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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一一八年，宋徽宗重和元年，郓城县刑警队长雷横因母亲被辱骂殴打，当众杀害外地务工女子白秀英。我们在《水浒里的一宗辱母杀人案及其处理》一文中分析过，雷横应当被判处故意杀人罪，从轻处罚。这个从轻处罚是大于因为是激情杀人的减轻的，因为它受到宋律中“血亲复仇”的影响。 血亲复仇，是中外文明进程概莫能免的一个阶段，形成于原始社会，指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专指父母、兄弟被他人杀害或遭到侮辱，作为子弟或者族人有义务报仇杀死仇人的一种行为。这种观念或者说情感，具有人类学背景，是一种深层文化积存，深植于种族集体无意识之中。 而中国随着儒家文化的发展，逐渐还形成了一种涉及“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的“血亲”复仇观，而之后更随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观念的引入，师徒间也纳入了“血亲”复仇的范围。这种“师徒”式血亲复仇的最明显例子便是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打了小的引来大的，打了大的引来更大的，从武侠一直写到神魔大战，洋洋洒洒写了十八年——还没写完。而“朋友”式血亲复仇的便是我们现在在说的这本《水浒》了，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中华法系（解释一下，主要是指从西周到清末的法律体系）讲究礼法合一，因为儒家文化通过“五伦”复仇观的构建，将复仇“义务”分三六九等，通过礼制来“规范”了复仇行为，完全区别于原始社会的复仇，使得“血亲复仇”具备了“伦理化”的特征（当然，西方也在不停构建这种“血亲复仇”的“伦理”，看《罗密欧与朱丽叶》便知），所以“血亲复仇”逐渐纳入了法律管理范畴。 到了中华法系的顶峰——唐律的时候，对血亲复仇的规定已经十分详细。比如：诸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即殴击之，非折伤者勿论；折伤者，减凡斗折伤三等；至死者，依常律——这是血亲复仇的“权利”规定，要注意的是，这里出现了“防卫过当”的观念，伤人至死是没有减轻处罚的。 除了“权利”，唐律还规定了血亲复仇的“义务”——“复仇私和罪”：祖父母、父母和丈夫的被杀，私下和解是要被流放二千里的；三代以内的仇私下和解都要二年徒刑以上；三十天不起诉，也要判一年徒刑以上。 宋承唐制，没有专门制定血亲复仇的法律，但是《宋刑统》中明确说“如有复祖父母、父母之仇者，请令今后具案，奏取敕裁。”这其实是对血亲复仇加强限制了：收窄血亲复仇的范围和回收了裁量权。总体而言，除了元代，自宋以后，血亲复仇是处于逐步限制直至取消的，到了清代，已经明确是由公权力统一处置杀人案件（“国法已申，不当为仇”）。 宋代虽然规定了处理血亲复仇的定制，但是可想而知，完全上报、皇帝亲自处理是不现实。宋徽宗年间共有约2200万户人口，万分之一的比例都能把他老人家看到白内障。而历史上有记录的宋徽宗年间的血亲复仇仅3例，可以猜想有多少是没有上报的。而地方官员对于血亲复仇，会在自身权限范围之内从轻处罚，或者提交案情时申请求情的，更有自首后直接无罪释放的——从北宋早期的赵德钧和南宋早期的岳飞都这样干过——有此可见地方官员一般是偏袒复仇者的。何况他老人家还专门立法补充“有因祖父母为人所殴而子孙殴之以致死者，并坐情理可悯奏裁”？下面的官员更加“情理可悯”的处理这些案件了。 回到雷横的案件，激情杀人、“情理可悯”外加有自首情节，所以最终从轻发落也就顺理成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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