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红|简帛学的知识系统与交叉学科属性

简帛学的知识系统与交叉学科属性

杨 振 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20世纪伊始，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甘肃敦煌及北部疏勒河流域一带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了700余枚汉代简牍。数年后，当国学大师王国维见到这批简牍照片时，兴奋难名。1925年，他在清华研究院作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演讲时，将“敦煌及塞上西域各地之简牍”与“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并列为20世纪初中国四大新发现，并认为其中任何一种都堪比历史上孔子壁中书和汲冢书的发现。他甚至发出“今日之时代可谓发见之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的慨叹(《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自20世纪初迤至今日，中国简帛的发现层出不穷，数量达数十万枚之多，蔚为大观，较王国维见到的西北汉简丰富远矣。中国简帛所处的时代大体从战国中期到魏晋，该时期遗留下来的文字和传世文献有限，简帛的发现极大地弥补了这一不足，对于研究该时期的历史文化具有无可估量的史料价值。

比中国稍晚，日本、韩国、朝鲜等周边国家也相继发现简牍。20世纪20年代日本首次发现木简，40年代后在奈良平城京遗址陆续出土40余万枚木简。自70年代起，朝鲜半岛也不断发现木简，年代最早的为朝鲜平壤发现的中国汉王朝所建乐浪郡遗址中的简牍，年代为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3世纪。韩国发现的木简年代主要在公元前6—7世纪。日本平城京出土的木简年代则主要为7世纪后期至8世纪(参见李京燮《韩国古代木简与木简文化》，《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月9日；冨谷至《日本出土木简流变》，同上；杨振红、尹在硕《韩半岛出土简牍与韩国庆州、扶余木简释文补正》，见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二〇〇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朝鲜半岛、日本的简牍年代远远晚于中国，虽然当时已普遍用纸书写，但简牍依旧大量使用，由此可以确定朝鲜半岛、日本的简牍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深受中国的影响，是从中国依次传播过去并逐渐发展起来的。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国简牍的发现使得东亚地区的简牍文化连成一体，成为探索各国历史文化以及东亚各国交流史的重要材料。

一、简帛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处于新旧学交替时代的王国维，依然沿用传统说法，将简牍、甲骨文等研究称之为“学问”。但他所说的“学问”基本上可以和现代所说的“学科”划等号，而且他提出西北地区发现的简牍“于史地二学关系极大”，已有将简牍与历史、历史地理学并列的意味。

1912年王国维作《简牍检署考》一文，对简牍制度及其渊源进行考辨，可视为简帛学的开山之作。1914年，罗振玉、王国维抽取斯坦因发现的588件简牍、帛书等进行释文、分类和考释，撰著《流沙坠简》，成为简帛研究的奠基之作。20世纪30年代，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等地区又发掘采集了1万余枚汉简，1943、1944年劳榦在抗战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考证之部》，公布了这批汉简的释文及考证成果。此后居延汉简研究吸引了注重新资料的中日汉晋史学者的关注。陈槃对简牍符号做了专门研究(参见陈槃《汉晋遗简偶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十六本一册，1948年)。50年代初，日本学者森鹿三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创办“汉简研究班”，以这种新颖的形式进行居延汉简的教学和研究。50、60年代，中国各地陆续有简牍出土，简帛研究日渐兴盛。60年代初，陈梦家撰写了14篇西北汉简方面的研究论文(1980年结集为《汉简缀述》，由中华书局出版)，对汉简形制、简册制度、符号等进行综合研究，进一步奠定了简帛学的基础。除了东亚学者外，欧美学者也开始加入到这一研究队伍中，如1962年钱存训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完成博士论文《书于简帛》(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指导教师即为汉学家顾立雅(Herrlee G. Creel)。简帛研究取得诸多突破，初步展示了简帛学以及简帛学与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相结合的方法、成效和魅力。

