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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理学之大与朱熹 （一）朱熹的一生 1。朱熹生平 朱熹（1130-1200 年），字元晦，号晦庵，别号紫阳。祖籍徽州婺源（古属安徽徽州，今属江西婺源县）人，出生于南剑州尤溪县（今福建尤溪县）。朱熹长期在福建崇安、建阳讲学授徒，其学派史称闽学。 朱熹祖辈历代仕官，原为"婺源著姓，以儒名家"①。先人朱古察曾仕唐末婺源镇将；祖父朱森仕承事郎；父亲朱松曾仕吏部事郎，建州政和尉、尤溪县尉。朱熹出生时，家道已中落，朱松因参加上书反对秦桧议和而被去官，在尤溪教书谋生。朱熹14 岁丧父，家贫不支，遵父命去往崇安县投靠并师事父友刘彦冲、刘致中、胡仁仲诸人。 朱熹于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 年），18 岁时举乡贡。次年，中进士。 绍兴二十一年，开始入仕，曾先后任有：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监潭州南岳庙，垂拱殿奏事，武学博士，秘书省秘书郎、武夷山冲祐观差管，知南康军，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荣监公事，台州崇道观主管，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兵部郎官，秘阁修撰、西京嵩山崇福宫主管，江南东路转运副使，知漳州，复又秘阁修撰、南京鸿庆宫主管，荆湘南路转运副使，知静江府、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最后官至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朱熹65 岁时任侍讲近50天，因多有进言，宋宁宗视作干预朝政去其职，遂返乡讲学。庆元六年（1200 年），朱熹在故里建阳考亭的沧州精舍病逝，终年71 岁。 政治上，朱熹虽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时间跨度40 余载，但实际在任上约10 年而已。朱熹从政，以维护赵宋王朝长治久安为计。主要政治表现有：他反对金贵族的侵略，一生力主抗金，反对投降议和。即便后期重在教化人心，也绝无议和之意。绍兴三十二年，他上疏《封事》，说："夫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讲和者，有百害无一利。"以后又曾多次主张"以战复仇"，表现了他的爱国思想。 他任地方官时，注意体恤百姓和教化风俗，以巩固宋王朝的社会基础。乾道三年（1167 年）之秋的崇安水灾，及淳熙六年的南康军灾荒，朱熹体察灾情，规劝豪民地主"发藏粟，下其直赈之"，遂使"里人方幸以不饥"；又请朝廷放粮减税，赈恤饥民。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他曾上书皇帝，建议恤民和减赋。同时，他每到一处，以"正风俗"为务，大讲忠孝，欲使乡邻和睦和亲族敦厚。 他曾提出设立"社仓"和重划"经界"的改革措施。以"社仓"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即在青黄不接时，农民可向"社仓"贷谷，仅取息什二；减收则减息，灾年免息，鳏寡者亦负息。重划"经界"，指核 实田亩，改变"版籍不正，田税不均"，即改变贫者无田纳税和富者有田无税的状况。这两项宽民措施，旨在减少社会动荡，堵塞祸乱的发生。然而，因其措施损害了地主阶级利益，未能真正推行。 他恪守封建礼法，对农民起义也有过抑制和镇压。他认为："试观自古国家倾覆之由，何尝不起于盗贼。" 绍熙五年（1194 年），潭州（今长沙）发生少数民族起义，朱熹视之为"洞獠"，遂派兵镇压不怠。为此，他也提出过诸如建立地主武装等"安内"主张。 在学术上，朱熹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有建树者之一。他一生大部时间倾注于理论研究、著书立说和收徒讲学之中。 他少小聪颖，有穷根究底的求知态度。《宋史·朱熹传》载："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之上何物？'松异之。"他幼时从其父研习儒家理论，朱松曾师从程门高弟杨时的学生罗从彦，很得理学精髓。他于14 岁师从刘彦冲等人后，接受刘等习佛的影响，"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他20 岁时，由博返约，"从此看《孟子》，觉得意思极痛快"。绍兴三十年，朱熹正式拜师李侗，李侗为罗从彦高足，又和朱松是同门友人。自从师事李侗，朱熹思想开始一个大转折，遂立誓专心儒学，终于经李侗而成为程门的四传弟子。 他以后半生心血编撰理学著作。乾道三年，朱熹完成了《二程遗书》选编，以表明自己进入儒学道统和二程谱系之中。10 年之后，于淳熙四年，朱熹集理学大成的代表作《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二书问世，标志他的哲学体系诞生。同时，为建立理学的大一统地位，与陆九渊心学、陈亮事功之学展开驳难，又完善了其一家之言。 淳熙二年，朱熹在送友人吕祖谦返回浙东途中，学术上具调和色彩的吕祖谦，邀约陆九渊兄弟与朱熹相会于江西上饶铅山的鹅湖寺，此即理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会议。