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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辉斌先生近4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之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主要坚守在两大系列方面，即一为“唐代文学研究”系列，一为“文学史研究打通关”系列。前者的研究，以对作家的个案研究为重点，先后出版了《孟浩然研究》、《王维新考论》、《李白研究新探》、《杜甫研究新探》等10多种专著。后者的研究，则以属于对具有专题特色的“单元文学”为主，如《商周逸诗辑考》、《先唐诗人考论》、《唐宋词史论稿》、《宋金元诗通论》、《唐后乐府诗史》，以及即将出版的《明清戏著史论》、《中国乐府诗批评史》等，便皆属于这一方面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后者的研究，使得王辉斌先生成为了当今学界将古代文学研究“打通关”的第一人。 在近40年的学术生涯中，王辉斌先生兢兢业业，辛勤耕耘，一步一个脚印，向学术界奉献出20多种约700万字的专著，其所研究的领域，从上所举诸书目即可获知，其分别涉及了文献辑佚、作品真伪考辨、作家生平考证、文学现象考察、文学史描述、文学理论探析、作家婚姻研究、乐府文学批评等多个方面，涵盖从上古到明清以至于近代的三千多年的文学发展历程，展现出他学术视野中宏通的文学史观念。这里，主要就笔著阅读王先生著作的切身感受，对其“打通关”的学术意义略作论述，以就教于在座的各位通家。 一、王辉斌先生“打通关”的实绩 据王辉斌先生《咬定青山不放松——我与文学史研究打通关》一文[①]介绍，他作出对文学史研究打通关的计划是在1993年。为了较好地完成这一计划，他打算在10—15年的时间里，以十部大书（《诸子集成》、《十三经注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诗》、《全宋词》、《资治通鉴》、《元诗选》、《国朝诗集》、《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为中心，旁搜博览，形成一个个具体的研究模块和研究对象，实现了由原来的“唐代文学研”系列向“文学史研究打通关”的转换。在这一计划中，他的第一次大突破是对明代“四大奇书”（《金瓶梅》、《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展开研究，并于2000年推出了“打通关”的第一部专著——《四大奇书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二次的重大进展，是在他应邀参加了《增订注释全宋词》文献整理之后，于2006年出版了《唐宋词史论稿》（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时隔一年，王辉斌先生再次推出了近40万字《先唐诗人考论》（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这三种共约100万字的著作，使王辉斌先生的“打通关”研究得以初见成效。 而在《先唐诗人考论》出版后，王辉斌先生一边继续推出了一批唐代文学研究的力作，如《王维新考论》（黄山书社，2008年版）、《唐代文学探论》（黄山书社，2009年）《杜甫研究新探》（黄山书社，2011年）、《李白研究新探》（黄山书社，2013年）等，一边则为加强“打通关”的研究成果，并以三大类诗为其研究的重点对象，一是商周逸诗，二是宋金元诗，三是唐以后的乐府诗。在坐了前五年左右的“冷板凳”之后，王辉斌先生则先后推出了“让人为之一振”（傅璇琮《<商周逸诗辑考>的学术启示》）的三种重要著作：《商周逸诗辑考》（黄山书社，2012年版）、《宋金元诗通论》（黄山书社，2011年版）、《唐后乐府诗史》（黄山书社，2010年版）。这三部作著，由于均具有明显的拓荒性质和填补空白的学术意义，所以一经出版，即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 王辉斌先生为了使他的“打通关”研究渐趋于完美，在自2012年迄今的几年中，他又完成了两部重量级的著作，一为40多万字的《明清戏著史论》，一为约60万字的《中国乐府诗批评史》。这两部著作，也同样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特点。至此，王辉斌先生的“文学史研究打通关”，不仅得到了全面的完成，而且还开创了许多第一，如以15年的时间对商周逸诗所进行的辑佚，即为其中之一。首次对夏、商、周乐府诗进行全面清理，这也是前人与今人都不曾做过的工作，等等。总的来说，王辉斌先生自1993年以来的打通关研究，既取得了值得骄傲与自豪的成就，也给当今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气象，同时也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二、王辉斌先生“打通关”的意义 对于王辉斌先生的“打通关”，傅璇琮先生是这样认为的，“这种研究，既是研究者一次次自我超越的见证，又充分体现了其学术上的个性与特点”，因此“是很值得认真总结与讨论的”[②]。