200码的河对岸有一排小房子。在德国人占领的河对岸，房子的屋顶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观察点。狙击手观察到，这里的德国哨兵每小时都会换岗——起初，他们表现得非常小心。我们的狙击手则忍受着开火的诱惑，因为当敌人失去戒备时，情况才会变得更加有利。当天晚些时候，期待的情况终于出现了，12时，有六个敌人露出了上半身——四名狙击手开始按计划行事，每个人都瞄准了一个德国兵，几声枪响，4个目标有3个倒下了，他们的尸体被藏在下面的同伴拖了回去。” 1943年，一名英军狙击手在意大利的一座小镇中等待德军目标上门 狙击手的广泛部署，还对各国军队自身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影响，其中一点就是士兵们的衣着——在此之前，还没有哪场战争能像二战一样，让各国军人对装束中、能引起狙击手注意的细节感到担心，但其中一些应对方法，却引发了争议和抵制，因为这和各国军队“光荣的传统”相互违背。 比如说，出于善意，一些英军狙击手就曾经提醒各级军官，最好在前线不要佩戴各种徽章、勋章，并避免穿戴毛领大衣、开领外套和贝雷帽——因为军官一直是狙击手们的首选目标。但这些建议却招来了反对，因为军官们说：“即使死了，我们也必须像个军官的样子！” 另外一点毋庸置疑，狙击手的作战方式，无疑破坏了“堂堂正正交锋”的军事准则，因此，是否给予狙击手战俘待遇，就成了一个争议的话题。在这方面，美军上将奥马尔·布雷德利的副手就曾证实：“如果有官兵让被俘的敌人狙击手多了吃点苦头，布雷德利将军通常是不闻不问的。”也正是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名狙击手该做的是扔掉狙击步枪、伪装服、狙击手徽章，同时销毁记录其身份、击杀人数的证件和手册，如果身份暴露，他们很可能会被愤怒的对手当场处决。 1944年，盟军士兵正在对一名被俘的德国狙击手进行搜身 作为亲历者，德国党卫军第12装甲师的恩斯特·贝伦斯中士就曾记录过这样一个事件，当时他和一部分德军战俘见证了一名德国狙击手被俘后的境遇： “那天的前进观察员是党卫军工兵佩尔茨曼。他的阵地位于一棵树下的低矮土丘处，上面覆盖着自己找到的一块装甲板，上面盖着草，隐蔽得可谓天衣无缝。只有在面向敌人的方向有个观察孔，尺寸不比坦克驾驶员的观察孔大多少。尽管我已经被俘了，但我还能看到，佩尔茨曼仍然在坚持战斗。在他的掩体前方，英国兵的尸体躺了一地。突然间，掩体的盖子被掀开，佩尔茨曼冲了出来。他抓住步枪枪管上的瞄准镜，使尽全身力气向树干挥去，枪托四分五裂，然后他把枪管一扔，大喊道：‘老子没子弹了！打死你们这么多人，也够本了！开枪吧！’一个高个子、红头发的英国兵走到佩尔茨曼面前，左手揪住他的夹克领子，用手枪打穿了他的太阳穴。英国兵放手把佩尔茨曼的尸体丢开，那尸体向后倒了下去，右臂在空中划过一条弧线。” 诺曼底的树篱地形，将平原划分为一个个彼此孤立的区块，一名训练有素的狙击手完全可以将这些区块化为猎场 这次事件发生在1944年6月的诺曼底。事实上，在战争的倒数第二年，西线战场的狙击行动大部分都围绕着这片土地展开——诺曼底的环境特别适合狙击，尤其是为防御者提供了良好条件。这里的田野被许多高高的土墩划分得支离破碎，土墩上密密麻麻地长着灌木和小树，这种地形被称为树篱，从罗马人时代起，它们就被入侵者和守卫者用作天然的壁垒。 这也意味着，在树篱地形下，有时一杆狙击步枪就可以将前线化为死亡地带，这一点对缺乏经验的部队尤其致命。其中最不幸的莫过于初来乍到的美军，一名美军排长回忆说，他的部下一旦遭遇狙击手，就会陷入惊慌失措的状态：“在我命令一支分队从一个树篱前进到另一个时，假如有人被狙击手打中，整个分队都会就地卧倒在地面进退不得，随后他们被德军狙击手挨个点名。” 1943年，意大利，一名美军狙击手在保养他的斯普林菲尔德狙击枪 另外，美军也没有培养足够的狙击手以应对这种威胁，尽管在后来的欧洲和太平洋战场，有许多士兵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却从来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狙击手培训体系。比如说，1943年，第41装甲步兵团的西德尼·辛茨上校（Sidney Hinds）就开办了一个5周的训练课程。