会间，朱熹以为做学问当先泛观博览而后归约，陆氏兄弟主张先应发明本心而然后博览。于是，朱称二陆治学太简，二陆则讥评朱的方法为支离。鹅湖会议，朱陆之间虽不失君子友道，但争议结果则使朱学与陆学的分歧加深。 朱熹又批评陈亮的事功学。陈亮以"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为其功利思想的宗旨。朱熹则称利、霸为人欲，劝导陈亮"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他认为正是利霸猖行，造成了今不如古的历史倒退。受陈亮赞赏的刘邦、李世民等开基皇帝，他称作不讲仁义王道的人物。他甚至把靖康之耻及南宋"民生日蹙"、"财用日匮"、"军政日紊"等社会问题，也归咎于功利之说。他于淳熙七年上《封事》，警策孝宗赵昚（Shèn，同慎），不可"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悦于功利之卑说。" 庆元二年，朱熹耽于政治斗争，被主流派判为"伪学之魁"。为保存实力，他也自贬"惟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然而，他在返乡的晚境里，仍矢志不渝于理学研究，反复修改著述。这反映了他在学术理想上的执著追求。 2。朱熹的讲学活动和著作 朱熹一生中约有40 年的时间，从事教育活动。关于他讲学的目的，大致有两方面： 一是他立志复萌先王之道，承接孔孟道统，希求改变孟子死后圣人之学不传的局面。他说："窃谓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至于近世先知先觉之士，始发明之，则学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为陋矣。"在这里，朱熹指明其讲学目的，即在于上继绝学，以倡明性命道德的学问；批评了汉儒舍本求末、耽于繁琐注疏的偏弊；肯定了近世新儒学的功绩；更潜在昭示了朱熹集理学于大成的历史使命。 二是他决意扭转风俗日乱、人才日衰的现实局面，为封建王朝培养忠君孝父的人才。他说："至于后世，学校之设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朱熹指斥当世徒有学校之名，以利禄人欲教坏了人心。他指出："学校之设，所以教天下之人为忠为孝也。"可见，朱熹讲学正是针对时弊要重振儒家道德教化。 鉴此理论和现实的双重使命，朱熹以极大的理论热情和毕生精力投入讲学活动。其基本形式有三： 一是办官学，每赴任一处，皆告示百姓劝戒子弟入县学州学； 二是恢复和设立官助民办的大规模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 三是开设私学，在自己家中收徒教化。 其中，朱熹所主持的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在历史上颇负盛名。 朱熹任同安县主簿时，即办县学，招县民子弟入学，授以修己处人之道。学宫内设四斋，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设斋长管理。他提出为学的宗旨： 一是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二是"为学之序"，指学习儒家思想的程序，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三是"修身之要"，指自我修养品德的要点，是"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四是"处事之要"，指处事以重义轻利为标准，即"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五是"接物之要"，指在人我关系上应设身处地、严于律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这五条原则，概括了儒家精神的基本要义，确定了封建制度下，处理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价值方针和行为规范。其意义，已远超学规本身，而具有了社会道德准则的普遍意义。 绍熙五年，朱熹又复兴岳麓书院。当年五月，朱熹赴任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到任便颁布《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其兴学措施，重点有二： 一是遵循《白鹿洞书院学规》以教化弟子； 二是提高师资质量。明确要求"经史阁"为学生提供阅读书籍，并使学生朝夕观览。 淳熙六年，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亲订《白鹿洞书院学规》，讲授孔孟礼法，传播理学思想，使之成为了当时全国最具规模和影响的书院。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说，当年秋，朱熹自南康行至庐山东侧，发见白鹿洞书院废址，慨叹其长久荒芜，"庸非吾徒之耻哉"，遂令修复。白鹿洞书院，原为唐代李渤隐居读书之处，至南唐时初建学馆，称庐山国学。北宋初年更名白鹿洞书院，是当时四大书院之一。 朱熹居家时期，也讲学授徒。甚至晚年身受打击，负伪学罪魁之名，革职回乡后，亦仍顽强传播其理学。