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战国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和伟大诗人，作为一位政治家和爱国志士，他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他的忠肝义胆，执著无悔，成为千百年来华夏儿女心中，爱国主义的伟大形象，光明和正义的化身。他高尚的政治情操和理想，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壮怀激烈的气节风骨，融注着我们民族伟大而悠久的历史精神，显示了民族的无穷力量，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在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冲锋献身。
也许是因为对屈原的敬慕，一直想拥有一套古旧《楚辞》，能随时翻开，穿越几千年，看一看那年那月人们心中的屈原。为了能有一套原刻本，几经周拆,托书商在外地给打捞了一套金陵书局刊刻的《楚辞》。
屈原作为人民诗人，写下许多不朽诗篇，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最早出现的伟大爱国诗人，中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者和杰出代表。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山川人物、历史风情，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且具有浓郁的楚国地方特色和神话色彩，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并且成为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屈原也因此被世人称为“诗歌之父”，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唱的新时代。鲁迅赞他，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梁启超首推屈原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郭沫若评价屈原是一颗闪耀在“群星丽天的时代”，“尤其有异彩的一等明星”。闻一多评价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20世纪初，屈原又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成为千百年来中外都在纪念历史伟人。
《楚辞》注本繁多。其中最有价值的是王逸作《楚辞章句》和朱熹注《楚辞集注》。
《楚辞》一书是经战国到东汉经多人陆续编纂而成。西汉时由汉高祖刘邦之孙准南王刘安及其宾客辑成《楚辞》，时为十六卷，影响较大，成为当时较流行的本子，奠定了《楚辞》一书的基础。
后东汉著名文学家王逸，对《楚辞》进一步进行注释，作《楚辞章句》。王逸《楚辞章句》中，除了收录屈原作品之外，还辑录了宋玉、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的作品。还增加了自己的一篇《九思》，作为《章句》的十七卷。《楚辞》始改编为十七卷。
《章句》对《楚辞》各篇作了文字注解，记述了各篇的创作由来，创作时间，和作者经历，简释题意和阐述作者的创作意图，然后再对每篇作品逐句作注，着重词汇的解释。王注保存了不少汉代的旧说,对《楚辞》中的方言土语亦多能指释。《章句》对《楚辞》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在诠释词义、句意，阐说作品思想内容等方面，都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是《楚辞》成书以来的第一部全注本，是现存《楚辞》注本中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是研究《楚辞》价值极高的重要文献。东汉以后的学者无不以它作为研究《楚辞》的底本。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千年后，在《楚辞章句》的基础上，南宋洪兴祖又作了《楚辞补注》，是对王逸的《楚辞章句》所作的补充，“在义理上加以阐发引申，在名物训诂方面加以考证辨析”。紧紧依托《楚辞章句》这一现存最早的完整的楚辞注本，先列王逸原注解于前，再旁征博引、疏通考证,肯定了王逸所注,加入自己独到的见解,总体与《章句》相同。
此后，在《章句》和《补注》的基础上，朱熹任潭州（今湖南长沙市）荆湖南路安抚使时（1193年），又作了《楚辞集注》。书前题署的时间为庆元五年，可知成书于1199年。
朱熹注释《楚辞》，是有其政治目的的。南宋时期,宋金民族矛盾尖锐,在宋统治集团内部存在主战、主和两派，朱熹属主战派，他借注《楚辞》，极力颂扬屈原忠君爱国之心与高尚品质,以寄托自己的爱国之情,同时斥责杨雄失节，臣侍王莽为“罪人”,实为对投降派及混在主战派阵营中的投机者的间接批判。