而在其它部队，如果指挥官缺乏兴趣，他们往往什么都不会做。另外，美军的狙击手训练更侧重提高射击的准确性，而不是让狙击手们掌握复杂的伏击战术——只是由于战争后期，德军狙击手数量锐减，训练水平严重下降，美军才没有蒙受特别惨重的损失。 太平洋战场 二战期间，狙击手同样活跃在太平洋战场。雨林密布的环境令大部分战斗都在近距离展开——这里作战的重点是伪装和布置陷阱。这方面，日军无疑是战场上的大师，他们为狙击手配发了配套的伪装网，以猎杀军官等高价值目标，但和其它国家不同，日军狙击手通常会被布置在树梢顶端，正是因此，其每次行动大多是有去无回。 从中太平洋的珊瑚礁到新几内亚的森林，日本狙击手对美军进行了不间断的袭扰，美军第163步兵团第1营就曾遭遇过一次极为危险的情况，该部队的战史作者写道：“从阵地周边的、每一棵树的树梢上，日军神射手都可以从容地射杀那些随着积水升高被迫离开散兵坑的士兵。他们就在树上固定步枪，并在对周围环境一览无余的情况下扣动扳机。接下来，所有第1营第1连的士兵都会听到6.5毫米子弹破膛而出的声音，它就像一顶大礼帽摔在在石头上——接着是倒下美军士兵发出的哀嚎，当然，有时情况也可能是：经过短暂的、致命的沉默后，我们会发现战友变成了苍白的尸体——在他的头上则出现了一个细小的弹孔。” 1945年，在冲绳作战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狙击手 清除狙击手是困难的工作，但美军不这么做，注定将寸步难行。其通常采用的做法是：两人组成的反狙击小队被部署到前方，而后方的其他人则要爬到树梢上，为反狙击小队提供指引。有时，美军也会用反坦克炮炮击可疑地区，只要日军狙击手被发现，他们便几乎没有逃生的机会。 太平洋战场的另一个主角是英联邦军队，他们主要来自英属印度和澳大利亚。随着战争的进行，他们的狙击技巧也渐入佳境。战争末期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两个英军旅的48名狙击手在两周内共杀死了296名日军，而己方只有两人丧生。 在这些狙击手中，最优秀的莫过于澳大利亚人，其中许多人服役前常以猎杀袋鼠为生，或者为农场赚取外快。当时的一份记录写道：“猎杀袋鼠是考验技术的工作，因为只有一枪打中目标的头部，才不会惊动其他的袋鼠，同时不损伤袋鼠的毛皮。”他们中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了使用.303口径的李-恩菲尔德步枪。其中一名袋鼠猎人在帝汶岛上大开杀戒，杀死了47个日本人。而另一本书中写道：“澳军在帝汶打了一场成功的游击战，他们打死打伤了超过1000名日军，而自身损失只有40人，这迫使敌人从其他岛屿调集兵力前来增援。” 技术进步和战术演进 以上记录描述了二战期间、狙击手作战的概况，但人们也会提出一个问题，随着技术进步，狙击——这种历史悠久的作战形式，较过去发生了什么改变？其中的一个要点也许是，在二战期间，“狙击”的武器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宽泛：它既有可能是一把栓动式步枪、也有可能是一把冲锋枪、一支反坦克步枪，甚至是一门轻型反坦克炮，而它们都服从于一个任务——在敌人察觉之前将其消灭。 各种自动武器的出现，对狙击作战的影响尤其巨大。早在苏芬战争期间，芬兰狙击手就使用本国生产的苏米（Soumi）冲锋枪进行猎杀，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在狙击王牌席摩·海赫的542个战绩中，许多都是依靠苏米冲锋枪在中等距离上取得。在战争初期，苏军狙击手还大量使用了SVT-40半自动步枪，稍后，德军狙击手也开始使用G41、G43和FG42型半自动/自动步枪，在允许的情况下，参战各国还会用重机枪和轻型高射炮在远距离向敌人射击。 一挺安装了瞄准镜的美军M2重机枪，战时，它们也常被用于狙击敌方目标 苏军的SVT-40狙击枪，也是史上最早大规模投入使用的半自动狙击步枪之一 受技术水平制约，与栓动步枪相比，二战中的自动武器更为沉重，而且精度更低，使用这些枪械时，狙击手们被迫会将开火距离保持在300米以内（而栓动步枪的狙击距离通常是300-500米），以保证射击的准确性。尽管如此，一些狙击手仍偏爱自动武器，因为即使他们第一发子弹射失，也可以迅速进行补射。不仅如此，强大的火力也赋予了他们以少胜多的机会。 