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2年12月24日，一个年轻的学法律的法国大学生博尼埃·德拉夏佩尔开枪打死了不肯与德国人合作的法国海军司令弗朗索瓦·让·达尔朗上将（达尔朗，1881年-1942年，法国海军元帅、海军上将、海军总司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贝当元帅的维希政府中的主要人物，任贝当的代总理、外交部长、海军部长、内务部长等职。在1940年12月13日至1942年4月18日的维希政府的第二时期，他为第二首要人物，称为贝当-达尔朗时期）。刺客被仓促地处决了，使人无法有效地查明到底是谁唆使他进行此次暗杀的。可不管这次暗杀的动机如何，除掉达尔朗就搬掉了一块绊脚石。他的消失使戴高乐的领袖地位得到确立和巩固，仍然被视为自由法国运动的唯一合法领袖。他对北非政府进行了彻底改组，在阿尔及尔成立了“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在一切非敌占区代表“法国主权”。  然而，如果不能把法国本土的抵抗运动团结起来，戴高乐就还不能以全体法国人的名义讲话。1940年时，奋起者寥寥无几，开始只有孤立的个人行动，激于一时义愤。每次反抗过后，德国人就实行宵禁，征收罚款和枪毙人质。可是，抵抗运动并未停止。幸存者转入地下，十分谨慎而缓慢地建立起组织来。在敌占区与自由区，在“禁区”甚至阿尔萨斯和洛林，都有就地发展的区域性组织。但由于过于分散，联络很困难，只能自行其是，没有保障，风雨飘摇，往往是昙花一现。1942年底，戴高乐派遣让·穆兰空降到法国本土境内。这位从前的县长从一开始就反对纳粹，自然也因其大胆行为被捕，但设法逃出去了英国，给戴高乐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为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总代表，穆兰重回法国的使命是去同所有的抵抗小组接触。他克服了地理和政治上的分歧，在这项十分困难的工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到1943年5月建立了一个统一领导的隶属于戴高乐领导的“全国抵抗委员会”。虽然不久后他不幸被捕并死于酷刑之下，但没有吐露所知道的任何情报，而全部的地下行动已协调就绪。抵抗运动除了加强情报搜集工作，还秘密发行报纸进行宣传鼓动。此外，用小队武装人员实施破坏的军事行动也更加普遍。而占领军收紧对法国的控制的笨拙作法，也使投身抗德的人数大为增加。 希特勒已经指定维希地区为作战区，亚历山大·冯·诺伊布隆将军在维希设立了办公室，着手建立占领机关，原先的行政机构都被置于它的控制之下。根据1943年2月16日在德国人授意下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1920～1922年出生的这一年龄范围内的法国男女青年，不论其身份和职业都要参加义务劳动，包括到德国去服劳役。后来进一步扩大到所有年龄在16到66岁的法国男人和18到45岁的法国妇女，都被强制登记参加劳动。结果，总共又71.6万法国工人和21.5万战俘为德国劳动，这些人相当于当时法国劳动人口的16％！同时，成千上万不愿屈从的人们抗拒征召，成群结队地钻进一些荒僻无人、正好藏身的森林和山区，建立营地，组成游击队（马基）进行反抗。自由法国和美英军官带着武器和物资被空投前来支援，对他们加以训练，进行了一些对德军的袭击。  在德国官员陪同下参加政治集会的达尔南（中），周围站着一群身穿皮衣、头戴礼帽的便衣保镖，以及一位着制服的保安队员。尽管智力有限，但赖伐尔却说这位野蛮粗暴的法西斯民兵头子的“政治智慧和路边的石头一样多。” 随着抵抗运动的发展，德国人的镇压措施也日益加强。在德国方面，它拥有军队的谍报局、战地警察和宪兵队，尤为可怖的是党卫队的保安处和秘密警察（盖世太保）。法国方面提供的最有效协助来自约瑟夫·达尔南及其臭名昭著的“法兰西民团”（保安队）。此人是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参加过一系列极端恐怖组织。一战中得过法国最高军功勋章，由贝当本人亲自授予给他。1940年他重新参军，停战后搬到维希控制区，领导退伍军人团的尼斯支队。由于担心游击队对德军后方的袭击，希特勒召见赖伐尔，要他建立一个准军事性的民兵组织以维持秩序。赖伐尔答应了，于1943年1月31日组建了为数4 .5万人保安队，他本人自任头目，达尔南担任秘书长。 赖伐尔希望保安队保护维希的利益，可达尔南却将其搞成为德国镇压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比纳粹党卫队更为可怕、遭人憎恨的工具。他按照纳粹的模式装扮自己的队伍。他们的制服包括深蓝色的开领紧身短上衣和裤子，褐色咔叽衬衫配黑领带，以及黑色贝雷帽、短靴加绑腿。保安队的头目都参加了纳粹党卫队，达尔南被欣赏他的德国人授予相当于少校的军衔。1943年夏天，达尔南奉命率领一小队法国武装党卫队——“查理大帝”旅去东线作战，不过由于他是德国人所能找到的唯一真正得力的同盟者，还是回到法国对他们更为有用。