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家祖坟烧高香了 我家没有祖坟

原标题：你家祖坟烧高香了 我家没有祖坟

说起来挺不好意思的，大学我考了3年，但即便这样，我居然还是我们大杂院里第一个大学生——您说说，我们这个大院得多没起子！

我们院里基本都是底层人民：刘大爷是“跑火车的”，他儿子是首钢的，如今爷俩都谢世了。吕叔是医药公司的会计，高寿，90多岁了。程大爷是泥瓦匠，老伴儿去世后，被侄子接走，估计也不在世了。李丽是唱京剧的，搬家走得早，我压根儿没见过，但是我家的玻璃板底下压着她的剧照。王大姐是捡废品的，一辈子没结婚，最终一个人孤零零死在小屋里。梁奶奶裹小脚，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漂亮老太太，有个表弟是我国著名的相声演员，可她自己却是个“扫大街的”。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大庆，我半夜爬起来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在胡同口撞见老太太：街灯把她瘦小的身影拉得很长，她颠着小脚，挥舞着比她高出一头的笤帚，那笤帚既像是舞伴儿又像是拐棍儿。哦，还有老薛头，他干什么工作我忘了，因为搬来得晚，只记得他特别喜欢吃肉，传说得了5次脑血栓，却天天在家用火钩子烧猪头上的毛，我一进院，就能闻见一股子火燎头发的味道。

院子里还真藏着一位“名人”——鲁迅先生的小舅子。我五六岁的时候，老爷子已经80岁了，穿民国时期的大褂，时常拿广东的点心给我吃。我这才知道，原来点心竟然可以是咸味的。我爸叫他“许爷”，我称他“许公”，邻居们都说，他是许广平先生的十三弟。

院子里最“出名”的人要数吴大妈，浑不吝，敢拿砖头砸人家玻璃，年轻时贩过大烟——当然，这一幕我无缘得见。我记事时，老太太已60多岁，胖，大夏天里，不穿汗衫，裸露着上身，剽悍地坐在院子里，用大海碗吃炸酱面。原来，乳房真的可以垂到腰际，她呼哧呼哧吞着面，两个乳房就在松紧带的裤腰间来回游走，看得猫狗都眼晕了。我搬个小马扎，坐在她身边，用手把玩她腋窝垂下来的肉褶子，她不急不恼，只顾吞面嚼蒜。我不爱吃面条，但是我很享受她那吃面条不要命的样子。

在这样的院子里生活，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个大公共的售票员，喜欢用绑着皮筋的红蓝粗笔划票撕票的利落劲儿；喜欢训斥外地旅客的霸道劲儿；喜欢开着窗户，迎着风，穿行在长安街的神气劲儿。可谁也没想到，我竟然考上了大学——两年来我一直都是无业游民，录取通知书一下来，我就不是我了，50多个街坊都来道喜，门槛都踏平了：“咱们院也出了大学生了。你们家祖坟真是烧了高香了。”邻居们拉着我妈的手说。

我问我爸咱家祖坟在哪儿呀？我爸说，咱家没有祖坟。他打哪儿来的，他爷爷奶奶是谁，他都不知道。

也许是因为没有祖坟保佑，我在成为全院的骄傲后，没辉煌几年，很快就沦为全院的累赘——嫁不出去。只要认识我的邻居都给我介绍对象，不认识我的邻居也通过吴大妈给我介绍对象。后来，我把剽悍的吴老太太都熬死了，还是没嫁出去。

同样好吃的老薛头继承了吴老太太的遗志，他把煤球炉子搬到院子里，烧得通红的火钩子，一遍遍蹭过猪脸，发出“刺啦刺啦”的声音。他歪着头躲过火光和烟雾，语重心长地劝我：“当大学生把你给害了，做记者更是把你给害了——心气高了，瞧不起人了，还不如当售票员呢，嫁个大公共司机，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因为脑血栓后遗症，老薛头说话有些费劲，袅袅升腾起的烟雾，浓郁的燎猪毛味，让他的声音变得飘飘忽忽，“你说你妈多着急！你说她干什么能有意思！你看东屋的王大姐多惨，得了急症都没人知道，愣是一个人死在屋里……”我打断他：“叔，您真的得过5次脑血栓吗？”“那是。没有5次也有4次。”“那您为什么还吃猪头啊？”“不吃猪头，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就如同不结婚，人生还有什么意思！”他突然停下手里的火钩子，浑浊的眼球一亮：“你不嫌弃，叔给你介绍一个，人特好——这点最重要，别的都是瞎扯。你要愿意，就把电话写给我。我让他给你打电话！”我当然不好意思说不愿意，只得硬着头皮拿个纸条写下电话，递给他。他放下火钩子，把沾满猪毛和猪油的手在衣袄上很认真地蹭蹭，双手接过纸条，揣进怀里，脸笑得如一朵花：“等叔的好消息啊。”那一刻，仿佛我已经成功嫁出去了。我瞥了一眼猪脸，收拾得真白净呀。

远离了燎猪毛的熏陶，我脑子清醒了不少，越想越觉得王大姐的“结果”确实很惨。据隔壁女邻居说，“老太太折腾了一夜啊，咚咚咚，拿头往墙上撞，兴许是疼的，遭罪呀。”当时是深夜，女邻居胆小，不敢过去探望，熬到天亮，喊上居委会干部，推开门，人已经去世。想起这一幕，我毛骨悚然，咬咬牙：如果这个男的，果如老薛头所言“人特好”，那就见见吧。

决心拿定，单等着有人打电话。谁知道，当天夜里，老薛头因为第6次脑血栓被送进了医院，第二天晚上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急急赶去医院，心里那叫沮丧：“老天爷呀，你就是一心一意不让我嫁出去，也没必要全心全意要了我薛叔的命呀。”还是薛婶身经百战，山崩于前而不慌，她从薛叔的怀里掏出我的字条，郑重地还给我：“老薛介绍的那个人是谁，我也不知道呀。孩子，不是我们不帮你，这是天意呀，你家祖坟上就没有这炷香呀。”那一刻，她对我未来的绝望，超过了对老伴儿死亡的哀伤。

终于，还没等我嫁出去，大杂院就拆了，邻居四散而走，匆匆而别。我在琉璃厂西边的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大杂院里住了40年，能记住的人和事真是寥寥，但是因为有这些人和这些事托着、顶着、挡着、护着、撑着……我回头看来时路，温馨满满。只可惜，我成长的路，就是他们凋落的路。如今，人过四十的我，没有了他们的庇护，也到了直面死亡的年纪。

清明节，我在八宝山人民公墓里流连，近7万个墓碑，那上面的名字似乎都很熟悉——普通老百姓，名字其实都差不多。而普通老百姓，又有几个能有所谓祖坟的——我们那一个院儿的老人也许就散落在八宝山的各个角落里。

现在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没有听他们细细讲过去的故事，不知道我爷爷怎么娶的我奶奶？不知道吴老太太当年怎么贩卖的大烟？不知道许公是否跟姐夫鲁迅先生很熟……唉，人生路上，我知道我终要去哪里，却不知道我从何而来，不知道“送”我而来的那些人经历过怎样的人生——这种遗憾，让如今的我备感孤独。我在梦里常常回到老院子，看到吴老太太垂下来的双乳，看到老薛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猪脸，看到梁奶奶三寸金莲的小脚……也许那个大杂院就是我的祖坟。这么一想，我踏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