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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解惑】汉代文学论略 一、秦汉文化变迁与时代精神 秦统一六国，实行了一系列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促进了秦文化与原六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两汉大一统的政治、文化打下了重要基础。同时，秦人在统一及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宏大的气魄、开拓进取的精神，也为后来的汉人所继承与发扬。刘汉王朝经过汉初将近半个世纪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时社会财富积累达到富庶的程度，国力强盛。史载，当时长安城里的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甘泉宫等宫殿，富丽堂皇，气象雄伟，颇能显示大汉国威。汉武帝先后发兵平定南越王与东越王的叛乱，又于元封元年(前110)亲自领兵北征匈奴，之后又有多次大规模征讨。汉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发兵十五万馀骑出击匈奴，大获全胜，至宣帝甘露二年(前52)，南匈奴率部投降汉朝，北匈奴远徙吉尔吉斯西北一带。同时，武帝向东北、西方、南方进行了武力扩张，开疆拓土，版图东西九千里，南北一万三千里。在公元前后的历史上，汉王朝与罗马帝国东西相峙，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两个大帝国。与政权的大一统相适应，自汉武帝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彰六经，实现了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 大汉帝国的强大与外向扩张、征服的姿态，支撑起整个社会的安全感和自信力，也影响到人们的心理状态与精神风貌。李泽厚说：“正是在汉代，最终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个文化-心理结构虽然应溯源于远古，却成熟于汉代。”①汉代士人颇多“有大志者”，多有“邦国”、“天下”、“天地”、“四方”等大视野，眼光与胸襟甚为开阔。陆贾在《新语》中强调要“建大功于天下”、“垂大名于万世”。司马迁说他遴选列传传主的标准是“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太史公自序》）。主父偃说：“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亨（烹）耳。”（《汉书》主父偃本传）班超说：“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赵温说：“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梁竦说：“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陈蕃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上引均见《后汉书》本传）影响到审美取向，汉人特别关注外部世界，希望从整体上宏观地观照天地人神，对巨丽之美特别看重，有宏阔的历史意识，由此影响到文学、音乐、绘画篇幅的拉长，整体结构的有序，以及时间、空间立体框架的建立等等。 汉代，人们追求长生乃至于成仙的意识日益增强，汉武帝热衷于与方士打交道，多次东巡海上，冀遇仙人或得到不死之药。汉代一些墓穴壁画、画像砖、帛画中，多有表现生命永恒、灵魂不死及得道成仙的主题；许多铜镜、瓦当上也都有“长生无极”、“千秋万岁”、“延年益寿”等吉祥文字。汉赋中如相传为贾谊所作的《惜誓》、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扬雄的《太玄赋》、班彪的《览海赋》、冯志的《显志赋》、张衡的《思玄赋》等对追求长生、得道成仙多有涉及；《郊祀歌十九章》中也有这方面的内容。另外，从目前已知的为多数学者公认的汉代小说作品来看，大多与方士、方术有一定的联系。《列仙传》、《汉武故事》、《洞冥记》、《神异记》、《十洲记》等，都有着浓厚的神仙道家色彩，有求仙长生的内容。 随着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带来的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汉武帝时“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盐铁论·力耕》）。其大者，“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盐铁论·力耕》）伴随着皇室、权贵及民间对娱乐消费需求迅速增长，乐舞等艺术很快兴盛与发达起来。《盐铁论·散不足》篇提到当时“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舞像。中者南居当路，水上云台，屠羊杀狗，鼓瑟吹笙”。不少乐舞表演，往往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是集视觉、听觉、动感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文艺活动。城市中常有杂耍百戏（“百戏”即杂技类表演），并且出现了具有戏剧雏形的歌舞（如《巾舞》等）。 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引进了西域音乐。《晋书·乐志》载：“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除了外来音乐，更有来自各地的音乐，形式多样，多姿多彩。据《汉书·礼乐志》载，皇室有邯郸、江南、淮南、巴渝等地的鼓员，以及秦倡员、蔡讴员、齐讴员等等，地方性相当突出。那些被称为“郑声”或“郑卫之音”的俗乐，“百姓渐渍日久”，“豪富吏民湛沔自若”（《汉书·礼乐志》）。