《宋史·朱熹传》称，在当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者名，无所容身"的情势下，他却仍在自命"沧州精舍"（前命之"竹林精舍"）的家中，开讲理学，"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以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很有些置毁誉及死生于度外的人格气象。 朱熹的讲学活动，还包括他任侍讲时，向宁宗皇帝进讲《大学》，力企倡明君臣父子之道，以匡正时弊。 朱熹的著作极为丰富，涉及经、史、子、集，以及文学、历史、宗教诸领域。他主要著作有：《四书集注》、《朱文公文集》、《太极图说解》、《西铭解义》、《通书解》和由门生辑录的《朱子语类》。 （二）朱熹的理学思想 1。天理论与性说思想 朱熹继承了二程的理本论思想，以理为其最高范畴，通过对理与气关系的研究和展开，建立起自身庞大而成熟的哲学体系。他的天理论，则是这一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石。 他首先说明理与天下万物的关系，提出了理在事上、理在事中的观点。他说："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认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皆为形而下之器。同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在他看来，理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并且理具有"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③的超意志特征，和"无所适而不在"的超时空特征；普遍之理又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天下没有理外之物，如他举例说，阶砖有阶砖之理，竹椅有竹椅之理。 形而上的理，何以在事物之上之先？朱熹从理为本体角度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理已，未尝实有是物也。"⑤这即是说，在世界本原的理那里，其本然状 态便内含了物之理，它存在于天地万物之先，而万物则是理之后由理所派生形成。他进而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他强调在万物生成之前，理已存在，而且不依具体事物的转化灭亡为转移，理具有永恒独立的普遍性质。 朱熹从他的理气关系理论出发，提出理决定气，理气结合构成天下万物。何谓理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先，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这就是说，理与气两大因素，是道器对置关系，任何器物都离不开二者。理是产生万物的本质根据，气是构成万物的物质材料，观念性本体的理与物质材料的气彼此结合，便形成了天地万物。这里，朱熹把张载视作世界本原的气，作为第二性的亚层次，与二程视作宇宙总则的理，联结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在理气统一体内，理是第一性的，是道是本；气是第二性的，是器是用。他以此克服张载重气轻理、二程重理轻气的各执一偏的片面性，形成自己的理气说。 他认为，应从两个视角来看理与气孰先孰后的问题。 第一，从宇宙生成的本末关系上看，是理先气后。 他说："以本体言之，则有是理，然后有是气。"这是从逻辑上推其所从来，万物生于五行，五行生于阴阳二气，"二气之实，又本一理之极"。由此推出气由理所派生，即"理生气也"③。这是说未有天地之先，只有一理存在；理生出了气，然后气才流行发育出天地万物。 第二，从现实世界的器物来看，是理气并在。 即"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在具体事物中"气与理本相依"。这又说明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也未有无气之理，理气依存又彼此渗透，理寓于气之中，而气皆存有理。 朱熹天理论，是天人合一于一理的学说。理，既指万物的所以然规律，又指孝亲事兄所当然的道德原则。他说："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⑥他认为，宇宙规律与社会道德，二者由天理所赋予，存在所当然的现实指令和所以然的本质规律。如讲孝亲事兄是当然之则，究其孝与事的原因，则是属所以然的规律。朱熹无意构造自然哲学的纯理论，他所主张的是以天理的所以然规律，论证说明其所当然的道德律令。他说："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当然之则而不容己，所谓理也。"又说："理则为仁义礼智。"①可见，朱熹的理本体是直接投射和服务于现实社会生活的，是为维护基本的封建制度，为在封建秩序下处理人世五伦关系，而规定的现实道德指令。 朱熹天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理一分殊"说，这也源自他对程颐思想的发挥。有弟子问：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名吗？