朱熹为南宋一代儒宗，他注释典籍往往在汇集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多有创见。朱熹注《楚辞》亦如此。《楚辞集注》重新编排了《楚辞》的篇目，在注释方法上也与前注不同。其《楚辞集注》为楚辞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代表了宋元时期研究楚辞的最高成就,是楚辞学史上，该书“是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之后，一部承前启后的继往开来的大作,标志着《楚辞》研究由汉学向宋学的转捩之点。”是众多《楚辞》注本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是研究楚辞的最佳善本，也因此成为后人治骚的“必读书”。
集注闻世后即有多刻，其传本当以宋理宗时雕印的“端平本”为最古最好。
宋端平二年（1235）朱熹之孙朱鉴的。将《楚辞集注》的三个组成部分,即《楚辞集注》、《楚辞辩证》和《楚辞后语》合理并行编辑进行刻刊，并附上邹应龙、朱在、朱鉴的三篇跋文进行刻刊，全书通体完善，字大悦目，镌刻精良，为宋刻本之代表作品。为今存最早、最完整的《楚辞》刊本，史称“端平本”，有较高的文学、版本学价值。宋端平二年（1235）朱熹孙朱鑑刊本《楚辞集注》，现藏国家图书馆，为海内孤本，是目前宋本中年代较早且最完整的一部。
《楚辞》“端平本”在中日外交关系史上还有一段佳话。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双方为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进行着艰苦的谈判。在即将达成协议的9月27日,毛泽东与田中进行了友好的会谈。会见结束时，毛泽东指着书橱上的《楚辞集注》说：“这套书是送给田中首相的礼物。”这一次会面，对中日谈判是一个有力的促进，这次会面后的第三天，两国即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毛泽东对古典诗词有很高的造诣，1957－1958年间，他曾专门收集《楚辞》的各种版本及屈原著作50余种，其中有19种由国图提供。毛泽东送给田中角荣的就是国图藏北宋端平本《楚辞集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的影印本。
毛泽东主席把端平本做为国礼赠田中角荣，此后田中角荣又将毛泽东主席所赠宋端平本由日本读卖新闻社影印,限量发行一千部，每附有田中的前言及日文解说等。成为中日建交的破冰见证，更为世重。
所购日影本，虽是影印，但很大气，当時书家尽管要价高些，还是乐购了，每每翻阅，令人心赏目乐。
为了能有一套原刻本，后便托书商在外地给打捞了一套金陵书局刊刻的《楚辞》。所购《楚辞》十七卷，清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书局刊本，一函四册，纸质细腻，薄而松软，开本敞阔，行格疏朗，方块字白绵纸精刊，首有牌记“汲古阁原本同治十一年春金陵书局重刊湘乡曾国藩署检”。书高29.5厘米，宽18厘米，距今已有130多年，不光书纸已呈沧桑之色，而且丝绸线也已发脆，不易翻动。部分书页上有前主人的批语，得之虽不能言愛不失手，也有爱倍加，为了更好保护使之久传，对个别易损地方冒然进行了整护，以便於翻阅。
金陵官书局，又称江南官书局江宁书局，是清末创办较早而又影响较大的官书局之一。
清初内府武英殿设修书处，掌管刊印装潢书籍，其刻本最富盛名，称“殿本”。后来武英殿允许各省翻刻，各省的官刻书才逐渐增多。到了晚清，曾国藩力倡“文化中兴”，同治三年率先设立金陵官书局，在他的影响下，各地官吏纷纷仿效，不久，相继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官书局20多个。书局正式纳入官办，给予了人员、经费上的保障。这些书局，出官帑刻印了一批质量较好的书籍，数量大，流通广，在晚清图书业占有重要地位，史称“局本”。这些刻本在编纂、校勘、雕印和装潢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有些丝毫不逊色于清初的“殿版”，一扫清后期刻书业的颓败气象，演绎了一段中国雕版印刷史上最后的辉煌。
金陵官书局的刻书尤为著名。底本多为善本，曾国藩又坚持“但求校刊之精审，不问成本之迟速”的原则，有的曾国藩亲自参加校阅。因故刊本质量上乘，所刻各书当时人们皆视为善本。所购《楚辞》为汲古阁原版复刻，可为优上加优。
常熟毛晋集藏书家和出版式家为一身，创建汲古阁。汲古阁刻书达到了中国古代私人出版业的高峰。毛晋酷爱买书、刻书，他不惜重金大量购藏善本书籍，为刻书提供版本来源，先后购藏宋元本及其他善本达八千四百册之多，还重视旧抄本和残本的购藏。他聘请学者校勘，并招募集合刻工，拥有自己的一支相对固定的技术力量，其家刻书品种之多超过任何一家坊刻，例如汲古阁曾影刻宋本，到乾嘉时代更为精审，这种刻印的古书，可以和原本丝毫不差。因毛晋的藏书处叫汲古阁，其刻本被后人称为汲古阁本。汲古阁本是明末刻本中的精华，明末清初天下最通行的版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汲古阁板，至今流布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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