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非理性主义到反理性主义

后现代主义是以反叛现代性的姿态出现的，而现代性则是以理性的确立与张 扬为其特点的。因此，反理性主义必然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表征。以往国 内学界包括作者本人对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主义的认识，多是指出了其消极的、 负面的影响。但在今天看来，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主义，深刻地揭示了“理性” 在确立自身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压迫

 

第一节 从非理性主义到反理性主义

 

叔本华、尼釆开启的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虽然与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大 相径庭，但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远不及后现代的反理性主义。 事实上，现代的非理性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主要是从生命哲学的角度切人。 一般来说，非理性主义只是认为理性并不能把握生命的本质或意义，因而反对对 理性的滥用，反对以理性的名义来安排个体的生活。例如，在柏格森那里，他只是认为，理性的认识方式有其局限，它只能把握物理对象，因为它在研究物理对象时，采用的是在空间方面加以分离和在时间方面加以凝固的方式，而人的生命 意志却是一种绵延，是既不能分离，又不能静止的，只能依靠直觉。再如，弗洛 伊德虽然把人的本质归于动物性的本能但并没有完全否定人的理性的作用，反而 强调理性的重要调节作用，并没有露骨地宣扬人的生物性的本能。宾克莱对此有 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认为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些积极意见，来树立一种比较现实的道德。他关于人性的理想在他的以下一条公式中表达出来：‘伊特（即本我 -本文作者注）曾在之地，自我必将随之’”，认为“弗洛伊德为人类所定的目 标是发展理性生活。”而后现代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则是转向了社会政治领 域，更多的是把理性与极权和压迫联系起来。

作为后现代主义先驱的阿道尔诺，在其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 书中，认为：“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 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 中。”他们通过考察启蒙理性的历史发展过程，提出进行启蒙的理性本是以破除 迷信、消除神话，从而使世界清醒为己任的，但其一开始就变成了一种新的神话 和新的迷信。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权力”，实际上就是认为，人们向自然界学习，只是为了运用和掌握自然界。他们认为，这自身就是一种新的神话，因为这 种启蒙的理性使人的掌握和支配自然的权力不断增大，使得他具有了与神一样的 支配自然的权力。而且，“随着支配自然的力量一步步地增长，制度支配人的权力 也同步增长”。而知识对自然或社会的支配与操纵，为了把一切都纳人到可算计性之中，则采用了“同一性”原则，消除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最终造成了社会 的“一体化”，造成了 “对自由及其概念以及对事物本身的漠不关心。”因此， “启蒙在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逐步转变成为对大众的彻头彻尾的欺骗。”?所以，阿道尔诺把“奥斯威辛”视之为启蒙理性的产物。利奥塔也声称自己仿效阿多尔诺，“用了‘奥斯威辛’这个名词来象征最近的西方历史从‘现代主义’的人类解放事业的角度来看是多么的贫困” ?。

福柯以考古学的方式，具体考察了理性如何通过对某些思想形式尤其是“疯 狂”的排斥和压制的过程来确立自身的历史。福柯在其1961年出版的博士论文《疯癫与非理智一古典时期的疯癫史》中， 考察了不同时期尤其是古典时期以来人们对待“疯狂”的态度。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待疯人的方式，是将疯人托付给水手，让他们登上 愚人船，让其远走他乡，使其成为自身旅程的囚犯，而不是被别人禁闭。在福柯 看来，人们对待疯癫还是特别友善的。疯癫被纳人理性之中，它常常被认为是道 出了人生的真相，或者被视为理性追求的动力（在那个时期的人看来，没有任何 伟大的才智不掺有疯狂）。

