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稿文：
2·5《<左传>人名“武王邑姜”质疑》
《左傳》人名“武王邑姜”質疑
《左傳》昭公元年有子產之言曰：“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
文中之“武王邑姜”，《春秋左傳》之現行各版本，都依孔疏之說，讀為一人之稱；①其他標點本古籍引此文，如《呂氏春秋校釋·重言篇·注》引、《唐宋文舉要》甲編《桐葉封弟辨·注》引，亦並從之。然實誤。
杜《注》云：“邑姜，武王后，齊大公女。懷胎為震。”杜預之文語意不夠顯明，似乎是說此為邑姜懷胎時之夢，然尚未言“武王邑姜”為一人。而孔疏則說得明白：“《傳》言‘武王邑姜’，系之‘武王’，知是武王后也。”又責難司馬遷曰：“《晉世家》云，‘初，武王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謂此夢為武王之夢也。若是武王之夢，此《傳》直云武王方生大叔，其文足矣。何以須言‘邑姜方震’也？邑姜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為武王夢也？薄姬之夢，龍據其身；燕姞之夢，蘭為己子。彼皆夢發於母，此何以夢發于父？是馬遷之妄言耳。服解此云：‘己，武王也。’是習非而逐迷者也。”可見是孔穎達始開“武王邑姜”為一人之說，②於此之前，自有“武王邑姜”為二人之解，太史公首立是說，服虔、賈逵（按：服說見上孔疏引，賈說則為《鄭世家·集解》所引，曰：“己，武王也。”）亦從之。《漢書·地理志》亦作“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夢帝謂己”，亦以夢為武王之夢，“己”為武王，與史遷之解固相合也。《潛夫論·夢列篇》亦述此夢，曰“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云云，亦用《左傳》之文，惟“當”作“在昔”。是誠可如《潛夫論箋校正》以“在昔武王”四字為讀，則“邑姜方震太叔”于文法成一主謂短語而作狀語，明“夢”之時限，則“夢”亦武王之夢也。可見王符讀《左傳》，所得與史遷、服虔、賈逵及班固同。是孔穎達之前，固無解“武王邑姜”為一人者，亦無疑史遷之文者。
《史記》世家卷有二處提及此事：一在《晉世家》，一在《鄭世家》。《晉世家》云：“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此節文字乃采《左傳》之文而兼釋《左傳》之意。其有三處重要釋解：一是以“叔虞母”釋邑姜，二是以“會時”解“方震”，三是以“武王”釋“己”。是為史公對《左傳》文義之探微索隱，亦以時人之語譯古人之文。以文義觀之，三處釋解互有聯繫，一脈相承。史公可謂深得《傳》意，然其心跡則未為後人知曉。
自孔穎達之後，解《左傳》者俱襲孔說以“武王邑姜”為一人之稱，即解作“武王之邑姜”，亦即《日知錄》卷二十三、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卷三所謂“以夫名妻”者。閻若璩《四書釋地續》云：“叔虞之封唐也，亦發夢於其母。”楊伯峻亦云：“武王邑姜者，武王之邑姜也，以表明邑姜乃武王之后。”又曰：“己謂邑姜，《史記·晉世家》謂‘夢天謂武王曰’云云，誤，孔疏已駁之。”是楊亦從孔疏之說。已是孔疏的一統天下，故不可不辯。
究孔疏之論據，其一蓋是所謂“懷胎為震”，是為女事，（孔未明言而有其意。）武王安得言“震”？此似無可辯駁之據，然細究之則亦非不可置疑。若依字書解字，則孔說不為無理；而若就古人為文之道、古書文例通則而言，則此據未免過於拘泥。古人為文，其遣詞造句，自有其靈活變通之法，若泥於一字之本義，則有文意難得，甚而至於謬誤者也。如僖二十四年《傳》有“棄嬖寵而用三良”，杜注云：“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也。”楊伯峻引顧炎武《補正》曰：“解引殺子華未當，古人只是大概言爾。”又云：“嬖寵為一詞，杜分言之，未當。”則杜預解“嬖寵”亦失之於字字求之過實。