朱熹肯定了这一点，并且说："伊川说得好，理一分殊。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②就是说，天地万物有个总体之理，即太极；天地万物又各自有个理；各自的理是总体之理的体现，总体之理统摄各具体之理，即"万理归于一理"，"一理摄万理"。这是说天地万物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又有一定的秩序。体现天地万物终极本质的是太极，这是总体之理，万物具象莫不以各自具体之理映现着总体之理，世界的有机联系就存在于理的这种总与分的关系之中。为说明这一点，朱熹比喻道："如一粒粟，生为苗，苗便生花，花便结实，又成粟，还复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各各完全。又将这百粒去种，又各成百粒。 生生只管不已，初间只是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总只是一个理。"③他还引佛家的水月之喻来进一步说明一理与万理的关系："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④"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①一月散映于江湖河海，呈万月之象；而万月全是一月之光。一理散见于分殊，分殊万理皆归于一理。"理一分殊"说通过宇宙整体与具体万物的关系，说明了总体与具体的道理，也将理学关于天理、物理、伦理、格物等等问题的看法串连起来，成为系统的理论体系。无论作为认识方法还是构造方法，都具有重要意义，是朱熹将儒学的伦理纲常升华到天理高度的思想途径。同时，朱熹吸收佛教思想来充实理学，在这里也充分表现出来。 朱熹的性说思想，基于其天理论，尤其是其中理气学说，以论证人性为何物，如何从人性上体认天理。 何谓性？朱熹提出："性只是理，万理之总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间公共之理，禀得来便是我所有。"②又说："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性，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③在这里，朱熹将人性与宇宙本体相同一，称天理赋予人即是性，故而性即天理。性具有天理的形而上普遍必然性，性是全善的。"人之性所以无不善，而为万物之灵也"④。朱熹把性提高到理本体高度，使人性与天理在宇宙论上直接相通，从而给了人们从善和作圣的宇宙论根据和现实的希望。这里，显现出他对孟子性本善、程颐性即理及胡宏性本论诸说的吸收与改造。朱熹由此建立了他性说思想的理论前提，此性他称为天地之性。既然，人性属理善，为何人有善恶不同？朱熹依据其理气观解释道："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便恶底，此是气禀不同。"朱熹认为，在人生成之时，兼禀有理与气两个方面，从而形成具体的人性。所禀之气，有清浊、 明暗、厚薄、偏正、刚柔等不同，由此形成人性的善恶相异。其中，禀清正之气者，性善；禀偏浊之气者，性恶。他举例说，人出生时禀了日月清明、气候和正之气，便是个"好人"；反之，禀了昏暗的戾气，则为不好的人。他以气质指称气禀，由此提出气质之性的概念。 关于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的分别，朱熹认为，二者皆为人性，但所指不同。"论天地之性则是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这即是说，天地之性是纯粹至善的性之本体，即天理，内不含气，它在人未生之前已流行于天地之间；气质之性是天地之性与气相混杂的形态，是当然的道德规范与人心欲求的混合。 他认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又相联系相依存。从宇宙生成秩序看，天地之性在先，它派生出气质之性，"性只是理，气质之性，亦是这里出"。从天地之性在具体人性中的位置来看，"性（天地之性）非气质，则无所寄；气非天性，则无所成"④。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是彼此依存的，天地之性依靠气质"顿放"寄托，气质之性则依靠天地之性的指引而得到改善。从人有善恶看，气质之性由理气相杂所构成，人便受到天理之禀和气质之禀双方的共同制约，从而具有善恶二重性。 这样，朱熹便把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规定为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一对范畴。由此解释性的本体性质和人有善恶问题。朱熹曾说：气质之性，"起于张、程，某以为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①但他始于张载、二程，又超越他们。朱熹的气质之性，克服了张载论气性关系的不详语义，澄清了程颢性与气的概念，同时为程颐的性善才恶作出了逻辑证明。因而，"有功"和"有补"的功绩，不但是指初涉气质之性者，更是指集之大成的朱熹本人。 朱熹提出："人之为学，却是要变化气禀"②。这正是他整个性说思想的归宿所在，即以兴孔孟之学，引导人们克治昏蔽的气禀，而求达仁义礼智的天地之性。