保安队针对游击队的监禁、放逐、严刑拷打以及枪毙人质等暴行也日见增多。  一批被德国纳粹支持的法国法西斯民兵俘虏的抵抗战士在枪口下放风。虽然盟军向游击队空投了很多次武器，但德国人想方设法拦截了其中大部分。因而他们除了骚扰难有更大作为，还没有强大到迫使敌人的战略进行大幅调整的地步 此后，随着德国赢得战争的机会越少，附敌分子们越加疯狂。1943年9月，达尔南和其他一些合作分子提出了一份所谓国家复兴计划，主张按纳粹的榜样建立一个以一党为基础的政府，并同德国结盟。1944年1月组成的新内阁名单说明维希无疑已被合作分子征服了。赖伐尔仍然是政府首脑。达尔南的权力迅速增大，他被任命为负责治安的秘书长，并以这个身份参加部长会议的例会。尽管智力有限，后来他又被提升为内政部长，政权实际上掌握在他的手上。同时颁布的另一道命令还授权建立一个特别军事法庭，执行即决裁判。法西斯专政终于代替了长期以来暧昧的、已不起作用的维希。  达尔南身穿保安队制服出席某次仪式，背后楼上悬挂着这支队伍的徽章。它的职责是在被占领的法国维持所谓新“新秩序”，这使之成为一个最顽固和令人憎恨的通敌组织 与此同时，盟军在法国本土再次登陆的行动已经准备就绪。抵抗运动奉命出击，日益频繁地进行破坏和骚扰活动，炸毁铁路和桥梁，牵制了大量敌军留在后方，艰难地维持他们的交通和补给畅通，不能开赴前线。  赖伐尔认识到合作的危害程度有多大时为时已晚，1942年12月19日到贝希斯特加登接受希特勒的训示的他无奈地说：“我代表一个没有陆军、没有海军、没有统治权和再也没有黄金的国家。我代表一个在德国仍然有200万战俘的国家，作为最后一招，它有70万工人在德国或法国为德国工作。” 不过，诺曼底登陆前夕，盟军对法国抵抗运动的行政能力没有什么信心。美国人认为，应该由美军军官来管理的军政府来负责在被解放的地区维持治安，甚至没同自由法国方面商量就印好了在法国流通和给部队发饷用的纸币。戴高乐提出了强烈抗议，希望在任何一块解放了的法国土地上，都挂上自己政府的牌子。1944年6月3日，设在阿尔及尔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盟军登陆成功后，戴高乐于6月14日乘坐一艘驱逐舰回到法国，进入贝叶市。27日，他发表了整顿法国本土行政机构的政令。一个月后，又颁布了恢复共和国体制合法性的政令：“法国政府的形式依然是共和体制”。 维希政权的政治结构与合作分子的队伍现在全部崩溃了。有人落荒而逃，一些人躲藏起来，还有的主动把职权交给了抵抗运动各个组织。达尔南在法国东部纠集了一支大约6000人的保安队残部，带着他们的妻子儿女，从法兰西银行抢了一笔钱，逃窜到德国。他在那里获准组成一支约为2000人的“警备队”，另外三分之一的队伍被吸收进了德国各种队伍，剩下的人则与法国反布尔什维克志愿军团残余的1200人和“查理大帝”旅的1000人合并，编为武装党卫队第33“查理曼”师，并于重组后被派往东部前线，去同苏军战斗。次年3月初，德军接到了他们被粉碎的报告，只剩1100名幸存者。刚从震惊中解脱出来的他们，普遍感到幻灭和绝望，想要退出，只有不到700人还愿意继续服役。  1944年8月26日巴黎解放后的第二天，戴高乐从凯旋门沿着举行胜利大游行的爱丽舍田园行进，接受约200万市民热烈欢迎，以庆祝4年纳粹恐怖统治的结束 当西线的战斗迫近巴黎时，驱逐占领者的热潮遍及全城。7月14日国庆日，有人打着三色旗游行。8月10日，铁路工人开始罢工。从15日起，地铁就停驶了。接着，邮政局也在18日罢了工。同一天，警察也不出勤了，其中的抵抗组织成员接管了警察总局。他们把主动协助他们的群众武装起来，占领了市政厅、前政府各部、广播电台和一些镇公所。部分公共建筑上升起了三色旗，几乎到处都筑起了街垒。市区有的地方发生了短时间巷战，一些分区和郊区也发生了小战斗。24日，自由法国的正规装甲部队向首都开进。由于为数不多的德国驻军已被局限在少数据点里，他们解放巴黎的任务比较容易就完成了。  法国解放后，在德国占领期间秘密发展起来的抵抗运动这时公开活动，对亲德的卖国贼进行了可怕的报复。图中这些曾经与德国士兵交往过的妇女被剃光头，押解着穿过欢呼的人群游街示众 8月25日，戴高乐进入巴黎。下午4时正整他在蒙帕纳斯火车站接受了德国守军司令签署的投降书。第二天，在抵抗运动的领袖和自由法国的将军们簇拥下，他步入爱丽舍田园大街，一路上受到大约200万首都市民非同寻常的热烈夹道欢迎。然后他们又来到圣母院，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感恩赞美诗仪式。最后，人们驱车前往市政厅。在那里，全国抵抗委员会的领导人提议戴高乐走上阳台，向聚集在窗外广场上的人民宣布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但被将军当即拒绝了。他认为共和国一直都存在着，以坚定的语气说：“法兰西共和国根本就没有停止过它的生命，因为自由法国从1940年起便行使了国家的职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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