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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史学家魏斐德在他的《洪业——清朝开国史》一书中，着重指出了明朝的败亡，在于皇帝不能统御臣子、而文武朝臣又常常两不相下之故。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倘若崇祯皇帝，南明福王、桂王等能够有一时的明断，文武大臣能放下纷争、戮力同心，明末的局势都不可能成为后来的那个样子。
那么，崇祯朝的文武不谐，言官争锋是怎么形成的呢？为什么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被瓦解后，明朝的政局并未向好的方向转变呢？这个要从明末言官争胜说起。由于万历朝皇帝懒政，臣子们的章奏时常搁置，以至于诸多重要的事长时间没有定论。这样，朝臣各自主张，便就走向了标新立异的路子，慢慢地，这种风气就演化成了一种小群体、小集团的纷争。对此曾深有感触的熊廷弼曾上疏皇帝，指出朝廷大臣们不懂军事，却喜欢瞎吵吵，敌人攻势缓了的时候，就起哄催战、鼓动进攻，结果一旦战败便不再言语，等好不容易重整旗鼓了，又开始起哄——这还让带兵的怎么指挥？熊的困扰到了崇祯朝，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严重，《满朝荐传》载，虽然国事糜烂，可朝臣们整天还在结党纷争，清谈空议，“全不以国事为急”。卢象升也头疼的跟皇帝发牢骚说，那些朝堂上的言官和管事文臣不问事情难不难办，将士们是死是活，只知道求全责备，这个样子，即使带兵之将再能干，又怎能发挥得出来？
可是，反映虽然强烈，牢骚虽然大，崇祯却是无能为力。即便到了南明阶段，依然如故，甚至在小朝廷挣扎在滇黔一隅的时候，文武不谐、党派纷争也仍然没有任何改变，对此，曾与丁魁楚拥立永明王的吕大器叹息说，朝廷都到了危如累卵、火烧眉毛地步了，文武大臣们还是“树党相倾”，这样的局势，怎么还能看到希望？
再说东林党，东林党分子虽说参与者大多是标榜正直的人士，可是“党同伐异”的习气，却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小集团、小团体的政治特征没有分别。所以，尽管崇祯早早收拾了魏忠贤，剪除了阉党，可非东林人士与东林人士（门生、故旧等等）的纷争，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歇，从天启年间就形成的“与东林忤者，众共指为邪党”的成见，即使到了崇祯自缢，桂王出奔，几十年的光阴过去，也丝毫没能改变。可见，倘文武不谐，又值皇帝庸弱，江山真是难保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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