此“震”（或作娠）字，其本義為“動也”、“身動也”、“懷身也”，即女子自感其有身孕。以“武王邑姜”為指邑姜者，蓋以此夢為邑姜懷身一二月時所得。然則女子懷胎，乃一較長之過程，懷身之初，實難自覺。而娠實始於男女之會，則“娠”是自男女之會至臨產之一長過程，此一過程之各階段均可謂之“娠”。《漢書·地理志》即解此“震”為“在母未生”。“方”者，《廣雅》云：“始也。”《漢書·外戚傳》師古曰：“萌牙，言其初始發，意若草木之方生也。”“方生”即“始發”，“方”亦“始”之義。則“方震”者，始娠也。又以《傳》有“武王”與“邑姜”二人之稱，故太史公以“會時”釋之，則不為無理，娠始於男女之會也。閔二年《傳》云：“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而昭三十二年述此事即言“始震而卜”。前云“將生”後曰“始震”，實亦大略言之耳。古人為文，多有此類，可字字而求切乎？
孔疏所持論據之二是：“若是武王之夢，此《傳》直云武王方生大叔，其文足矣。何以須言‘邑姜方震’也？”斯亦孔氏未作深考之見。此言“武王”又著“邑姜”者，為《傳》者自有其寓意，是為明大叔為邑姜所生，乃元妃之子，成王之母弟也。此見世系之親疏、班次之尊顯。這在等級森嚴的春秋社會，自有其重要意義。于語理，則是文有兼意。猶定六年《傳》文“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不言“文王之子”，而云“大姒之子”者，明周公與康叔乃同母兄弟。《左傳》敍事，於人名稱法之擇用，自各有其義。《史記志疑·晉世家》疑孔疏曰：“餘謂《世家》之異於《傳》者，言虞母夢天謂武王，不言是武王之夢。孔疏錯會《世家》之文也。”梁氏之說，若單文釋句，不可謂不通；然究之上下前後，文義之來龍去脈，則似亦牽強。蓋史遷于《鄭世家》亦述此事，彼乃直錄《左傳》之文，而無有改動與釋解。由此可知：一，《史記·晉世家》之文本于《左傳》③；二，於此一史料，史公無意改《左傳》之說，無立異說采異聞之意。而《左傳》明言“夢天謂己”，若史遷以此為叔虞母之夢，則當以“邑姜”釋“己”，今既以“武王”釋“己”，則必以為武王夢也。然梁氏已摒成見而疑孔疏，實亦不易，惜其說之未切，而辯之亦未盡也。
其三，孔又以燕姞與薄姬之夢皆發於母而難史公。燕姞之夢見《左》宣三年《傳》：“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鯈。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杜注曰：“伯鯈，南燕祖。”是為燕姞之祖而托夢于燕姞。蓋以穆公為賤妾之子而為君，不合嫡長承襲制此一傳統觀念，故附會以天使之命。則必其母作夢，方合情理，是乃情事文理之所必然；且所言亦僅為生子而已，未及政事。而此“武王邑姜方震”之夢，則有“將與之唐，屬諸參”云云。若春秋時之男權等級制社會，女子依附於男子，受男子之控制與擺布，政治地位低下，無參與政事之權利，尤其如封國立嗣一類重大政事，非女子分內之事。《左傳》作者之思想不可逾越其所處時代的觀念意識。春秋時期婦女之地位雖不若後世之低下，女子依附男子之禮教亦不如後世之甚，然女子不與國事已是當時之禮制與觀念。如桓十五《傳》載鄭厲公之言云：“謀及婦人，宜其死也。”桓十八年，魯桓公與其夫人姜氏如齊，魯大夫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僖元年《傳》云：“女子，從人者也。”《國語·魯語上》亦有文：“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故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謂：“《左傳》所載為春秋戰國間早期儒家之觀念。”（見《附録·春秋左傳考異》。）存在決定意識，作《傳》者必受此觀念之制約，則婦女受輕視而不與政事亦固其思想基礎之一。因之，《傳》文之“帝”當不會與一女子言及封國之事，“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者，非命女子之言也。是“帝”與言者必武王。賈、服解“己”為武王，正與史公之見同，亦切《左傳》之旨。孔疏之前，固無疑之者。再看“薄姬之夢”：薄姬者，漢高祖之妃妾而文帝之母。《史記·外戚世家》云：“漢王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一幸生男，是為代王。”《漢書·外戚傳》亦載此事。是為述薄姬身世，冷落之中，不意受高祖之幸，而生文帝。夢發薄姬亦情理之中。傳聞記事者則寓自古帝王之生皆天命神意，即《史記志疑》卷二所謂“嗣後生天子者，往往藉怪征以誇之”，故未幸而先有祥兆。則此夢之發於母，豈非亦文理情事之必然？且亦止及生子而未涉他事。（按：此類感夢而生之事自是荒誕不經之說，是古代神權與君權相結合的產物。非只今人不信，即古代有識之士亦已斥其荒謬，如《論衡·奇怪篇》云：“如實論之，虛妄言也。”此則就文論事耳。）故此二夢與生唐叔之夢實非一例。孔氏未作具體審察，而加比擬，是其自妄也。就《左傳》而論，夢亦未必發於母也。
