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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在唐代。 中国历代皇帝开国，往往喜欢给自己一个高贵的门第，比如总是和黄帝扯上关系。到了唐代，受刚过去的魏晋讲究门阀的风气影响，更是如此。但是唐代皇帝只是北方贵族，门第还赶不上中原贵族。怎么办呢？ 于是，高祖李渊，就硬是把自己的血统和老子扯上关系，老子成了李唐的先祖，高宗李治则封老子为太圣元皇帝。唐玄宗则专门制定老子标准像，颁布全国，并将《道德经》纳入科举考试。而且自己还亲自撰写了《道德经》注、疏。 因此，道家和道教，在唐代都大盛。 但是《道德经》在唐代，除了一如既往地重视其政治社会思想的挖掘以外，另一个典型倾向，则是对其心学的开创，不是养生、长生不老一类，而是修身。 唐初年道士成玄英，抓住“老子化胡说”这个立论基础，用佛学思想解释《道德经》，讲经文中的一切都说成是修身养性。 唐玄宗则破除民间道教对老子的神仙化倾向，对于读不懂的内容，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抹去了《道德经》的宗教色彩，重点强调政治、和修身。道家强调的修身，和儒家明显不同，道教强调用内心的“虚静”为人之本性，外力干扰形成各种贪欲，皆为祸乱之本。这是唐玄宗的贡献。可惜他自己后来在这方面犯了大错。 唐朝末年，又有一位杜光庭，写了《道德真经广圣意》，就是说接着唐玄宗进行进一步解读。 杜光庭说，历代注解，大多有一个特点，就是用“得意忘言”的方法，来解说《道德经》，这样一来就把自己的问题和东西塞进《道德经》，当然，杜光庭自己也是如此，他把儒释道三家的观点都塞进去进行解读，重点仍然是政治思想和修身养性。 《道德经》在宋元明清。 第一个特点是注释者很多，儒士官僚、皇帝、道士、佛教徒，都有，注本也十分丰富。 注解的重点，仍然是以政治和修身养性为主。其中几个皇帝的注本很有意思，一个是宋徽宗、一个是明太祖、还有一个是顺治皇帝。 明太祖注解《道德经》，据说主要是因为杀了好多贪官，仍然止不住贪污腐败现象，忽然想起《道德经》里面有句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为此而到《道德经》里面找答案。 顺治皇帝，也很有意思，他认为《道德经》是给天子写的书，一般人的没有这个地位，无法体悟其中的要妙，只有他这种皇帝身份的人才能读懂。 第二，就儒学士大夫注解《道德经》而言，由于宋明时代，儒学地位稳固，对道家和佛家的排斥很厉害，但是，这并不排斥很多宋明理学家都受其思想的影响。 宋代禅宗最为繁盛，而禅宗作为中国本土化的佛教，受老庄影响最大。朱熹就说过，佛教理论大多很粗浅，加上老庄思想，才变得深刻。 因此，很多士大夫都修习禅宗，也学习老庄。如小程程颐就揭他哥哥程颢的老底，说他哥哥浸淫《道德经》几十年，难怪程颢的诗句：“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悦，将为偷闲学少年。”很有道家意向。 王阳明35岁悟道以前，也花费大把时间研习老庄和佛学，所以，宋明儒学，尤其是陆王心学一路，显然是有道家老庄的影响的。 第三，在受《道德经》影响，而又排斥《道德经》的学者大儒以外，还有一些真诚地尊奉老子的学者的注释，值得注意，如： 王安石注《道德经》，原书已经失传，但是其大概的思想是，一方面反对无为而治；另一方面对《道德经》权术的思想很重视，显然属于法家的路子。 苏轼的弟弟苏辙写的《老子解》，算是一本比较契合近代人的著名注疏，后世一直流传，大家有兴趣可以参看。 朱熹，抱着批判的态度研究《道德经》，颇下功夫，没有完整的著述，但是有很多语录体的点评，也值得重视。 宋元之际的吴澄，著《道德真经注》，有很多新意发挥，在元明时代影响很大。 薛蕙的《老子集解》，把老子推崇为高于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根基，也值得一看。 明代的道士王一清，以道士身份，关注社会政治，从这个角度解读《道德经》，也很有特色。 清代的注疏更多，但是清代的特点是以考据为主，不大有义理发挥。 比较著名的，王夫之的《老子解》，是从批判阳明心学的角度出发，把《道德经》归为三害之一。 到了清晚期，魏源，又把《道德经》看成是救世之书，面对西方列强挑战，中国如何经世致用？该读《道德经》。 以上是先秦直至清末，《道德经》思想流传的梗概。（错过先秦至魏晋时期《道德经》的思想流传的朋友可以看上一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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