楚地乐舞在汉代不仅进一步发展，而且迅速北传，正如鲁迅指出的：“楚汉之际，诗教已熄，民间多乐楚声，……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誓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②与此同时，楚人那种与楚地诗、乐、舞等密切联系的哀怨情调、踔厉奋发的气概以及浪漫主义精神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汉人所继承与吸纳，终汉之世，楚声一直盛行不衰。与音乐相辉映，汉代的绘画也体现出独特的时代风貌，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分别出土的“T”形帛画，表现的是由天庭、人间、冥界组成的世界，画面内容异常丰富，又是那么的空灵飞动，可以视为追求永恒的时代精神的写照。 汉人情绪多明朗直露、开通豁达，常常通过歌舞来表达悲喜之情，娱人或者自娱。长信少府檀长卿在宴饮时“起舞为沐猴与狗斗，坐皆大笑”（《汉书·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杨恽说自己“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乌乌”（《汉书》杨恽本传）。汉代的乐府歌诗，就是深植于广大、丰厚的社会生活土壤上的花朵。 二、汉代的文学意识与文人群体 先秦时期，还有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孔门四科中的“文学”，宋代邢昺《论语疏》谓之“文章博学”，略同今天说的学术文化。到了汉代，随着文学的不断发展与创作的繁荣，有人开始用“文辞”、“文章”来指文学性强的作品。《史记·三王世家》中说“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烂然，甚可观也”；《儒林列传序》中说“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中说武帝时“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又说宣帝时“萧望之、梁丘贺……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这两处“文章”明显指的是以辞赋、人物传记等为重点，由作家独立从事的富有文采的创作。司马迁在《史记》中不仅为屈原、司马相如等作传，而且录入他们的作品并评论其创作心理，似乎有意识地把文学家与其他人物加以区别。刘向、刘歆在《七略》中特立《诗赋略》，与《六艺略》等并列，应当说体现了当时人们的文学观念。一些作家对自己从事文学创作的特性也有比较清醒、准确的体认，司马相如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西京杂记》卷二）他已明确认识到自己是在进行文学创作，即自觉地运用形象思维，选取适当的词语、音韵来艺术地表现外部世界。尽管汉代人们已有了相当显著的文学意识，然而总的看来，汉代文学还属于“杂文学”、“大文学”的范畴，汉代人所讲的“文章”、“文辞”，涵义上还是较为宽泛的。因为当时文学还没有从大的学术文化母体中完全分离出来，文、史、哲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宗经重史成为汉代文学的突出特征。因此，文学史上讲的汉代文学，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纯文学”还不完全相同。 汉代作家辈出，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文人群体。《文选》中涉及汉代作家四十馀家，《文心雕龙》中论及的汉代作家八十四家③。汉初，枚乘、严忌、邹阳、司马相如等从梁孝王游，梁国遂形成一个与辞赋创作关系密切的文人群体。淮南王刘安为人辨达，亦招致四方宾客，著书立说。文景之时，贾谊、晁错等辈应时而出。武帝广泛招聚文士，“公孙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之伦，皆辩知闳达，溢于文辞”（《汉书·东方朔传》）。宣、元、成诸帝，也都重视文人，涌现出刘向、刘歆、扬雄等重要作家。东汉前期如明帝、章帝皆雅好文章，贾逵、傅毅、班固等名重一时。“自安和已下，迄至顺桓，则有班傅三崔，王马张蔡，磊落鸿儒，才不时乏”（《文心雕龙·时序》）。 两汉时期可谓文体大备，如颂、赞、祝、铭、箴、诔、碑、哀、吊、论、说、檄、移、诏、策、章、表、奏、议、连珠诸体，都有大量的作品。有的作家还兼擅数体，如《后汉书》崔瑗本传说：“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势》、七言，凡五十七篇。”蔡邕更是兼擅许多文体的大文章家，刘勰《文心雕龙》中的《颂赞》、《铭箴》、《诔碑》、《哀吊》、《杂文》、《奏启》诸篇中，均有盛赞蔡邕作品的文字。 三、大一统政治与汉代文人心态 汉初，社会风气宽松，游士风尚仍在，士人可以自由往来于朝廷与藩国之间，人格精神上远绍战国谋臣策士之遗风，颇重自我表现。不少士人心怀热诚，欲为新政权的长治久安效力，文章风格亦多奔放纵恣。至武帝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形成，诸侯国无力与朝廷相抗，并由此带来空前的社会稳定与经济上的不断发展。意识形态方面，董仲舒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统一思想。用人方面，实行察举制，常科有举孝廉、举茂才，特科有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等，以经学取士的做法越来越突出。政治、思想、学术文化定于一尊，影响到士人心态主要表现为似乎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是为大一统的“盛世”的局面而欢欣鼓舞、发出由衷地赞颂，并自觉地认同与维护。二是一些文人极其敏锐地察觉到了大一统政体下士人社会地位的下降，并在作品中传达出这种惶惑、焦虑与失落之感： 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俛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向使上世之士，处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又安得青紫？