《左傳》好述夢記異。考《左傳》之夢，多以預示重要人物之生死禍福、立嗣繼位及某些重要事件之發生，附以鬼神天帝之意，亦神權思想之反映。“燕姞之夢”與“武王邑姜方震”之夢，皆生子之夢，以物件不同，事類有異，故一發于母，一發于父。此外，尚有昭十一年《傳》泉丘女奔孟僖子而生懿子及南宮敬叔之夢，亦發於母。然亦未及政事，未及孟氏一族之立後繼嗣。昭七年《傳》有孔成子與史朝夢衛祖康叔命其立元之夢，哀二十六《傳》宋得有必立之美夢，都是立後繼嗣之夢。即皆非發於女子，以其及政事也。又如昭四年《傳》魯叔孫穆子遇牛助己勝天之夢。“牛”是穆子尚未見面之子而卒亂叔孫氏者，事關叔孫氏之興衰禍福，自必其父（族主）當之，則夢發于父亦情勢文理之必然。何以夢必發於母也？又如昭十七年《傳》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昭二十五年《傳》宋元公夢大子欒即位於廟而卒，哀七年《傳》曹人或夢眾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亦都是及政事之夢，而皆非發於女子。孔氏之說，失之未作深考；而從之者若此之多，何也？
以人名稱法論之，“武王邑姜”亦非指邑姜一人。考《春秋左傳》所用國君夫人、妃妾之稱謂，冠以丈夫之稱，即所謂“以夫名妻”者，有如下幾類：一是以夫諡配女子之姓，如鄭武公夫人稱“武姜”（隱元《傳》），晉文公夫人稱“文嬴”（僖三十三《傳》）。二是夫爵配女子之姓，如周莊王妾稱“王姚”（莊十九《傳》）。三是以夫諡配女子之位號，如周惠王之夫人稱“惠后”（莊十八《傳》），楚文王夫人稱“文夫人”（莊二十八《傳》）。四是以丈夫之國諡稱法配女子之位號或姓，如宋桓公夫人稱“宋桓夫人”（閔二《傳》），秦穆公夫人稱“秦穆姬”（僖五《傳》）。五是丈夫之國爵稱法配女子之位號，如“齊侯夫人”。前三類稱法，女稱為單稱，即一個稱謂單位，所冠夫稱亦為單稱。後二種稱法，夫稱為雙複合稱法，而女稱仍為單稱，亦有女稱為雙複合稱法的，如周景王之後稱“王穆后”（昭十五《傳》），“穆”為其諡，“后”是其位號；而所冠夫稱“王”則是單稱。在《春秋左傳》的眾多女子稱謂中，不見有女子之雙複合稱謂前複冠以丈夫之雙複合稱謂的。而“武王邑姜”若作叔虞母一人之稱，則正此類稱法。“武王”為丈夫之諡爵複合稱法。“邑姜”者，姜其姓，而“邑”，《說文》云“國也”，謂國都之所在，段注曰“古國邑通稱”，《日知録》卷一亦謂“人主所居謂之邑”。則“邑姜”猶言國君夫人，“邑”乃其尊號。是“邑姜”亦為雙複合稱法。
若“武王邑姜”夫與妻皆雙複合稱法而連文者，全部《春秋左傳》凡四見。除此而外，尚有隱元年《經》《傳》之“惠公仲子”、文九年《經》《傳》之“僖公成風”及昭三年《傳》之“胡公大姬”。此四者，於人名稱法為一例。
“惠公仲子”，“惠公”為諡爵稱法，“仲子”則惠公之夫人，是以字配姓之稱法，皆雙複合稱謂。然則“惠公仲子”為二人之稱，隱元年《傳》有明文，杜注及孔疏亦以之為二人，楊伯峻亦有駁《穀梁傳》以“惠公仲子”為一人之文，除韓注本從《穀梁》之説誤以“惠公仲子”為一人外，各標點本亦皆點作二人。④
文九年《經》《傳》有文：“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僖公、成風”，除韓注本從《穀梁》謂“以僖公系成風”外，各本亦皆點作二人。以語義及事類論，實與“惠公、仲子”為一例。楊伯峻亦言：“隱元年《經》云，‘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文例與此同。”且駁惠棟《補注》以“僖公成風”是一人為“母以子氏”之說。以稱法觀之，“僖公”亦為諡爵稱法，“成風”則諡姓稱法，皆雙複合稱謂。成風乃僖公之母，則“僖公、成風”是子與母之人名連舉。