从王辉斌先生的研究初衷来看，他一方面立志要建构自己学术研究的独特个性，另一方面也是对目前学术界“通一经”的狭窄视野的一种反叛，因而追求建立视野宽阔、立论宏通的大文学史观，并通过艰辛探索来达到这种融会贯通的学术境界。从以上的论述不难看出，王辉斌先生的“打通关”研究，除了在“史”的方面打通关外，其“打通关”还体现在各文体之间、各文学品类之间的“打通关”，如他自1993年以来所涉及的文学品类，就有诗歌、散文（《唐代文学探论》收有《唐宋散文述论》等文）、词、小说、戏曲五大类，而诗歌中又包含着逸诗、近体诗、古体诗、乐府诗、乐府诗批评等，这些文学品类的互为关联与交融，即构成了其又一种形式的“打通关”。所以，王辉斌先生的“文学史研究打通关”，其“通关”的对象是表现在多方面的。 其实，贯通文史哲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以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实际情况来看，从遥远的诗经时代开始，文学从来就是与经学、史学、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学史上堪称大家的作家，往往都是学兼数部的通才。台湾学者王叔岷先生，本以校雠诸子名家为主，但他却旁通经史、文学和文学批评，他的《中国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一文，列举了丰富的例证来说明文学与历史、哲学、经学之间的关系，如认为《史记》中的大量传记，既是史实的记录，又是“散文而兼诗经体及楚辞体的佳作”；认为杜甫的诗歌善于叙事，又是典型的“诗史”；认为陶渊明、谢灵运的诗歌“往往于田园、山水中寄寓复杂的史实，高深的哲理”等。王叔岷先生主张文史哲打通，他针对元代郝经的“古无经史之分”、清代袁枚的“古有史而无经”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等说法，提出了“六经皆文”的观点。王叔岷先生还从文献学角度，指出墨家、道家、法家的“言谈”、“方术”、“狱法文书”等也都是文学。王叔岷先生对“文学”有这样的认识，使得他的研究范围由经史拓展到纯文学及文学理论领域，并对“中国语言文学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说：“至于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学系’，也可以说是广义的文学，内容实在包括文、史、哲三部分。如历代文选、诗词、小说、戏剧、新文学、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文学史、哲学史、诗经楚辞、论语孟子、史记汉书、道家法家思想、魏晋玄学等。又因为还有语言学、文字学、训诂学、声韵学、目录学、校勘学等，都属于朴学的范围，不得已都归入语言学一类，因此把‘中国文学系’又扩充为‘中国语言文学系’”。他认为“从打通学科与学科的立场看，可以使学生得到更广泛的学识，培养大多数的通才”[③]。这种文学观念，通脱豪迈，真正具有大家气象。若联系当今的大学课程设置现状，则可见这种大文学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在大学多数是文理分科，界限分明，更有甚者，中文系在古代文学中，又细分出先秦文学、汉魏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近代文学等，使得大家都在约定俗成的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自娱自乐，很少有顾及相邻时段的文学研究，这种现象的存在，应该说是导致当代无大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因为当今的古代文学研究是如此现状，全国各高校的文学史课程是如此的设置，所以，王辉斌先生的“文学史研究打通关”，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可以说，王辉斌先生对“打通关”的提出，以及他20多年来的躬身践行，和王叔岷先生50多年前所倡导的“兼通兼融”的研究模式，是有着高度的一致性的。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王辉斌先生“打通关”的文学史研究，或许对当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会产生一些震撼效应。在一个需要大家、渴望通才的时代，我们不应该再局限于自己的学术眼光和研究视域了。