他从理学家立场出发，把人的气质列为四等： 禀清明之气，而无物欲之累者为圣人； 禀未纯清明之气，微有物累者为贤人； 禀昏浊偏驳之气多，少有清明气者为众人； 禀昏浊之气，物欲所蔽者为下民。 他认为，圣人生而知之则得天理，下民困而不学则不可教化，变化气禀的对象只是学而知之的贤人与困而学之的众人。即便对贤与众，他认为气禀也是"极难变化"的，关键在于追求天地之性的理性自觉。为此，他批评自诩性善或托言气禀不佳而不求变化者，指出："须知气禀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胜而归于中乃可。"所谓中者，是指变化气质，达到天地之性的本然状态。 从天理论出发，通过理气关系的推演，建立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为核心范畴的性说思想，由此，朱熹提出了培育理性自觉、变化气质， 以体认天理之善的理学使命。 2。格物致知和持敬说思想 朱熹进一步发展二程格物致知的理论，提出了自己更为完备的格物致知认识论。 何谓格物？他说："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依据理在事中的前提，他认为明理就是通过察辨形而下的事事物物，来认识形而上的天理。他称格为至，物为事，格物即是穷至事物之理。于事物上穷尽其理，具有着朴素反映论色彩。 何谓致知？在朱熹处，致知有二义：一是指认识主体在穷理中，"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这是指从物中见理，由寡而多的推展扩充知识。二是指通过穷理来发现内心固有知识。他说："知者，吾自有此知。此心虚明广大，无所不知，多当极其至耳。"③致知的二义并不矛盾，是以穷物中理来发现心中理。他借用禅宗神秀的"心镜"之喻，说心如一面镜子，本来全体通明，只是被灰尘所蔽，通过一番擦拭功夫，即可无所不照。这擦拭便是穷理，所以"致知乃本心之知"。 朱熹认为，格物与致知二者既对立又统一。二者之异在于：格物是"就物而言"、"以理言也"、"是零细说"；致知是"自我而言"、"以心言也"、"是全体说"。这是说，在认识对象上，格物在物而致知在我；在认识方式上，格物在循理而致知在循心；在认识程度上，格物为零细而致知是全体。然而二者又密不可分。他说："致知、格物，一胯底事。"这里，一方面只有格物才可致知，所穷事物之理愈多，所得知识愈广，即"致知便在格物中"；另一方面格物中之理与致心中之理又是同一过程，他说："理在物与在吾身，只一般。"这就是穷索事物之理，以复萌心中天理。 由格物到致知，是一个从积累到贯通的过程。既不可"顿进"，而要今日格得一物，明日又格得一物，"须工夫日日增加"；又并非将天下万物逐一格过，而是俟其积累见多，便会有"豁然贯通"的认识飞跃，从而把握天理的普遍规律。朱熹对程颐"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之说，作了新的发挥。 在朱熹看来，格物致知的目的，不仅在于识得万物的本质，更重要的是体认社会伦理的原则规范。他反对舍本逐末，指出："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一木、一器 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炒沙而欲成其饭也。"④他强调格物致知的根本要义，只是识理明善，与封建道德相比，留连于草木器用，是如同炒沙成饭的荒诞和无用之功。这里，朱熹的政治伦理取向，表明了他继承儒家重人文理论轻自然科学、重伦理轻技艺的传统。 何以明善？朱熹提出了持敬说。 朱熹的持敬说，是关于认识主体的修养理论。在他看来，理学的任务在于教化人们认识天理，自觉维护儒家倡导的政治伦理制度。他又认为，认识天理与礼法制度的过程，乃是一个道德修养的过程，即在认识中从善弃恶，在修养品德中来保证认识过程的推进，使认识论与修养论合二为一。他的持敬说，反映了这一特征，是适应格物致知需要而产生的，并成为保证格物穷理实现的根本条件。因此，他推崇程颐"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二语，他说："二言者夫子所以教人造道入德之大端。"①敬者，指涵养德性的功夫。这里，朱熹把持敬作为了入道的唯一途径。 对持敬的地位作用，他说："益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②他认为，穷理的大患在于气禀之偏和物欲之乱。气禀之偏，昏浊不明，人则会本心陷溺，义理浸灌不进，也就无法穷索事物之理。 物欲之乱，六欲发作，目耽于色，耳耽于声，口耽于味，鼻耽于臭，四肢耽于安逸，意念耽于荒诞，人心便会被私欲所蔽，于是"心不定，故见理不得"。如何除此先天和后天的二患？朱熹指出："若能持敬以穷理，则天理自明，人欲自消。"因此，他对持敬的地位作用简洁概括为："持敬是穷理之本。" 何以持敬？朱熹认为，持敬就是收敛起放纵散逸之心，使心如止水、明镜般地专静纯一，以这样一种心态去读孔孟书和格天下物，穷极其理，而不是闭目塞听、绝物弃智地空寂禅坐。他说："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指持敬是一种畏然的谨慎恭谦状态，是人与外物相交时随事专一的精神自觉。它使内心处于时刻警醒的常惺惺之中，而不至于身心散漫和行为放肆怠惰。它使人肃容貌于外，整思虑于内，"然后心得所存，而不流于邪僻"。它还使人无事则安然，临事能应变，因而持敬是极高明的修养方法。 他指出，居敬持志与格物穷理之间，是彼此引发的关系，如同人的双足交助作用一样。