20世纪70年代中国出土了银雀山汉简、居延汉简、马王堆帛书、睡虎地秦简等一大批简帛，内容包括已经亡佚的战国秦汉典籍、法律文书、日书等，震惊了世界，简帛研究迅速升温，成为热门学问。其中，睡虎地秦简的整理以速度快、质量高闻名于世，为简帛整理树立了典范。1975年出现了专门的简牍研究杂志——《简牍学报》(台湾)，1976年严一萍所著简帛学专著《帛书竹简》(台湾艺文印书馆)出版。同年日本创办“木简研究会”，1979年创办《木简研究》杂志，同年大庭脩所著《木简》(学生社)付梓。80年代，中国也相继出版了几种简牍学专著(马先醒《简牍学要义》，台湾兰台出版社，1980年；林剑鸣《简牍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等等)。90年代，《简帛研究》、《简帛研究译丛》(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分别于1993年、1996年创刊)、《简牍学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等主办，1997年创刊)等专业性杂志相继面世。1991年，在甘肃兰州召开了第一届简牍学国际研讨会。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第一家简帛专门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至此，简帛学已具备独立学科的基本要件。其间，学界曾就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否包括帛书，这门学科应命名为“简帛学”还是“简牍学”展开了讨论。21世纪初，武汉大学(2003年)、复旦大学(2005年)、清华大学(2008年)、北京大学(2009年)、甘肃省文献考古研究所(2011年)等相继建立以出土简帛为中心的专门研究和保护机构。韩国也于2007年成立木简研究会。2000年，第一座简牍博物馆长沙简牍博物馆成立。2014年由九校一院一所组成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创新中心成为教育部第二批批准的协同创新单位。经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简帛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

然而，相较简帛学繁花似锦的研究实践而言，简帛学的学科理论建设却显薄弱、沉寂。这和与简帛学联系紧密的历史、语言文字、考古等学科重实践轻理论的现状亦相一致。然而，一门学问或者专门之学能够成长为一门学科，必须有其学科理论，否则便无法纳入到现代学科分类之中，简帛学也不例外。

二、简帛学的知识系统

随着人类知识的丰富、扩展，学科划分精细化成为必然趋势。一般而言，学科成立有三个基本要素或前提，即特定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或知识系统，以及独特的研究方法。简帛所具有的“物”的特性使得简帛学的研究对象很明晰，不容易发生混淆，即作为书写载体的简帛之“物”及其上的文字、符号、削琢刻划痕等人类有意识遗留的痕迹，其研究的领域也严格限定在简帛范畴之内。然而，说到简帛学的理论体系，却常常让人感觉茫然，不知从何谈起。但若将简帛学的理论体系换成知识系统的说法，则比较容易理解。简帛学统摄的知识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发掘。简帛的发掘一般被纳入到考古学范畴，但是简帛的特殊性又决定了其发掘不同于一般文物，必须有简帛学者的介入，或者由有简帛发掘经验的考古工作者来承担。科学发掘对于简帛来说意义重大，它不仅要求保证简帛的完整性，将发现的简帛从考古现场完整分离出来，而且还要求不人为破坏和遗漏其出土时的考古信息，必须对其出土状况例如所处地层、位置、排列顺序等进行完整、准确的记录，包括制作影像资料等。这些考古信息对于确定出土简帛的年代、性质、编联关系、内容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出土简帛进行科学发掘，随着时间的推移，发掘技术不断提高完善。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和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为代表，数批战国秦汉简牍从海外文物市场回归，为一些博物馆、大学所收藏。这些出土地不详的简牍已经丧失考古信息，因此辨别其真伪的工作最为迫切和紧要。对这项工作必须持严谨、科学、审慎的态度，除了使用C14等科学手段外，还需要对简帛的材质、形制、文字、内容等进行认真辨析、研究。

(二)整理。简帛的整理分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的整理包括出土简帛的清理、剥离、编号、照相、扫描、保护、存放等工作。这种整理工作与发掘工作联系紧密，可以视为发掘工作的一部分或延续。随着简帛发现的日益增多，整理经验逐渐丰富，新的科学技术和仪器也不断应用到这项工作中。例如，在获取简帛图像方面，21世纪初中日学者共同完成的《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初次采用红外线摄影技术，显现了人眼和传统照相技术无法辨识的部分字迹，使得释文和以此为基础的注释有了较大突破。现在这项技术已广泛运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则摸索出更为先进的红外扫描方法，即制作一个玻璃水槽，把简牍放在水槽中，有字一面朝下，将水槽放在红外扫描仪上直接扫描，可以获得更为清晰的图像。狭义的整理则仅指简帛文字的释读、残简的缀合、简牍的编联以及对简文内容进行注释等。这种整理与研究工作关系密切，因此，我们放在下文“研究”中一并论述。