王辉斌先生的“打通关”研究，对目前普遍流行的目光短浅的局限于狭隘学术视野的“专、精、深”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种极大的触动，他以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与胆量，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格局与新的研究范式，而且颇具恢宏的气度与气象。 三、“王辉斌研究模式”的启示 王辉斌先生的“打通关”研究模式，其实是学有专精、通融百家的一种典范。就他的整个研究格局而言，是完全可以用三个短语进行概括的，这就是“点面结合，专博并重，考论双擅”。这12个字，既是王辉斌先生学术研究的灵魂，又是他研究模式的具体结晶。其中的“点”与“专”，是指他由李白研究而涉及到对初、盛、中、晚四唐诗人的全方位研究，“面”与“博”则是就其“文学史研究打通关”而言，这两大系列的研究，前者以考为主，后者则擅长于论。但无论考与论，都是建立在“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的基础上的。所以，当我们在读王先生的著作时，会有一种既明显而又深刻的感受，即无论是其“唐代文学研究”系列抑或“文学史研究打通关”系列，都显示出了作者厚实的文献学功底。这说明，王辉斌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对于文献学、历史学、文学史料学等学科是相当重视的。对此，我们从他将“作家研究年谱为先，作品研究编年为先”当成了几十年治学的一条铁律的实况，就可窥之一斑。而且，王辉斌先生特别注意引用第一手资料，如能引《唐大诏令集》或《全唐文》、《唐代墓志汇编》的，他决不用经过撮述的两《唐书》或《资治通鉴》，像他辑录商周逸诗时，就几乎将所能看到的古代典籍全部通读一过！在一次学术会议期间，王先生曾当我说，他除特殊情况外，每天必须读三个小时的书，以这种学术态度做出来的学问，肯定是经得起历史和材料的检验的。 王辉斌先生的唐代文学研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往往将所研究的对象互为关联，使之成为一个研究的“群体对象”。如对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四大家的研究，先后用功数十年，可谓专精独诣，提出了很多振聋发聩的创见，为学界共睹。但由于孟、王、李、杜四人，并非互不相关的个体，即他们之间围绕各自的交游会牵扯到一大批诗人，所以，王辉斌先生在研究这四大家的同时，又对王之涣、王昌龄、高适等诗人进行了研究，最终则推出了《唐代诗人探蹟》等具有“综合研究”特点的著作。而更为可贵的是，王辉斌先生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将他那具有深邃洞察力的学术目光向上追溯，撰写并出版了《商周逸诗辑考》、《先唐诗人考论》两种极具学术特点的专书，这样就完成了唐代以前的一批较为完整的系列研究成果。在向下延伸的过程中，王辉斌先生在推出《唐宋词史论稿》、《宋金元诗通论》的前后，于阅读中发现了唐后乐府诗这一极富学术价值的研究对象，因此又转向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最终则推出了当代学术史上的第一部《唐后乐府诗史》。而在此基础上，他又主持并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乐府诗批评史》。由此不难看出，王先生这种以某一点为中心向四周扩散、拓展的研究模式，既是逼迫他的研究不断发生变化的原因，也是一种不满足于现状、不断进取、拓展学术视域的学术精神的体现。除了《唐宋词史论稿》和《四大奇书探究》两部专著是在相对独立的领域完成外，其他著作大都是在“相关性”的影响下，不断开辟新境所获得的成果。这样的研究模式，背后必须有强大的心理因素提供动力，这就是王辉斌先生对学术研究有无穷无尽的激情，以及愿意为学术研究终身的献生的精神，如果缺乏强烈的兴趣，如果不能够排除功利心，如果不能沉潜下去，那么，数十年来一以贯之的游心书海，笔耕不辍，那种境况是很难以想象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王辉斌先生的这种研究模式，具有范式意义，特别是刚刚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又急于出成果的年轻学人，可以从王辉斌先生身上学到如何读书、如何发现研究课题、如何进行研究并推出成果的治学路径。从某种意义上讲，“王辉斌研究模式”是难以复制的，但却能给人以深刻启迪。 [①]见《王辉斌学记》第21-34页，黄山书社，2012年9月版。 [②]《王辉斌学记·序》第2页，黄山书社，2012年9月版。 [③]王叔岷著《慕庐论学集（一）》第69—78页，中华书局，2007年10月版。 （本文选自黄山书社20106年版《王辉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5—2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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