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时期，中研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等多家文化学术机构辗转迁移至四川宜宾李庄。中研院史语所初到李庄时，傅斯年还兼任中研院代理总干事，需经常在重庆处理院务。1941年12月，因高血压辞去代理总干事的傅斯年携家人来到李庄，与史语所的同仁们一起度过了一段艰苦而难忘的时光。 傅斯年携家人回到李庄板栗坳。板栗坳四面环山，里面有座栗峰书院，是张家聚族而居的场所。与栗峰书院隔着几块水田，有个独立的大院，叫桂花院。那是给傅斯年预留的。 桂花院是个独立的院落，非常幽静。傅斯年一家都很喜欢这个地方，多年以后，傅斯年夫人还撰文回忆这个美丽的小镇：“那是一个水秀山明，风景宜人的世外桃源，我们结庐山半，俯瞰长江，过了一段悠闲的日子……在那段难得的清闲的日子里，（傅斯年）不是给儿子讲几段《三国》、《水浒》，便是看书写作；有时背着双手，环绕室中，摇头晃脑，不断地用满口山东腔调，哼唱诗词，怡然自得。年幼好奇的儿子只在一旁瞠目相视。” 但史语所研究员董作宾记忆里的傅斯年却没这么悠闲，他笔下的傅先生整天满头大汗，忙着审核论文，编印集刊，和同事讨论研究课题，替朋友和同事买药、请大夫、买东西，指挥工人锄路旁的野草、给厕所撒石灰消毒，还去大厨房打扫卫生、拍苍蝇，偶尔清闲了，便去找人下两盘象棋。 傅斯年是个直肠子，有个外号“傅大炮”，但这位“傅大炮”为先生们服务却是心细如发。 傅斯年的学生任继愈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傅斯年在李庄的时候遇到向达的儿子和李方桂的儿子打架，一个五岁，一个八岁。五岁的打不过八岁的，李方桂的夫人就来找向达的夫人，两位夫人争得不可开交。这时候傅斯年经过看到了，向双方赔礼道歉，连说：‘你们两个消消气，都不要吵了，都怨我。’边说还边作揖。傅斯年处理这事看似‘低三下四’，但他是为了尊重李方桂、向达两位专家，让他们安心研究，不为家庭琐事分心。” 后来此事在李庄传播开来，史语所的先生们还编了一副对联调侃：“李徐樱（李方桂夫人名徐樱）大闹牌坊头，傅孟真（傅斯年字孟真）长揖柴门口。” 在当时乡民的眼里，傅斯年对待下人蛮好。当时有一个叫张海洲的轿夫，曾给傅斯年抬过滑竿。 几十年后，滑竿夫的儿子张汉青，提起傅斯年仍充满着感激：傅所长常去镇上办事，或者从李庄码头乘船到南溪下重庆。从板栗坳到李庄，抬滑竿的只要折一下，他马上就喊停。自己下来走。他是怕我父亲和李伯周累倒了。抬一趟，一天的工钱要买十五斤米。 他对下头人蛮好。到李庄，有时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惠请吃饭。饭碗摆好，他一坐下来，刚捏起筷子他又刷地站起来，看轿夫桌子上的菜一样不一样。要是不一样，他马上站起来就和我父亲他们走。
英国学者李约瑟1944年造访过李庄，还曾在傅斯年的小院住过一晚，他对傅先生和史语所的学者们印象颇好：“所长是大学者傅斯年，……是个引人入胜的演说家，有点发福，脸型令人难忘，头型奇特，灰发直立。那里的学者是我迄今会见的人们中最杰出的。” 学生眼中的傅斯年，又多少有些让人敬而生畏。 “所长傅斯年先生为人正派，令人敬重。初入所时，闻傅先生性情急躁，大家都生敬畏之心。当时我们小辈，晚饭后在田边散步，远远看到傅先生迎面走来，都转身急急奔逃，如果逃脱不了，就会被抓去下棋。其实傅先生心不在棋，意在思考某一学术问题，或天下兴亡大事，不过借棋定神，心有别属。因而常常高举棋子而迟迟不落，令知者感怀，不知者诧异。也有传说他是借机测试，以便了解你的智能和学术造诣。”（马学良——《走进历史的足音》）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