（扬雄《解嘲》） 战国时期，因为有列国纷争的背景，士对现实政权尚有选择的自由，能够一定程度上保持独立性并受到统治者的尊重。汉代士人在生命价值取向上与战国士阶层没什么两样，然而当进入汉王朝大一统政体后，个体的生命价值、自由意志被忽视与压抑，思想行为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尤其是那些卓荦特出之士，更感到其独立人格被皇权无情扼杀。鲁迅先生说：“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寥寂，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④汉代以“不遇”为主题的作品，有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相如的《美人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刘歆的《遂初赋》、班固的《幽通赋》等，其中往往寄寓着作者不获重用的不平以及无可奈何的感伤。 西汉元帝成帝以降，王朝由盛而衰，社会政治危机不断加深，而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学说越来越失去服务政治的功能，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作用日减。同时，因为儒家独尊后，围绕着政治利益和社会地位，士人之间的争夺也日益加剧，不少人仕途受阻、宦海失意，不得已而选择逃世隐居。在这样的形势下，道家思想在一些作家那里开始复苏。如严君平卖卜于成都市，每日仅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汉书·王贡两龚鲍传》）。扬雄模仿《论语》作《法言》，又模仿《周易》作《太玄》，也带有儒道兼综的意味。在其《太玄赋》、《逐贫赋》、《反离骚》等作品中，表现出对道家思想的推崇与吸纳。同时，他在处世态度上亦颇受道家的影响，“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净亡为，少耆（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缴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担石之储，晏如也。”（《汉书·扬雄传》） 儒道互补以安顿心灵的方式在东汉的一些作家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张衡前期作有《羽猎赋》、《二京赋》等，表现出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后期则在《归田赋》里寄寓了个人远离尘俗、高洁自持的人生追求。仲长统的《述志诗》也表现出避祸趋福、明哲保身的思想倾向。四、汉代经学对文学的影响 经学是儒家经典的阐释之学，滥觞于先秦而形成、兴盛于汉，尤其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进入官方学校教育领域，并与官员的选拔相关联，成为意识形态建构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组成部分，甚至起到类似法典的作用。经学的广泛传播，不仅使儒家学说成了人们安身立命的方式，也在某种程度上形塑了士人的基本性格，并对其时的文学创作及文学风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汉代不少作家都研习或精通经学。司马迁曾随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其《史记》的创作与六经颇为密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太史公自序》）的创作目的，以及“考信于六艺”（《伯夷列传》）、“折中于夫子”（《孔子世家赞》）的创作原则，都表明了《史记》与经学的联系。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其创作目是“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在人物的选择、评价等方面均表现出浓厚的经学意识。 经学里蕴含的积极入世精神及修齐治平的人文理想，对汉代作家影响很大，从董仲舒开始，不少士大夫在奏议文中常联系经典发表政论，“在这些奏议中，气象博大刚正，为人民作了沉痛的呼号，对弊政作了深切的抨击，这都是由经学教养中所鼓铸而出，为以后各朝代所难企及。……没有经学，便能出现这些掷地有声的奏议。”⑤班固在《两都赋序》里所列举的辞赋家，也大都有深厚的经学修养，他们在创作时“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途”（《上林赋》），“经纶训典，赋纳以言”（《南都赋》），常把经义的内容纳入其中。如班固《两都赋》云：“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内，更造夫妇，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伦实始……案六经而校德，眇古昔而论功，仁圣之事既该，而帝王之道备矣。” 从思想意识上看，经学对汉代文学的影响表现在大一统观念、重视讽谏等方面。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人的赋作中都有大一统的观念，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先借子虚、乌有先生之口描绘了齐王、楚王游猎场面的盛大，然后借亡是公之口极力夸扬天子游猎的场面，从气势上压倒诸侯王，从而体现了大一统时代君王之尊。从审美追求上看，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人的散体赋，力求包罗宇宙万象，追求宏大、稳定、有序的艺术结构与表现形式，也可以说是大一统社会的精神折射。 汉代经学极为重视经典的社会功用，提倡教化。《毛诗序》赞扬诗歌的巨大社会功能，谓“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通过美刺对政治及社会风俗产生影响，达到维护全社会宗法伦理关系的目的。