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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国时流沙坠简被发掘出来，一些书家如沈曾植、郑孝胥和胡小石等敏锐地把它吸收到自己的书法创作中。自此以后，书家对汉简书风关注极多。当代最有成就的要数来楚生，他将汉隶和汉简熔为一炉。至于普通作者，汲取汉简的人更是不胜枚举。书法取法当然不应该猎奇，但对新资料的敏锐度是必须有的。找到适合自己的深挖下去，一定可以有所收获。 选择秦简（隶），当然有个人偏好的原因。世间很多事情，往往存在某种选择。不独碑帖喜好，往大处说，为什么是秦统一了中国而不是楚？历史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正因为秦统一了中国，中国文字才延续了周的正统性。如果是楚统一了中国，则文字很可能会以另一种形式和轨迹延续与发展。楚文化尊凤尚赤、崇火拜日、喜巫近鬼，与中原文化、三秦文化大有区别。故而在楚文化中，常常能感受到一系列神秘古怪的意象组合，瑰丽奇异，给人以自由、生动的想象，所以楚简面目奇特。然而不能不说，除了喜好的原因，鲍老师选择秦简（隶）应该有理性的成分。 从取法上来说，求源头是对的。秦汉精神乃是印章和隶书、简书所具有的共通的精神品质。可以提炼出两点。一是原味。取法秦汉，应体会原汁原味的秦汉文化精神，不加任何辅料。当下书坛则普遍流行“重口味”，拼接、粘贴，早已面目全非。这不禁让人想到六祖慧能的偈语：“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二是本位，回到应有的位置。如果说“原味”侧重韵味、品位，那么“本位”则主要是思维上的。身处现实时代，自然有当下的思维方式和角度；但时不时应该换位，从秦汉审美角度来思考秦简、汉简，这样才能领略其中的精神。 秦汉精神对中国文化艺术审美有奠基作用。秦实行“大一统”，各种文化区域日趋融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世人开始彼此认同，“天下”一词逐步成为当时较纯粹的政治概念。当世人有了更广泛的地理知识之后，认识到自己所熟悉的地域只是“天下”的一部分，就常常使用“海内”一词，于是该词就成了中国文化疆域的代名词。凡是生活在海内的人，凡是有共同语言、习俗、观念与服饰的海内人，都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由此，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在世人心目中确立了。这个命题讨论起来非常大。简单地说，中国文化越往前推，越质朴、越纯粹，越接近汉文化的本质。这也就是强调“原味”和“本位”的要旨所在。 秦汉虽并称而相连属，文化上一脉相承，但差异明显，这是由特殊的时代造就的。王朝一夜覆亡，礼俗仍然延续，规制有所变化。秦朝只有15年，二世而亡，很多文化来不及完善、深入就结束了。两汉承继且延续了四百多年的时间，有足够的包容量，地域广大，时间漫长，书风多样。秦实质是汉的序曲，它拉开了大幕，而汉才是高潮。汉相对秦来说，规范是一种大势。从西汉到东汉，规范日益成熟。秦汉之间有明显的分水岭，秦隶称古隶，汉隶称今隶。秦至汉初，篆隶书相融。秦朝书法篆意浓厚，隶韵甚淡，显得文质兼备；两汉书法则篆意淡、隶韵足，却又显得质朴有余、文采不足。秦代的书体具备了过渡期的特点，含有多种成分，故而称秦简或秦隶皆可，兼有秦篆的一些特点。“秦隶”的概念几乎很难在风格上予以界定。只要不是正规的秦篆如诏版，而像睡虎地秦简，就已有相当的隶意。秦简（隶）仍存小篆形体，改篆书的一些偏旁为隶书写法，用笔上的波磔、挑笔已初具形态。其起笔重而露锋顿笔，收笔出锋。不论是笔画、取势上，还是变圆为方的造型上，多取弧线，倾向于方扁结构或错落感，字体厚重。可以说，秦简（隶）兼具篆、隶、简三者的特点。这种特殊性可以左右逢源，通过嫁接或吸收，造就了特殊的形体和特殊的韵味。