他说："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①然而，持敬比穷理更为根本。因穷理只明天理， 持敬则明天理又去人欲。所以，他说："圣门之学，别无要妙，彻头彻尾，只是个敬字而已。"朱熹在《经筵讲义》中，说明了持敬说的理论来源：主一与庄严整肃，得之于程颐；常惺惺法，得之于谢良佐；收敛，得之于尹淳。谢、尹二人皆二程门人。朱熹吸取了诸人的理论营养，形成其合认识论与修养论的持敬说。 3。会归一理的历史观 在朱熹处，天理不仅是自然宇宙的总法则，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和基本规律。对天理的顺逆，决定了社会历史的兴衰存亡。以天理为出发点和归宿，构成了朱熹会归一理的社会历史观。 首先，朱熹以道统解释历史，提出道统的承继状况决定了历史的起伏发展。道统，朱熹指其对"道心"即天理的认识以及传道的系统，它是一种关于天理的思想观念和传递体制。他说："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③这即是说，道统传之上古时期，由尧、舜、禹三代接传下来，核心内容是关于道心人心的四句话，依此道统便开始了人类早期历史的光辉时代。 这四句话，源于《古文尚书·大禹谟》，本意并非了然。到了二程手中，才给予其理学伦理观的界定。程颢说："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①朱熹则明确指出："此心之灵，其觉于其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②可见，道心即天理，道统即人世遵从天理的系统。 朱熹依其道统，把历史分为三个时期：三代到孔孟，道统相继，天理昭昭，圣人辈出，为光明盛世；孟子死后，到唐末五代的1400 年间，道统失传，天理泯灭，为黑暗时代；两宋中兴，"宋德隆盛，治教休明"③，道统复明，天理普照，为又一光明时代。朱熹认为，周公死后大道不行，孟子死后圣学不传，自此历史转入"百世无善治"的混乱局面，此间人欲横流，天理尽灭。又认为，到了宋代，程颐开创理学，遂使上承三代的道统接续下来，历史才又发展前进。他说："先生（程颐）生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涣然复明于世。"④他以程颐为后圣，称其重又光大了失传的道统，开辟了圣人之道的历史新篇章。 朱熹高扬程颐，同时就肯定了自己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他的门人陈淳（1159-1223 年），明白地阐发了这一点。他说朱熹"集诸儒② 《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一。 ③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 ② 《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 ③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 ④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 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统"，⑤称朱熹为孔孟道统的嫡传。 朱熹道统，已远超乎学统的意义，而是一种道统历史观。在朱熹那里，历史不是倒退的，而是依据顺逆天理状况起伏发展的。然而，朱熹以观念化的道统，裁剪客观历史，则反映他的天理为宇宙之本的哲学本质。 其次，朱熹以帝王心术说明历史，认为帝王心术所立道德纪纲的状况决定着历史变化。他指出，所谓纲者，犹渔网纲绳，纲举目张；所谓纪者，犹蚕丝纪端，抽纪成丝。他以纲纪为摄总人世的规则，称有家之纲纪才有孝悌齐家，有国之纲纪才有三纲五常治国。但是，他强调说："然而纲纪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纲纪有所系而立。"①于是，帝王心术的公正与私邪，便会导致天下万物的公私正邪，由此决定了历史的昌盛与衰微。 他进而指出："臣闻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异。"②这里有二含义：一是人主之心本有所当然的天理，即"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③。二是人主治天下，在现实中有从天理与人欲的两种选择：或因帝王禀清正之气，而本于当然之则的天理，立仁义纪纲，使天下政通人和；或因帝王禀浊偏之气，而蔽于私欲，废道德纪纲，则天下国乱民亡。 为此，他主张以帝王心术顺应天理。他说："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术在仁义。"④宋宁宗绍熙五年（1194 年），65 岁的朱熹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时，对皇帝大讲顺天理立纪纲的道理。他说，由于不讲君臣父子之道，"所以天下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①。他进而面陈皇帝"使朝廷尊严，纪纲振肃"②，要求皇帝"以严恭寅畏为先务，声色货利为至戒"③，用持敬态度，革除人欲，以正天下之事。 再者，朱熹基于道统论和帝王立纪纲正天下的历史思想，又提出了王道则世盛，霸道则世衰的历史观。