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们都说张仲景“坐堂行医”是一个创举，也是很高尚的亲民爱民行为。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是身处那个时代，张仲景被迫无奈的一种行医方式，其中的心酸苦辣只有穿越时空，才能说清楚。 社会动荡，道教广泛传播 追求健康长寿的“神仙思想”，记载于《山海经》之中，在战国时期诸子著作里也时有探索，在楚地及燕齐地区，是流传很广的思想。秦皇汉武把求仙的活动，做到了极致，影响深远。但是西汉中期以后，方术少验，同时黄老之学在政治上日益失势，传人队伍逐渐萎缩，因此黄老学与神仙术遂逐渐结合在了一起，由宫廷走向民间，催生了道教的兴起。 张陵又称张道陵，于顺帝汉安元年在鹤鸣山自称受太上老君之命，封为天师，创立天师道（俗称五斗米教），行正一明威之教。他以老子《道德经》为蓝本，著作了《老子想尔注》，引道入教，把方术、黄老专为君王服务的做派，改为替普通百姓“降妖除魔，治病祛灾”，为后期道教发展奠立了基础。经过长期发展，其孙张鲁在巴蜀地区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长达20多年。张鲁于公元215年（建安二十年），被曹操降服之后，拜为镇南将军，天师道得以保存，此后逐渐向北方传播，成了北魏的国教。 在北方，巨鹿郡张角(今河北省平乡人)创立的太平道，也是依托黄老之学。 起初，张角的活动似乎仍属普通的宗教活动。但经过不断传播，蓄积力量，到熹平年间，随着汉王朝内部宦官集团和外戚士人等政治斗争的加剧，社会动荡不安，民众思想混乱。张角以符水咒说为民治病，发展徒众，十余年间达数十万人，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分大方三十六，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于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张角扬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三十六方遂同时起事。他自号“天公将军”，以其弟张宝为“地公将军”、张梁为“人公将军”。部众皆着黄巾以为标志，故称“黄巾军”。 汉灵帝慌忙调集各地精兵，进剿黄巾军。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起兵，配合官军镇压起义。 黄巾军起义之后不久，张角病死于军中，张宝、张梁先后战败被杀。黄巾起义加速了东汉政权的衰败，中平六年(公元189)，董卓率兵进入洛阳，废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史称汉献帝。董自为相国，独揽朝政。 曹操曾经在《薤露》诗中评价董卓之乱说：“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蔡文姬在《悲愤诗》中深刻揭露董卓之乱造成灾难：“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 这是张仲景著作《伤寒杂病论》的时代背景。 华佗遭遇让张仲景有顾忌 张仲景与华佗都生活在东汉末年，现有的资料没有说他们互相认识，但是，华佗的年龄应该比张仲景大很多，《三国志》说华佗“年且百岁”，还有壮年的容貌。曹操杀害华佗的时间，虽然没有准确的日子，但从曹冲（196~208年）的夭折时间或可推算。曹冲八岁称象，因病死于非命。曹操捶胸顿足地说：“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 因此张仲景写《伤寒杂病论》的时候，大约在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左右，华佗应该已经遇难了。张仲景写书的时候，在50岁上下，他对华佗的事迹即使不是亲见，也应该有所耳闻。 华佗何罪？怀璧其罪！ 华佗只不过不愿意为当权者服务，一心只想做一个民间医生而已。这样的个人理想，竟然引来杀身之祸，这个事件的借鉴意义，对于稍微晚于华佗的张仲景来说非同小可。  张仲景年幼时期，正是汉灵帝让蔡邕等人刊刻“熹平石经”，“鸿都门学”曾经盛行之后的时代。他饱读诗书，却处于“卖官鬻爵”“党锢之祸”不断的“举世昏迷，莫能觉悟”时期，此后不久又爆发了旷日持久的“黄巾军起义”。在镇压黄巾军的过程里，各地军阀崛起，杀人如麻，疫病流行。 这种乱世的出现，与“老张家”借助道教，谋求“改天换地”有很大关系。 “避道家之称”事出有因 张仲景的时代，张陵、张鲁、张角、张宝、张胜等人，先后利用道家、道教建立政权，或者发动农民起义，是引发社会动荡的一个因素。张家人在当时“人才辈出”，惹人耳目。 张角等人的黄巾军起义，虽然在公元184年被镇压，但是192年曹操还收编了30万黄巾军，被人称为“青州军”。曹操对这些被招安的黄巾军不敢重用而改为“屯田军”；200年官渡之战的时候，汝南郡黄巾军再次爆发，又被镇压。张陵创立天师道，其孙子张鲁在汉中一带建立政权，一直存在到公元215年才被曹操招降，他们一直被被统治者蔑称为“米贼”。 在这个时期，张仲景开始了《伤寒杂病论》的写作。他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即205年之前），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大病后常有大疫，在几十年的社会动荡之中，站在潮头的张家人大批死亡和逃亡。 陶弘景《辅行诀》说：“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 陶弘景既主张《汤液经》与《伤寒论》之间的继承关系，又强调了《汤液经》治疗天行热病方剂的重要性。 陶弘景说阳旦、阴旦、青龙、白虎、朱鸟、玄武，“此六方者，为六合之正精，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乃神明之剂也。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 《汤液经》的“六合正精”方剂，如同排兵布阵的战法，号称与天地阴阳、四时万物相呼应，具有“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的功效，被尊封为“神明之剂”。 对于“古贤”这样神圣的方剂，一般人都会膜拜不已。但是，张仲景却故意“避道家之称”，打散揉碎，改名换药，经常加减，如同拆旧房盖新屋，把“六合正精”做成自己的原料。 当然，张仲景“避道家之称”的原因，应该不仅仅是因为他姓张。 天师道首领张鲁以《老子道德经》为主要经典，他教育道徒要互助互爱，“诚信不欺诈”。道徒有病，则“自首其过”。为此，设立“靖庐”，作病人思过修善之所。又设“祭酒”，主要为病人请祷。对犯法之人，不随便处罚，“三原然后乃行刑”。他还命人在境内大路边建立“义舍”，教人们不要蓄积私财，多余的米肉交义舍，以供过往之人食用。不过，只能“量腹取足”，不可多吃多占，“若过多，鬼辄病之”。 天师道、太平道，借助为大众治病，来发展道教，号令天下的政治手段，已经引起了朝廷的注意。 “坐堂行医”实是被逼无奈 社会上思想混乱，读书的士大夫阶层觉得生命如飘荡的蓬草，不再追求健康长寿的养生保健，而是得过且过的苟且偷生。张仲景感叹说：“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 张仲景认为，社会上的医生，也不思进取，“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张仲景自认为是一个“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的高明医生，但是，行医治病，治病救人，如同华佗那样，也会招来祸端。 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如果在家里看病，会有很多南来北往的患者，进进出出，颇似传道的活动；被人请去，外出行医，也会聚集很多民众，与传教召集信徒很难分辨清楚。而且，太平道、天师道的领袖，都是以治病救人为手段的政治天才。 张仲景无论是长沙太守，还是南阳县令，坐堂问事是他的职业；坐堂行医，来再多的患者，也可以避免“借行医之名，行传道之实”的嫌疑。因此，笔者大胆想象，“坐堂行医”是张仲景无可奈何的一种“避嫌”选择。 作者：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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