实际上，汉代的乐府机关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教化机构，通过它，大量的歌诗被采集、记录下来，文人也创作了不少乐府诗。另外，受《毛诗序》“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等观念的影响，汉赋中多寄寓讽谏，所谓“曲终奏雅”，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借亡是公之口，向皇帝提出戒奢侈、施仁政的劝谏。后来司马相如写的《哀二世赋》，讽谏之意更为显著。司马迁评论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与今文经学有密切联系的谶纬中，保存了一些上古神话的零星片断；纬书中还有不少汉代经生创作的有关帝王感生、天人感应等内容的神话，如《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诗纬·含神雾》：“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牺。”刘勰指出：“若乃羲农轩皞之源，山渎锺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来辞人，采摭英华。”（《文心雕龙·正纬》）肯定了谶纬对文学创作的某种积极作用。 汉代不少文体的来源都与经学相关，刘勰说：“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文心雕龙·宗经》）他把各体文章逐一比附经书，虽不免有牵强之嫌，但揆之汉代文学创作实际，大体上是不错的。 经学重师承、家法，一切以先圣为准则，不容许有个人的思想。受此影响，汉代文人的个性普遍受到抑制，往往缺少创造性，作品多带有尚古、拟古的色彩。如王褒之作《九怀》、刘向之作《九叹》、王逸之作《九思》等，便是对楚辞作品的模拟。扬雄“作书，往往摭《离骚》文……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汉书·扬雄传》）他们总喜欢在对古人的模拟中寄寓自己的思想感情。 五、汉代文学的嬗变与分期 汉代散文继承先秦诸子散文、历史散文的传统，继续发展。贾谊、晁错等的政论文，总结秦亡教训，为新政权出谋划策，成就斐然。董仲舒之后，受到经学的影响，一些在文章风格上趋于典重。西汉后期，伴随着古文经学的兴起，政论文风有所变化，批判现实的因素也有所增加。东汉前期，桓谭的《新论》和王充的《论衡》等都重视说理，论辩性强。东汉后期，国是日非，风衰俗怨，一些正直士人如王符、崔寔、统长统等，举起了批判的旗帜，发而为政论。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是汉代史传文学的两大高峰，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东汉的杂史杂传，如《吴越春秋》、《越绝书》等，带有浓厚的小说色彩。 汉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讲究文采，韵散结合，兼具诗歌与散文的性质。汉初骚体赋继承楚辞创作传统，所谓“汉之赋颂，影写楚世”（《文心雕龙·通变》），作家常借助于与屈原、宋玉思想感情上的共鸣以及仿照楚辞句式来抒泄愤懑忧思，贾谊的《吊屈原赋》、严忌的《哀时命》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枚乘的《七发》开始向散体赋转化，其“七体”模式对后来赋家影响甚大。汉武帝出于“润色鸿业”的需要，招揽文士，提倡写赋，散体赋的创作进入的繁荣时期。司马相如的散体大赋《子虚赋》、《上林赋》“苞括宇宙，总揽人物”，颂扬了大汉声威，具有某种典范意义。西汉后期，散体赋创作是武帝时创作的延续，摹仿因循之中也有一定的新变，一是赋作逐渐受到经学渗透，二是创作的题材领域也有所拓展。同时，作家对散体大赋的认识也发生着变化。值得一提的是，西汉时产生的《神乌傅（赋）》（1993年在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有篇保存基本完整的《神乌傅（赋）》。墓主人的下葬时间为汉成帝元延三年），是一篇以拟人化的手法讲述禽鸟故事的赋作，“在目前所能看到了以讲述故事为特色的所谓俗赋中是时代最早的一篇”（裘锡圭：《神乌赋初探》，载《文物》1997年第1期）。东汉后期，散体大赋向抒情小赋转变，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具有代表性。 汉代的诗歌继《诗》《骚》之后向前发展，创立了五、七言诗体。汉武帝时，基于朝廷祭祀天地鬼神及娱乐的需要，乐府机构的职能扩大了，各地的歌诗被采集、整理，文人也创作诗篇以备歌唱。乐府诗突破了《诗经》四言为主的形式，句式灵活多变，以五言为主，辅以杂言。东汉乐府继承了西汉的传统，现存汉乐府诗大部分是东汉的作品，广泛而深入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民众的思想感情。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当是民间故事、民间歌唱的基础上不断加工而成的杰作。东汉前期的文人诗歌中，班固的《咏史》被视为现存较早的文人五言诗。东汉中后期，不少作家开始自觉地学习乐府诗，创作了不少五言古诗。秦嘉的《赠妇诗》三首表达了夫妇离别相思之苦，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叹。《古诗十九首》①中多有真性情的坦率流露，表达自然而又韵味醇厚，已经相当成熟。 汉代文学的发展基本上可划分为四个时期：自高祖至景帝，可视为汉代文学的初创期，文坛上政论文和骚体赋比较突出。自汉武帝至宣帝，是两汉文学的全盛期。此期在散体大赋、史传文学、政论文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涌现出司马迁、司马相如等大文学家，乐府机关的扩大及乐府诗的大规模采集也是从这时开始的。自元帝至东汉和帝，可谓两汉文学的中兴期，代表作家有扬雄、刘向、班固、王充等。自东汉安帝至灵帝，可视为汉代文学的转变期，赋坛上出现了抒情小赋，文章句式亦渐趋俳偶，对骈文的产生有开启先路的作用。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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