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的临终遗言有何玄机？(10个回答)

司马懿的临终遗言有何玄机？

冷月无声/文

公元251年八月，一世枭雄司马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一年他已经73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对于从事枭雄这个高危职业的司马懿而言，他真的活够本了。在具有相同资历的精英人物中，司马懿可谓硕果仅存者，当年的朋友与对手均已作古，人生至此，夫复何求？然而雁过留声、人过留言，司马懿老先生在临终前会留下什么遗言呢？

史书是这样记录他的遗言的：“吾事魏历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疑吾有异志，吾尝怀恐惧。吾死之后，汝二人善理国政，辅帝平九州，慎之!慎之!”这番话司马懿是对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说的，大意就是我司马懿一生在魏国做官多年，位极人臣，地位够高了。但是大家都怀疑我有异心，令我十分害怕。我死之后，你们兄弟俩要好好处理国政，辅助皇帝统一天下，一定要小心呀！

鉴于司马懿一生善于演戏，不单骗过政治经验不足的曹爽，就连老谋深算的曹操也被他骗过。因此，司马懿的这番话是真心话还是说给记载历史的史官们听的？是真心表达自己的忠诚还是演好人生最后一场戏？恐怕除了他自己，后人真的不得而知。

曹魏皇室对司马懿的猜忌、怀疑可谓由来已久。当年，一代奸雄曹操活着的时候，就对司马懿很不放心，只不过聪明的司马懿在代汉问题上支持了曹操，才让曹操对司马懿的猜忌有所缓解，但曹操还是特意告诫曹丕，“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只不过曹丕并没有听信乃父之言。曹丕之子魏明帝曹叡对司马懿虽然对司马懿非常倚重，但并不那么信任。曹叡与大臣陈矫曾有这样一段对话，很能反映司马懿受到的猜疑。曹叡：“司马公忠正（指司马懿），可谓社稷之臣乎？”陈矫：“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魏晋世语》）而另一大臣高堂隆在病危之际，也提醒明帝“宜防鹰扬之臣于

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跱，镇抚皇畿，翼亮帝室”（《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矛头直指司马懿。尽管司马懿后来成为魏明帝的托孤大臣，但曹叡还对司马懿是有所防范的。魏明帝给司马懿安排的职务是以太尉“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与爽各统兵三千人，共执朝政”。而曹爽的职务则是“拜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这个人事任命显然是以曹爽为第一托孤大臣，而司马懿次之。司马懿的名望功绩远在曹爽之上，魏明帝如此安排后事，显然出于对司马懿的不放心。

自从曹丕为拉拢世家大族而施行“九品中正制”以来，世家大族势力迅猛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把持着当时国家的权柄。而司马懿正是出身士族，他的先祖们在东汉帝国做过征西将军、豫章太守、颍川太守等重要官职，父亲司马防更是官至京兆尹。司马懿一生东征西讨，为曹魏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使他成为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而区区曹爽，不过是皇族一庸庸碌碌的纨绔子弟，机缘巧合执掌权柄，偏偏又“专擅朝政，兄弟并掌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这自然激起了世家大族，包括大部分朝臣对他的极度怨恨和反对。于是这些人注定要联合起来，一场针对曹爽的政变已不可避免。正如蔡东藩指出的：“曹爽一庸奴耳，不度德，不量力，竟以一时之徼幸，入为首辅，就使小心谨慎，犹难免复餗之凶；况淫奢无度，酒色是酖，何晏邓飏诸人，毫无伟略，引为谋士，兄弟中仅一曹羲，犹有一隙之明，而爽不肯从，其能保家保国乎？当日即无司马懿，吾知爽亦未必不亡也。”

老谋深算的司马懿很早就开始了暗中联络、部署，这些私下里的阴谋，甚至连大儿子司马师都不知道，“宣帝（司马懿）之将诛曹爽，深谋秘策，独与帝（司马昭）潜画，文帝（司马师）弗之知也”（《晋书·景帝纪》）。因此，司马懿诈以老病将死骗过了曹爽，真真是司马懿最寻常的政治表演。249年，在世家大族的鼎力支持下，蓄谋已久的高平陵政变爆发了，“帝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晋书·景帝纪》）。可见，曹爽集团被一举剪除真的是毫无悬念。

高平陵政变虽然成功了，但司马懿也骑上了权力的老虎背，他实际上更为生前身后这些骑虎难下的事而无比焦虑。阴谋有时会成为一个连环套，司马懿必须警惕螳螂背后的黄雀，也就是说他必须牢牢地保持自己的权势，并对任何可能的反对者痛下杀手，否则他随时会成为第二个曹爽。因此，我们在《晋书·宣帝纪》中看到了如下记载，“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251年正月，太尉王凌企图发动针对司马懿的政变，司马懿竟以73岁高龄亲自讨伐。沦为阶下囚的王凌哀叹，“卿直以折简召我，我当敢不至邪？而乃引军来乎！”司马懿则老经世故地回答说：“以卿非肯逐折简者故也。”此后，凡牵连王凌之谋的人一律被诛灭三族，王凌甚至被剖棺暴尸。做完这些，司马懿还不放心，再对曹魏宗室痛下杀手，杀楚王曹彪，并将魏之王公全部拘捕，放置邺城，命有司监察，不准他们互相交结往来。其鹰扬跋扈与他的两个儿子有何区别？

司马懿的这些所作所为连他的后代子孙都为之惭愧。东晋明帝曾与大臣王导谈论起司马懿，王导不加隐饰地叙述了司马懿创业时的种种猜忍手段，又说起司马昭在高贵乡公曹髦时的所作所为，令晋明帝大惭，把脸埋覆在床上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晋书·宣帝纪》)！

联系这些历史事实，司马懿能说出这段临终遗言，说明他还是很看重自己的历史名声的，他不愿意历史把他记载成为一个野心家。小人物怕政府，大人物怕历史，司马懿也不例外。怕是一件好事，怕了，才能有忌惮，做事才能有底线。但是，司马懿的这番苦心已经逐渐不能为后人所理解了。因为被阴谋文化浸泡的那些创造历史的人、写历史的人，包括我们这些读历史的人，真的已经不很怕那只历史的笔了。没有敬畏，没有底线，这才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巨大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