虽然其存在时间并不长，却是书法字体流变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其出土资料比不上汉简丰富，关注的人较少；学书者若能敏锐地抓住，就是最佳突破口。 鲍老师的秦简（隶）看起来非常“新”，却又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做到了入古出新。从他所提供的临摹资料来看，涉猎范围远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包括多种金文、汉简和汉隶。我们通常所看到的一个书家的书法“外观”，很可能是一种直觉印象；如果想真正了解其“内在”，必须更加深入。一般而言，一个书家往往临摹多家，成就一家；以一家为主，以多家为辅。很多时候，“奇”只是所看到的形态夸张，更重要的是气息古朴纯正——这才是最主要的。书家确立一生的书法基调非常重要。要选择一个目标，而后坚持下去。因为大家对鲍老师的秦简书风已非常熟悉，这里不妨换一下口味，以其所临《鲜于璜碑》碑阴来略作分析。 《鲜于璜碑》碑阴拓片局部 鲍贤伦临《鲜于璜碑》碑阴 临作纸张尺寸纵74厘米、横47厘米。算一下，每个字大约是10厘米见方，凸显出强大的气势。现代技术可以将碑帖放大处理，改变视觉观感。拓而为大的方法，也极大地影响了现当代书风。我观察到一个细节：鲍老师经常很细致地观察、琢磨秦简、汉简实物。他先找到精神相通的感觉，做到豪放不失精微。许多人看印刷品久了，不知道汉简字形大小，很容易出现盲人摸象之不足。当然，并不是所有碑帖都适合放大来临。但金文和简书绝对适合放大了临。然而“大”不代表单纯的字形尺寸大，而是气势、力量等内在因素也被放大了，所以是“岂止于大”。鲍老师对于金文、汉隶、汉简等多方面加以吸收，将这些有机融合到秦简（隶）中去，使自己的书风实现了脱胎换骨式的转变。对照范本来看，他的临作没有遵循原有行文，有漏字出现。《鲜于璜碑》为汉隶中的方笔典型，而临作有铺毫的特点，笔画饱满、浑圆，从中可以感受到鲍氏秦简的笔法特点。这些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求厚。厚是书法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比如遒厚、深厚、古厚等。厚不是单纯的笔画粗，而是气势和力量的集中存在与释放。 第二，求重。重与厚相关，但厚也不一定就是重。重体现在用笔浓墨重彩，用墨浑厚华滋，字形重若崩云。但一味重很容易死板，所以要做到重而活络。概而言之，即举重若轻。 第三，求拙。不为巧而巧，不为拙而拙，以笨拙的面目示人，以拙藏巧，大巧若拙。 第四，求圆。圆和厚相关。但圆有两面性，可以圆厚、圆浑、圆融，也可能圆熟、圆滑，尺度的把握非常重要。 面对鲍老师的秦简（隶），有时不禁令我想到地域书风的问题。鲍老师的书法从气势、风格来看，似乎与他生活的江浙地域所体现出的灵秀、灵逸是不符的。那猎猎雄风，可以看出西北汉子的威猛。其实若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地域性与书风乃至书家是绝对的一一对应关系，那么对于个人来说，就会极其单调；对于整体而言，就是一种模式，所以需要一些“反常合道”的特例出现。但从鲍贤伦老师的经历可以看出，他师从当代名家姜澄清老先生。这立刻让我想到清代书家莫友芝。莫友芝的书风做到了厚、重、拙、圆这四点，那么莫的书法是不是对于鲍老师的思想产生了影响，不得而知，但冥冥之中确有一种“缘分”。作为“西南硕儒”的莫友芝亦是我所关注的人物。他打破了地域性限制，在清代取法邓石如的书家中属善学者，化出了自己的风格。说到底，一个书家要想成功，身处一定的时空中，必须要突破这种限制，唯有让自己的思想超前而更加敏锐才行。 来源：《中国书画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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