所谓王道，顺天理而已，他说："古之圣人致诚心以顺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④相反，霸道即是"假仁义以济私欲"⑤。王霸之辨的焦点，朱熹视作顺天理与济私欲的对立。 他从道统论说明其王盛霸衰的历史观，认为尧、舜、禹三代顺天理而治，是王道盛世；秦汉之后王道不行，"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炽；道学不传，而异端起。人挟其私智，以驰骛于一世者，不至于老死则不⑤ 《北溪先生字义》卷下。 ① 《朱文公文集》卷十一。 ② 《朱文公文集》卷十三。 ③ 《朱文公文集》卷十一。 ④ 《通书解义》。 ① 《朱文公文集》卷十五。 ② 《朱文公文集》卷十四。 ③ 《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五。 ④ 《孟子或问》卷一。 ⑤ 《孟子或问》卷一。 止，而终亦莫悟其非也"⑥。这即是霸道乱世。 他又从帝王心术立废纪纲以决定历史的角度，指出霸道之世，无不由帝王的人欲泛滥引起。他说，齐桓公、晋文公是假借仁义之名而巩固了霸者之道；战国诸君王心不存大道，导致"举世没于功利，而不知仁义之固有"⑦；秦王朝称霸一时，但二世即亡，究其原因是秦始皇"至无道，决无久存之理"⑧；西汉刘邦"则私意数"⑨；而唐太宗，"则重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⑩。在朱熹看来，上述王朝便是君心利邪，推行霸道的黑暗时代。根本原因，是霸道违背了天理，废止了道德纪纲。 由上可见，朱熹的历史观，是以道德天理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力和变化状态，因而一部中国史，只是个顺天理与逆天理的历史。就历史发展趋势看，他勾画了一个曲线发展的模式：顺天理的三代，逆天理的秦汉至唐末五代，顺天理的中兴之宋。尽管他有许多针贬时弊之论，但在这里，则表达了他受命道统，以中兴为务，护佑宋王朝的效忠愿望。 （三）闽学学派1。闽学的创立朱熹之学，世称闽学。因其出生、成长并久居福建而得名。朱熹讲学，始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其赴任同安县主簿办县学之时。然而，作为闽学之创，则当在朱熹出师程门三传弟子李侗之后，时间大致在绍兴三十年，朱熹31 岁后。到朱熹去世，其间40 年里，朱熹讲学授徒，著书立说，集理学之大成，遂成朱子一家之言的闽学。 闽学宗师的朱熹，以其学术主旨而昭著后世。他承袭二程理学，又超越其前辈，通过使天理在贯通万物中自我实现，通过理气关系的推展，多层面地论证了道器、理事、人性、认知、修养及理欲、义利诸问题。 提出闽学的学术主旨，在于把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秩序，高扬为客观世界的宇宙规律，为其普遍性与合理性立法。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①从而，使全社会认同天理，以天理之命令，规范社会和人生。 遵循这一主旨，朱熹要求人们以持敬精神，去接受天理即礼的先验理性。他要人们提高对天理的自觉意识，基于人心本善，以道德自律进行格物致知、存理去欲，在社会生活的日常实践中，展现"理则为仁义礼智"②的崇高地位和普遍必然性。同时，他又指斥佛教追求空寂和黄老无为长生的个人本位，批评了事功学派的王霸并举、义利双行，区别了同陆九渊学派的"心即理"思想。朱熹为闽学建立了博大恢弘的，由天⑥ 《朱文公文集》卷十。 ⑦ 《孟子或问》卷一。 ⑧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 ⑨ 《朱文公文集》卷一。 ⑩ 《朱文公文集》卷一。 ①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 ② 《朱子语类》卷一。 理本位进入封建的社会本位的理论体系。 闽学宗从的主要经典，是朱熹的著作，尤其是集理学大成的代表作《四书集注》。朱熹自30 岁起便下功夫注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自称六十七八岁仍"致犹未了"。他对四书经过"四十余年理会"③，直至临终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实现了他对儒家经典"毕力钻研，死而后已"④的誓言。朱熹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二篇，与《论语》、《孟子》并列，认为，《大学》的"经"是孔子所言而曾子述之，其"传"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子传授的心法，子思记后授给了孟子。把四书同列，表明由孔子经过曾参、子思传到孟子的儒家道统，再经由朱熹注释四书而直承嫡传。闽学学派依于《四书集注》经典，则是继承发扬了儒家道统。 由宗师至学术主旨、基本经典，再加之讲学与修身的实践活动，便标志了闽学学派的创立。 2。闽学传人朱熹曾说："非徒有望于今日，而又将有望于后来也。"①诚如所望，朱熹闽学，传人不绝。有史记载的著名后传，弘扬朱学直至元代末年，纵跨两朝，140 年间久盛不衰。若加元、明、清统治集团将朱学奉为官方哲学，则影响后期封建社会达700 年。 朱熹晚年，其学惨遭厄运，被贬为伪学。朝廷立《伪学逆党籍》，株连弟子多人。朱熹死时，一些弟子不顾学禁，聚会为宗师送葬，始见闽学后传的端倪。 陈淳、黄干为朱熹一传高弟。