但在古典时期，即所谓“理性支配的时代”，“疯狂”却被一种特殊的强制行 动使它归于沉寂。福柯认为，在古典时期的人看来，“疯人复现了人堕落到兽性狂 乱的极点的历程，暴露了潜在的非理性的领域。这个领域威胁着人，在极大的范 围内包围着人的各种自然生存形式”?。理性为了防范这种“非理性”形式的威胁， 对“疯人”进行了禁闭、惩罚、压制。1656年颁布的在巴黎建立总医院的敕令， 很清楚地表明：这种总医院不是一个医院机构，可以说是一个半司法机构、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拥有合法的权力，能够在法院之外裁决、审判和执行，可以说 是运作于法律边缘的第三种压迫秩序。这个总医院还设有火刑柱、镣铐、监狱和 地牢。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欧洲就遍布了这样的监禁网络，诸如医院、监狱、 收容所、拘留所、惩戒所等等。可以说，这种非人道的处置方法已经被制度化了。 但这种禁闭，在全欧洲，至少最初是为了应付17世纪涉及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危 机所采取的措施中的一项，可以说就是一种治安手段。实际上，违法者、浪荡子、 游民、疯人，都被禁闭于同一大墙之中。而这些人，皆被归于疯癫之中：“此时人 们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的能力的社会角度来认识疯癫”。

禁闭的功能在于，在就业充分时，可以提供劳动力；在失业严重时，可以收容游手 好闲的，防范骚乱。但是，福柯指出，这种禁闭却有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在吸收 失业者并将之赶进劳动车间时，临近地区的失业就会激增；另一方面，利用禁闭 者的廉价劳动可以控制成本，但按照禁闭的本身的费用来算，就并非如此了。福 柯开始寻求另外的原因。在他看来，对于禁闭来说，经济因素的考量完全是无足轻重的，关键在于它“有利于肯定某种价值”。可以说，这种禁闭机制，被一种道 德的观念所维系和推动，被禁闭者实为纪律松懈、道德败坏的人，是一些“自愿越出资产阶级秩序的雷池，置身于其神圣的伦理界限之外”的人，因而，禁闭又 发挥了一种道德训诫的功能。

到了 19世纪，则有了专门的精神病院，疯人与罪犯被分离开来，但是，在精 神病院里，疯人不仅受到理性的管束，而且受到了道德的束缚。在福柯看来，精 神病院并不是“科学’’的医疗单位，而是一个使用隔离、监视、审判等技术的道 德场所。它就是要使疯人的内心深处产生他可能造成道德和社会骚扰的一切事情感到负有道德责任。这种令人窒息的责任，取代了疯癲产生的恐惧，而成了一种在良心的名义上的肆虐。精神病院实际上开创了一个对于疯人更为狡猾阴险的控 制形式。福柯以上的这些分析与揭露，乃是要说明“启蒙思想声称自己依据于一 种公平的和正义的合理性并具有普遍的有效性，但事实上，这种合理性和有效性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对某些思想形式的排斥和压制的过程来维持的……例如疯 狂。”因而，“福柯通过侧面揭露这种已被制度化了的非人道，对启蒙合理性声称 尊重所有个人的完整性的说法提出了挑战”。所以，福柯才有对启蒙理性这样的 明确看法：启蒙的理性在其历史中却无法与强制分离开来，“其结构的自主在自身 中包含着专断主义和专横的历史” 。

福柯在1968年“五月风暴”前后，思想就开始转向了所谓“权力系谱学”时 期，开始聚焦于知识、制度背后的权力问题。1970年12月，他在就任法兰西学院 “思想体系史”教授时发表了一个重要的就职演说《话语的秩序》（英文名为《论 语言的话语》）发表。这个演说，标志着福柯思想的转折，即开始关注话语的权力 问题。福柯在演说中说：“在每个社会中，话语的产生都是同时由某些过程来控 制、选择、组织和分配的，这些过程的作用就在于挡避针对它的权力和危险，控 制偶然事件并掩饰话语巨大而乏味的物质性”。福柯在1971年的一次题为《革命 行动：迄今为止》的谈话中对“五月风暴”及其意义做了这样的阐述，他说：现 实社会充满了各种不能忍受的压迫：家长权威，警察对日常生活的干预，学校的 组织和纪律，等等。其中，学校是最主要的。因为学校强行灌输某种旨在达到政治服从、社会一律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