(三)研究。简帛研究可分为广义和狭义的研究。狭义的研究限定于简帛本身，包括对简帛之“物”形态的研究和对其上文字、符号等内容的研究两部分。广义的研究范畴更广，凡以简帛为主要材料研究语言文字、历史、文献、思想史、天文历法、医学等自然科学史甚至书法艺术史者，均属于这一范畴。这里仅概述狭义研究。

第一，形制研究。即它是由什么材料制作的，是竹简、木牍还是丝帛等，木牍、丝帛等的材质是什么，形状是怎样的，长宽厚各是多少，是如何制作、编联的，等等。这不仅仅因为简帛本身就是简帛学的对象，而且简帛的形制与其上书写的文本内容、性质等关系至为紧密。最近的例子，2010年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在整理入藏秦简时，意外发现竹简背面的刻痕与简文的编联密切相关，随后在包山楚简、上博简等简牍中也发现了这一现象。

第二，简帛所附着的考古信息研究。包括简帛是如何被发现的，是在遗址还是墓葬、水井中出土的，抑或是收集来的，出土、发现时的基本情况是怎样的，它们是如何放置的，简帛与简帛之间的位置关系是怎样的，随葬物之间是否有关联性，等等。《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附录了“竹简出土位置示意图”，为研究竹简卷放的形态、内容的编联等提供了重要参考。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研究者注意到揭剥图对册书复原的重要性，因此整理者在此后的整理中加强了揭剥图的制作工作。

第三，断代。简帛究其根本是存在于某个历史时期的文物，因此，断定其年代是简帛研究题中自有之义。简帛的断代首先必须参考所出遗址(或墓葬、水井)以及同出遗物的断代结论。其次，简帛形制以及其上书写的文字、内容等也是断代的重要参考。两者若能互证，可保证断代的准确性。

第四，释文。中国使用简帛的时代主要在战国至魏晋时期，这一时期正是汉字从籒篆、古文向秦小篆、汉隶、楷书蜕变的重要转型期。简帛出现以前，人们主要通过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和传世器物铭文等了解这一时期的文字情况。但简帛文字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字形，而且又多存在异体、通假、合字、省写或草写情况，朝鲜半岛、日本的简牍文字还存在大量自创文字，因此需要对简帛文字进行隶定，做出释文。这是简帛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工作之一，简帛的价值首先需要通过释文来体现。很显然，语言文字学是释文必备的基本功，特别是战国及秦文字。但有时仅仅依靠语言文字学无法解决问题，这时历史学等学科的知识和考证方法常常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运用既有的历史学等学科知识，可以将其内容串读下来，从而解决部分疑难字的隶定问题。而且，简帛的文字内容十分丰富，除了各种官私文书外，还发现了大量的儒家经典、诸子、史书、医书、日书、历谱等书籍，其中许多不见于传世文献，或者异于传世本。内容除了涉及历史外，还涉及文献、历法、医学、民俗等，释读这些简帛时，相应学科的知识亦必不可少。简帛上的符号均有特定含义，因此释文也包括符号的摹写。简帛学科成熟的一个标志即符号的摹写已基本约定俗成，实现了统一化。但目前一些符号的意义仍有待进一步研究。以往学界把简牍的刻齿归为形制范畴，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逐渐发现不同刻齿表示不同数字。因此，这类刻齿似也应归入释文范畴。

第五，内容研究、注释与译文。简帛之所以珍贵，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其上记载的文字均为第一手资料，大多为传世文献所不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因此，对简帛文字内容的研究是简帛学的核心所在。我们需要通过研究搞清楚简帛记载的是什么内容，其反映的是怎样的历史事实、制度与观念，其记载的目的是什么。其中，题记(包括书名、章名、篇题、章题、尾题)等通常标示了简牍的文献性质，目次、编号等则对排列文献的顺序、编联等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应予以特别重视。1978年出版的睡虎地秦简整理本《睡虎地秦墓竹简》，不仅提供了高质量的释文、翔实的注释，还将简文译为白话文，将简帛整理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由于翻译为白话文的难度较大，一些简帛内容不适合翻译等原因，此后的简帛整理很少再做这项工作。另一方面，韩国特别是日本却开展了大量将中国出土简帛翻译成本国文字的工作。由于注释、译文大多被放在释文之后，作为整理本的一部分，因此，一般将这两项工作视为整理工作的一部分。这固无不可，但考虑到只有对简文内容有了充分的研究和认识之后，方可做注释和译文，故笔者将其置于内容研究范畴。

