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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期间的核威慑是建立在报复威胁的基础上的。由于每个有核国家都能以一系列双方都不能承受的灾难性后果来威胁对手，所以战略核威慑是奏效的。这种“恐怖平衡”是相互威慑的基础。随着可靠的二次打击能力的出现，以及靠此拥有的即使在敌对方能够率先实施第一次打击的情况下也能进行报复的能力，保证了报复的威胁变成了相互确保摧毁(MAD)的“安全，并作为严格的明文规定编入冷战武器控制条约，充斥着各种检查来避免某种技术突破颠覆了这种威慑体系。 虽然有数次紧张的冷战军事对抗，但由于核交战的后果，以及认识到核交战，即使是战术核交战，一旦发生要控制其升级的困难，从而使得核冲突不会发生。 然而，正是相互确保摧毁(MAD)后果的规模，确定了一种可信的阈值。一场有可能导致双方大部分人口毁灭的核战争，只有在当前事件确实威胁到有核国家的生存时才可能发生。本质上，决策者从“理智的人”的角度来考虑相互确保摧毁，确信没有任何理智的决策者会甘冒这种毁灭的风险，除非关系到生死存亡或者国家的根本利益。所以，如果受到威胁的国家利益不那么重要，核战争的威胁也就减小了。在这个滑动的、几分不确定的阈值以下，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不涉及重大利益的冲突空间，从而使得战略核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不适用。 战略核威慑倾向于使双方都将各自限定在可信的阈值范围内，而在此阈值范围内，每一方都相当自由地利用周边力量进行常规冲突，比如在越南、阿富汗、捷克、匈牙利革命以及格林纳达的军事行动。 那么到底是什么变化了呢？冷战期间的战略核威慑的稳定性部分地依赖于两个事实:能够迅速地确定袭击者，并且袭击者本身有大致相当的部队或人口处于风险之中。上述因素保证了核报复并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战略威慑体系以稳定性。冷战结束后，问题变成了阻止装备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非国家敌人，这些人或者是独立行动的，或者是作为某个幕后资助国的代理人。但是这种敌人在这种攻击之下几乎不用承担风险。的确，这种袭击可能很难跟踪到某个特定的参与者、国家或非国家组织。这样，确保报复的稳定性变成了一种其中一方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实施打击的能力，和另一方阻止它发生的能力之间的不稳定的平衡。 这种新的战略威慑的窘境对如何考虑军事力量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要以某种方式使用常规军事力量来遏止战略袭击。实质上它颠倒了冷战期间军事力量的主次，那时认为战略核力量是本土安全必不可少的条件，并且常规威慑和它的辅助力量仅是次要因素。但是在冷战后，核威慑与常规威慑相比几乎成了次要因素。 但是，常规威慑并不是利用常规武器摧毁预定目标的核威慑的缩影。它在复杂性、逻辑和实施上与核威慑有显著的不同。所有威慑的核心问题是威慑的对象和目标。冷战期间的战略核威慑中，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一般是非常直接的。相对而言，常规威慑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不确定的，并且是不断变化的，但是对于如何进行威慑几乎还没有理论。冷战期间，战略核威慑的首要挑战是在主要冲突背景下的一个对等的敌人，而在常规威慑中对象却可能是对称或非对称的敌人，所以它可能是单个恐怖集团，也可能是大规模的常规战争。同样，作战对象可以是从一个对等国到城市恐怖分子或其他意识形态的、种族的、宗教的无政府成员。 像战略核威慑一样，常规威慑也能依靠报复威胁。我们可以使用与战略核威慑一样的逻辑，威胁潜在的敌人并使之感到害怕。但是核武器会使整个社会处于危险之中，而常规武器被限于更确定的目标和行动，只有在某种全面攻击的情况下，才会使整个社会处于危险之中。利用常规武器进行威慑的关键问题是:对手到底惧怕什么？如果对手是一些非国家参与者，甚至就是没有对打击感到敏感的军队、民众和基础设施的国家，此时问题就转变为要弄清楚什么要素会影响对手领导层的认知过程。 报复也可采取冲突升级的形式，即威胁对手要将冲突扩大到超出对手所期望的作战空间范围。不同于核武器升级威胁，它往往意味着灾难，常规武器威慑的升级更像是一个试探和测试对方反应限度的一个过程。这就意味着，威慑力量的能力越灵活，挑战者的试探就越不成功，而且其威胁的可信度也将降低。 近几年来，常规威慑的潜力通过武器装备的不断发展而得到倍增。精确武器让我们不费太大力气就可以可靠地摧毁一个特定的目标。武器的末端制导使战斗员使用精确武器时，可以关注于打击目标能产生最大效能的部位来摧毁目标。最后，巡航导弹的出现意味着这些精确打击任务没有人员伤亡风险就可以完成，这就使威胁的政治可信度得到极大的提高。以上因素都使精确制导武器作为常规威慑的主要措施而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然而，这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核来加以保证的。 实际上，基于报复的常规威慑遇到了一些与核威慑同样的问题。它也存在着可信度阈值问题。对威胁要进行报复的国家利益的挑战越间接，遭到大规模报复打击的可信度就越低。这里还有一个两难的问题。若可信威胁的破坏强度降低，敌对方采取行动的后果和风险也随之降低。并且，只要敌对方认为风险是可以控制的，那么风险越低，威慑就越有可能遭受检验。这意味着，只要挑战者可以通过控制冲突的程度，以避免遭到大规模报复，那么他的威胁动作就拥有相当大的自由度。相比之下，如果挑战者的威胁试探遭遇到恰如其分、游刃有余的反应，那么他所要承担的风险也就会大大增加。 实施报复打击还存在更大的困难，在权衡风险和收益时，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敌对方的决策者想看到什么，以及随后倾向于寻找什么借口，增加完全逃避报复的可能性，或尽量减低报复的作用。敌对方决策者越是独断专行，就越有可能如此的避重就轻。推而广之，挑战者越是有机可乘，则越有可能发起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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