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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久不谈香港问题了，特别是极少再谈香港经济问题了。因为，十几年前，在《香港的超级地租》和《回到一九八三年》这两篇文章中已经说清楚了。说清楚了，会有用吗？结论很残酷──没一点儿用。香港市民极少关心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令人震惊的是，全社会的焦点竟然仅仅在於谁会当特首。试想，手机坏了，不换晶片，一根筋地要换手机套。这，能不让人感慨吗？ 香港的繁荣，源於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三年的黄金十二年。一九六七年暴动後，港英当局被迫开启了历史性的改革，港英当局开始赋予港人部分当家作主的权力，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调整极大激发了港人的潜力，香港经济迅速地崛起，成为四小龙并跻身发达地区行列。历史证明，好的制度和政策，就能带来全面的发展和稳定。 可惜，一九八三年後，港英当局着手部署主权交接後的运作，开始扭曲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英国人设计了超级地租和联系汇率，开始通过超级泡沫转移在港形成的巨额财富。香港社会整体上是幼稚和单纯的，完全不明白一九八三年到一九九七年发生了什麽。所以，在一九九七年之後，社会开始集体抱怨祖国，特别是到了二○一七年，这种迹象没有缓和。 当思维方式走偏後 国家给了香港一系列优惠，不向香港居民收取税费，中央政府担负驻军和外交费用，并大规模提供各种经济政策的红利，这难道不算是祖国和祖国人民的爱吗？但，祖国的爱，更应该是一种父亲的爱，那是一种在制度和政策层面的匡正。为什麽不阻止超级地租和检讨汇率呢？三十四年前不能阻止，二十年前呢？二十年前不能阻止，今天总应该可以了吧？ 如今，普通港人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当房地产泡沫年复一年地吞噬着人们的梦，除了发泄怒气，似乎无法再有多的作为。社会缺乏独立的思想家，无法解读数十年来的巨变，整个社会没有能力站在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角度审视历史。多数人能讲几句英语，但生长在畸形的文化环境里，年长的有封建迷信，年轻的有或多或少的洋迷信。而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定位於国际金融中心，所需要具备的理性和务实，在香港却显得是那样的难能可贵。 当思维方式走偏以後，看待问题的结果会变成怎样？比如，超级地租、联系汇率，这是两把「杀猪刀」，遗憾的是，部分港人却认为这是香港制度的「骄傲」。走遍香港，遍访港人，对於满地的商机，不乏有头脑的商人，而传统的商业经，在香港也已代代相传，成熟发展。但是，有多少人懂财政呢？有多少人知道香港真实的税负呢？有多少人认真思考过，为什麽香港弹丸之地，却能出世界级超级富豪？而又有多少人计算过，英国人这三十四年从香港转移走了多少财富？ 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与它的心态总是相关的。普通人心里苦，却无法倾诉。於是，他们决定换「手机套」。所以，就看到香港近乎滑稽的选战了。手机坏了，不想换晶片，大家集中精力，拚了命挑选手机套。但手机套，能改变手机的晶片吗？如果说香港还没有认清楚问题的根源，内陆同胞能否成熟一些呢？内陆的专家学者能否帮助香港，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比如说，告诉国家，香港的经济制度是哪里出了问题，经济政策是哪里出了问题，香港应该如何改变这种几乎荒谬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当然，内陆的学者和专家也应该想想，内陆学香港的超级地租和联系汇率意味着什麽。难道，非要挨到不可收拾，才会改弦更张吗？ 重新回到狮子山下 接触香港这块土地二十二年了。在这里，有各行各业的好朋友，我深切地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闹哄哄的选举，很快就会过去。可是，以後呢？超级地租和联系汇率要再搞二十年吗？或者，非要将香港搞成中央补贴的老少边穷地区吗？今天，在反对派的煽动下，部分港人确实幼稚而单纯，有时候甚至显得有点儿愚昧。 但是，无论如何，香港曾经奋斗过，曾经辉煌过，只是在後殖民时代的新纪元中，香港目前还未能真正建立起主体性和身份认同。我必须说，香港市民是可以「幼稚」和单纯的，因为他们身後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在某种程度上，我不认为港人能够自己检讨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因为终极立法权掌握在国家的立法机构手中。或许，这就是香港市民不关心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外在原因吧。 在香港，谈经济问题，变得越来越紧张了。说多了，上下左右都不喜欢。好，那就简单一些。请注意我以下的叙述逻辑：真理在质疑中产生，不许质疑的怎会是真理。不要仰望太平山，重新回到狮子山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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