(四)保护。简帛无疑是重要的历史文物，一旦面世，利用科学手段保护其不受裸露环境的侵蚀和破坏，尽可能保持其出土时的状态，就成了重要课题和任务。保护工作一般也由发掘者和整理者共同来完成。

三、简帛学的交叉学科属性及其研究方法

在梳理了简帛学的知识系统后，我们就会进一步明确，简帛研究无法由考古学、历史学、语言文字学等单一学科独立开展，简帛学具有明显的交叉学科特性，它是在综合考古学、历史学、语言文字学、文献学、哲学等多学科基础上形成的新学科，这些学科是简帛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脱离上述学科，茕茕独立的简帛学科是不存在的。

简帛学的交叉学科属性对简帛学科的存在和发展方式、简帛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建设产生着根本性影响。在简帛学建立以前，从事简帛工作的学者大多来自考古学、历史学、语言文字学等学科，所接受的大多为本学科的系统培养和训练。除了少数贯通文史哲的大家之外，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等大都局限于本学科，所做的工作也分别归于本学科之下，成为本学科的一个分支或组成部分，不同学科之间存在明显的界限和隔膜。例如，战国简的文字或为篆书或为秦隶，难以辨识，为专门之学，因此，从事战国简研究的学者大多有古文字学背景。从事思想史研究者主要关注简帛中儒家经典和诸子文献，如《周易》《尚书》《诗经》《论语》《老子》《孙子》《尉缭子》等。按照中国的学科划分，思想史一般归入历史学，日本则将其归入哲学，若将两者结合起来更能凸显思想史的特色。因此，即使同样面对战国简，研究古文字者和研究思想史者所关心的问题往往大异其趣。历史学者则把目光投注在简帛所反映的史实、制度、沿革以及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上，并以此促进对简帛文字的辨识、编联、内容的理解，促进历史研究的深入。从不同学科出发研究简帛，自然有它的优势，即有利于研究的专门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存在不利因素，即缺乏综合的视角和方法。而且，从根本上来说，若简帛研究一直处于这样的状态，它只能维持在历史学、语言文字学、哲学等分支学科的程度，而无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除此之外，国别之间也存在鸿沟。虽然学者都承认简牍文化以中国为中心，依次向朝鲜半岛、日本传播推广，但是将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的工作仍很稀少，而这显然不利于研究的深入。

如前所述，至20世纪80、90年代，以专门论述简帛学著作的出版、简帛杂志的创办、简帛研究机构和研究会的建立等为标志，简帛学已经具备一门学科所需的基本要素，成长为实质上的独立学科。然而，简帛学事实上的独立虽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简帛学的发展，但是，对于简帛学的学科现状并没有产生决定性的质的改变。在2011年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仍没有简帛学的一席之地，简帛学仍然只能分别隶属于中国古代史、周秦汉魏晋考古、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中国哲学等二级学科之下。而且，目前成立的简帛研究机构基本上都是虚体单位，挂靠于所属实体机构。简帛学的教学和人才培养显然受这种学科分类的制约和影响。而且，这种制约和影响不仅仅体现在体制所给予的学科发展空间受限上，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学科分类体制下，研究者以及所培养的学生的思维往往受到所依托学科领域、理论和方法的禁锢。

1925年，王国维提出根据“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他倡导的实际上就是考古学与古文字学、文献学、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在史学实践中，他亦注重“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01页)。王国维适逢西学东渐的历史浪潮中，提倡多学科融汇的交叉学科正是这一浪潮的重要理念之一。不惟王国维，20世纪以来不断有学者倡导推进交叉学科的研究和发展。截至今日，这一理念甚至已经成为学界达成共识的老生常谈。可以说，简帛学的建立正是考古新发现与这一理念结合的产物。然而，从目前的简帛学实践来说，这一理论在简帛学界的落实还远远不够，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需要切实打破学科的分野，打破断代的分野，将简帛学科建成一个矗立于各学科之上的综合之学。同样，东亚简帛学的发展也需要打破国别史，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只有这样，简帛学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独立学科，简帛学研究才会有全面的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