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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下午5点多，我在昆明学府路一家单位参加一个会议。偶然间翻弄手机，突然在重庆新诗学会联谊群里面，看见著名诗人傅天琳大姐转发的重庆晚报公众号《以生命雕刻〈红岩〉的杨益言走了》一文，顿时悲从中来，不得不找一个僻静处任凭眼眶潮湿着。 对杨老我是永远心怀感恩而充满敬意的。我想，如果没有杨老对一个后来者的提携，也许我的文学创作之路走不到今天。 1993年，我还是一家军工企业的职工时，成都一家出版社要出版我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出版社建议我请人写一篇序言为好，以示慎重。请谁呢？我首先想到少年时最喜欢的一本书《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老师。我可是读着《红岩》长大的。于是，我就冒昧给杨老写了一封信。不知他的详细地址，只是听人说他住在上清寺。我就在信封上写上“重庆上清寺杨益言先生收”，没想到杨老还真的收到了那封信。得知我的意图后他很快回了信，并让我把书稿寄给他。大约一周后，杨老亲笔给我写了这一篇序言。 我怀着感激之情把杨老给我写的序言，收在了我的《桔红色的黄昏》一书里。刚好那几天北京作家刘震云邀请我去参加一个青年作家座谈会，我就把这篇序言和我的书稿带到了北京，想征求一下意见。在农民日报报社里，王蒙、刘震云、莫言、张洁、张抗抗等，见着有德高望重的杨益言先生为书写的序言，便纷纷在小说集扉页签名祝贺。刘震云笑称“你这部小说集有十多位正活跃于当代文坛的著名作家集体签名，可能创下了一个全国之最。”这部小说集的出版，在当时引起了较为热烈的社会反响，市内外多家报刊发表了评论，重庆市总工会还特别授予我重庆市职工自学成才奖。作为一名业余作者出版第一本小说集，竟获得如此高的荣誉，真的给了我极大的鼓励。 出于一种感恩的心情，我很希望早日见到杨老。可他说“这么一点小事，不要挂在心上”。1996年10月的一天，当我终于敲响杨老在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的家门，迎接我的是满面笑容的杨老和他的夫人何明扬女士。年过七旬的杨老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连声说“欢迎、欢迎你！”一瞬间，我就感受到了这位前辈的和蔼可亲。 那次在杨老的家里，通过3个多小时的深入交谈，我才第一次走进了杨老的革命生涯。 杨益言出生于重庆北碚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岁就由北碚兼善中学考入了上海同济大学机电专业。求学期间正值全国内战爆发，同济大学掀起了爱国主义热潮。当时杨益言作为党的青年积极分子，和同学们创办了一份地下革命刊物而遭到了当局通缉。1948年，他刚撤回重庆就被捕入狱。在渣滓洞集中营，他被关在2号牢房，与关押江姐的牢房相隔十几米。他对江姐及其他难友与反动派的英勇斗争，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就在重庆解放的第4天，即1949年12月4日，杨益言在《国民公报》上，悲愤地发表了《我从集中营出来》一文，用铁的事实揭露了反动派在集中营制造的滔天罪行。这篇文章随同罗广斌等一批大屠杀幸存者的回忆录面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1958年，在重庆市委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帮助下，杨益言、罗广斌承担起了以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革命先烈斗争事迹为题材，创作长篇小说《红岩》的任务。他们以深厚的生活积累、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出色的艺术才能和坚韧的创作毅力，历尽艰辛，为时3年，四易其稿才完成了这部巨著。 后来，杨益言还陆续写出了长篇小说《大后方》（与人合作）、《秘密世界》、纪实文学《红岩的故事》等七八本革命题材著作，共达160多万字。杨老还应邀到学校、厂矿、农村和军营做过1300多场报告。 那天，杨老的精神特别好。他的夫人告诉我说杨老前不久生了一场病刚刚痊愈，有好多时日都没有像今天说这么多话了。 在家里吃了午饭，杨老不顾夫人的劝告，甚至放弃了午休时间接着和我叙聊。他在点评了我的几篇小说后，说你的作品很有生活气息，要发挥你生活在基层的优势，多关注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题材。他还鼓励我要尝试写长篇，因为短篇小说很受篇幅的限制。 从那天第一次见到杨老后，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时常把杨老的勉励挂在心上。后来，我在企业子弟校担任校长，与下岗职工子女接触多了，有感于他们不甘命运摆布的倔强，从而写作了长篇小说《偏岩》。《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30多家报刊都发表了热评，小说还获得了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 2003年2月21日，当我把这本书送给杨老时，他给了我很多的鼓励。杨老还从家里的书柜拿了一本《红岩》回赠给我，并为我题词“自信自尊，勇于创新”。 （作者系江津区作协副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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