黄干发挥了朱熹的道统思想和体用关系论，论证了理一元论的哲学。黄干是朱熹的女婿，为朱熹身后撰写《行状》，黄干门下求学者众多，其著名弟子有四传。 陈淳（1159-1223 年），字安卿，漳州龙溪北溪人，世称北溪先生。 朱熹曾赞道："吾道喜得陈淳。"他是朱熹最得意的门生之一。《宋元学案·序录》载："沧州（朱熹）诸子，以北溪陈文安公为晚出。其卫师门甚力，多所发明，然亦有操异同之见而失之过者。"这是说，陈淳是朱熹晚年的学生，他对师说的传播和捍卫最为得力，既有创见，又在卫道中失之过猛，伤害了理学中其他学派。 陈淳全面继承朱学，系统地论证了朱子哲学的基本范畴，进一步阐发了理气论、性说和知行观。同时，在推动朱学通俗化方面，扩大了朱学影响，作出突出贡献。他认为，天理只在日常实践之间，并非"至幽难穷"和"甚高难行"，它是人人皆可体认和求达的。他说："道原于天命之奥，而实行乎日用之间。"①他认为，天理在心，则体现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天理在身，则有人的感官之用和五伦关系的道德；天理在人事，便显现于修身齐家与牧民治国方面，小到起居饮食，大到礼乐刑政，天理无所不在。这样，陈淳就抹去了朱子理学的高深色③ 《朱子语类》卷十九。 ④ 《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 ① 《朱文公文集》卷十一。 ① 《北溪字义·道学体统》。 彩，使之变得亲切易行，促进了它的传播。 3。朱熹及其闽学的历史地位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中国思想学术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朱熹闽学，以其严整完备的理论形态，成为元、明、清三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 朱熹闽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是中国封建意识形态走向成熟的标志。 朱熹改造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提出"太极理也"的新命题，并以此为宇宙本体，展开了理的结构理论。他发挥了二程以理为最高范畴的理本论哲学，视理为宇宙万物的终极本原。他改造了张载的气学理论，第一次系统论述了理气关系。他进一步完善和论证了程颐和张载的心性思想和格物致知学说，建立了严整的认识论和修养论。朱熹以其先辈思想资料为前提，艰苦自励，一生钻研，集诸学精华，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国封建意识形态，在历经2000 年长途跋涉之后，终于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上凝结成更趋完备的理论成果。 朱熹闽学的社会价值，在历史上有一个先抑后扬的过程。庆元二年，判定朱学为伪学，朱熹被罢官出朝。但他死后第九年，宋宁宗所代表的统治集团重又深悟到朱学在维护封建秩序上的不可替代作用，于是勇作自我否定，在嘉定二年（1209 年），追谥曰"文"，称"朱文公"；次年，又追赠中大夫、宝谟阁学士。嘉定五年，朱熹的代表作《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便被尊为南宋官定教科书。自此，朱熹理论上登官学地位。 理宗赵昀登基后，于宝庆三年（1228 年）下诏，全面肯定了朱熹闽学"有补治道"的社会价值。诏曰："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可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①理宗深刻而自觉地认识到，朱熹四书集注所代表的理学体系，为封建政治制度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朱学"有补治道"的价值地位，为元、明、清三代统治者所认同，无不对之首肯和高扬。元代仁宗延佑年间，恢复科举制度，诏定朱熹《四书集注》为取仕标准。明太祖朱元璋开基第二年（1369 年），也诏定国家明经取仕，以朱熹等宋儒"传注为宗"，称朱学如星斗丽乎天。清代康熙皇帝亲为《朱子全书》作序，康熙称："至于朱夫子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虽圣人复起，必不能逾也。"至此，朱学被送上空前绝后的顶峰地位。 一方面朱学深刻维护了封建纲常制度，另一方面封建统治集团利益的直接需要又巩固提升了朱学的政治地位，这是构成朱学成为元、明、清官方哲学的根本原因。在历史上，朱熹学说作为维系封建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既有力地支持了元、明、清三代社会的变迁发展，同时伴随着封建社会历史进入末世，它又正在失去回天之力，也阻滞了新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变革。然而，它作为一个历史时代的理论高峰，它的理性思辨精神、集纳诸家的学术胸怀、在认识论修养论方面的若干"真理颗粒"，则融铸到了民族文化思想的优秀传统之中。 ① 《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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