德军第3山地师的约瑟夫·艾勒贝格后来回忆道（Josef Allerberger）： “我们把K98k步枪被换成了带瞄准镜的K43型，每个人还携带了4个装满B弹（爆破弹）的弹夹，并把更多的子弹放在口袋里……我趴在一具尸体周围隐蔽好，当俄国人从阵地中跳起来发起攻击时，我突然站起来，从侧翼、在50至80米的距离朝他们开火。爆破弹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效果，它撕裂了俄国人的躯干，将他们的肌肉炸开。苏军被来自侧翼的火力完全震惊，在23名士兵被连续杀死后，他们中止了攻击并撤退了。”——这一战绩依靠老式步枪根本不可能实现。 二战中，狙击手的伪装技巧较一战更胜一筹，他们普遍装备了迷彩服，同时也更擅长融入自然环境 狙击作战的另一个变化在于伪装，这主要得益于军事伪装研究的进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迷彩服陆续装备各国军队，而狙击手则往往成了第一批试验品。同时，各国军队还装备了用网或布制作的“吉利服”，这种伪装表面缀满叶子和其他小树枝，可用于迷惑对手。另外，随着塑胶产品的普及，二战期间，出现了用塑料模特改制成的假人，这些假人通常被布置在前线，以充当吸引敌军狙击手的诱饵。 战后，英军技术人员在试射一把加装夜视装置的德国STG44突击步枪——一部分早期单兵夜视装置曾在二战末期试验性地投入了前线 另外，另一些尖端科技也被运用到了狙击作战中，这些科技在当时不甚完善，但最终将改变狙击作战的面貌。其中最显著的莫过于夜视技术。在战争爆发前，各国都对这一划时代领域进行了探索。尤其是1944年之后，美国和德国陆续开发出了单兵携带的夜视系统，其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夜视设备本身，一是为其提供能源的电池盒——尽管这些设备的视距只能达到200米左右，连同枪支在内总重量超过了20千克——非常不方便携带。但在战争结束前，它们依旧小规模投入了战场，以用于狙击作战和反狙击作战，而这些设备，也充当了今天军用夜视仪的雏形。 结语 仅以传奇色彩论，几乎没有哪个兵种能与狙击手相提并论。他们把自己视为收割敌人生命的机器，在前线他们只相信两条准则：这就是“精确的计算”和“杀死敌人”，而一个人只有在完全蔑视生命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些——不管这些生命是自己的还是敌人的。 正如其中一名二战狙击手在接受采访时所说：“我倾尽一身奉献给军队，对此我从未有过片刻犹豫，我愿意出现在任何最需要我的地方，并且坚信能在完成任务前活下去。”也正是这一点，注定了这些军人的生命将被争议填充——因为在每个人的印象中，一个能如此蔑视生命的人，似乎只可能有两种身份：英雄或魔鬼。这一点将为他们赢得荣誉和战友们的尊敬；但另一方面，敌人也通常会以同样残酷的方式进行回报——尤其是在他们被俘之后。 德军正在准备处决一名被俘的苏联狙击手，旁边可以看到一名士兵正试图砸碎他所用的狙击枪 该如何诠释二战中、狙击手扮演的角色？答案似乎无法用三言两语加以概述，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人是战士中的佼佼者，他们总处在前线最危险的地方，用沉着冷静的态度鼓舞战友们奋勇向前——在困难时期，他们乐观；在乐观时期，他们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因为以上的这些一切，他们承受了令人惊愕的痛苦和磨难，并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残忍，也从没有对枪口下的猎物表现出一丝同情，但另一方面，他们击杀的每一个人都是敌军士兵，而不是手无寸铁的百姓。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展现给我们的并不只是杀戮的技巧，还有对意志力、责任、和持久忍耐的诠释，也正是这些，让他们的形象超出了普通军人的范畴，成了屏幕上的传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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