楊樹達《中國修辭學》第六章《別白》及《混淆》以“惠公仲子”與“僖公成風”為一人之稱，是“以子系母”；又曰“《左傳》昭公元年稱‘武王邑姜’，此亦以夫統妻也”。然則昭三《傳》有“胡公大姬”，又當作何解？豈亦可作一人之稱乎？亦止可避而不及矣。
昭三年《傳》云：“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此“胡公、大姬”為二人，各本皆無異議。⑤蓋若以之為指“大姬”一人，則與春秋時之社會性質、政制及意識觀念全不合。若春秋之男權等級制社會，言及政事，安可舍夫而著妻、抑男而揚女？杜注云：“胡公，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杜預於此，注意明朗，以“胡公、大姬”為二人之稱，已不若其注“武王邑姜”矣。“胡公、大姬”是夫與妻二人之連舉。“胡公”，“胡”蓋是其諡，“公”亦其爵號。“大姬”者，襄二十五年《傳》云“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杜注：“元女，武王之長女。”以其為長女而稱“大姬”，“大”猶“大子”之“大”，即“太”，實是排行詞。則“大姬”與“伯姬”義同，而較“伯姬”之稱更含敬貴之意。是“大”亦相當於女字，蓋亦其尊號；“姬”則其姓。是“胡公”、“大姬”亦皆雙複合稱謂。
是以“惠公仲子”非惠公之仲子，“僖公成風”非僖公之成風，“胡公大姬”非胡公之大姬。均為二人名之連舉，于文法為並列結構，非偏正關係。通《左傳》之文理，貫前後之稱法，則與此結構相同之“武王邑姜”必亦是二人之稱，非“武王之邑姜”。楊伯峻謂此種稱法“以表明邑姜乃武王之后”，然考《春秋左傳》，女子實無此類稱法。女子之字姓、諡姓一類雙複合稱謂若欲系於其夫，其稱法當如昭二十年《傳》之“襄夫人宣姜”、哀十二年《傳》之“昭夫人孟子”，或如《晉語三》之“獻公夫人賈君”。不言“襄公宣姜”、“昭公孟子”、“獻公賈君”者，蓋已成二人之稱，春秋時之稱法如此也。故若欲“表明邑姜乃武王之后”，則于《左傳》之文，必有他詞廁其間，成一較鬆散之系稱法，如隱元年《經》前《傳》有“惠公元妃孟子”，文十八年《傳》有“文公二妃敬嬴”，昭二十八年《傳》有“鄭穆少妃姚子”。則此當作“武王后邑姜”，或“武王夫人邑姜”，而不應取“惠公仲子”、“僖公成風”、“胡公大姬”此類表二人之稱法形式，以其有混淆視聽之弊。太史公去古未遠，當更諳古人稱法之制，亦俞正燮《癸巳類稿》五所謂“司馬遷於《春秋》古文好學沉思，心知其意也”。
尋繹上下文意，求索《春秋左傳》之稱法，《傳》文之意蓋說，武王與邑姜會而生唐叔這一夜，武王夢見天帝對自己說：“我命你生子，取名叫‘虞’，我要把參星之地封給他，讓他在那裏繁衍子孫。”其文義之邏輯順序是：有一天夜裏，武王夢見天帝對自己說……就在這一夜，邑姜得了身孕。是一如史公之釋。《晉世家》之文實轉譯了《傳》文之真意，然未為後人矚目；而孔穎達之曲解，則為世人所因襲。太史公含冤千古，應予昭雪。
司馬遷于《晉世家》轉譯《左傳》此文之外，尚于《鄭世家》直録《左傳》之文，不加譯釋。然《晉世家》之文已表明太史公以《左傳》之“武王邑姜”為二人，則《鄭世家》文亦當點作二人，方合史遷之原意，而今標點本《史記》則按孔疏之說點作一人。點譯史遷之文而不依史遷之意，若太史公有靈，豈不疾呼：“謬矣，斯非吾意也！”
注：①洪亮吉《詁》引賈逵、服虔“己，武王也”以解“夢帝謂己”之“己”，似亦贊同賈、服之說；惜其終未明言“武王邑姜”為二人，意亦曖昧也，故今之標點本仍點作一人之稱。
②在孔穎達之前，已見《水經注·晉水篇》有“《春秋左傳》稱唐叔未生，其母邑姜夢帝謂己”之文，是酈道元已誤解《左傳》文意。然為此誤讀誤解立說而影響後世者則孔穎達。
③《史通》卷十六謂太史公不見《左傳》，實非深察之見。漢初雖不行《左氏傳》，亦非無《左氏》之書，身為太史之司馬遷父子可得而觀焉。《左傳》之跡，《史記》中亦屢屢而可見也。《日知録》卷二十六亦言：“凡《世家》多本之《左氏傳》。”
④《集解》本初版隱元年《經》誤作一人讀，重版已糾此失；然所附《人名索引》亦誤立“惠公仲子”條，而重版未糾。
⑤惟韓席壽《左傳分國集注》于“惠公仲子”、“僖公成風”、“武王邑姜”及“胡公大姬”皆點作一人，自是誤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