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体关系入门基本理论与应用』第七章强·鲍比：依附理论 ?3 2017-03-27 无限笔迹 无限笔迹 wuxian-bj 心理学资料 情绪剥夺 鲍比经常被批评太强调身体分离所造成的影响，而忽略掉没有情绪响应的重要性。然而，他确实有注意到在没有身体分离的情形下，所发生的较不具实质形式的剥夺(Bowlby，1988)。他发现父母会威胁遗弃某个小孩，或甚至似乎并不少见的会威胁去自杀；这对孩童安全所造成的伤害，如同实际分离般，而可能导致某种倒转的关系，即父母反过来寻求孩童的照顾。这样的孩童会害怕离家，例如：上学，怕万一他们回家时父母亲不在；他们可能就会发展出某种强迫性的照顾型态，而在他们（以后）的关系中一直持续将之作为某种对焦虑和愤怒的掩护。 鲍比充满热情地撰写有关孩童他们的感受或觉知被否定时所造成的不公正。主张某特定事件并未发生，或他们并没有或应该没有而其实他们确实有的感受，这样做会让孩童困惑而造成他们的孤立。这些违反现实的事情只能在某种不兼容的内在运作模式下，或者排除特定感受及觉知以作为“坏”自我的部分，藉由包容它们来加以解决。在极端情况下，防卫性排除会产生多重人格疾患，此时，思考、感觉和行为的自主系统会被活化，但彼此互不相涉。 鲍比的晚年论文（Bowlby，1988)探讨到家庭暴力、虐待以及忽略对孩童的影响。他的焦点总是在父母的童年中所内建的内在模式之演出（enactment)上，显示感受和行为的型态是如何在世代间相传，而不是只归因于责难上。他也满怀鼓励地指出重点，即那些童年有创伤和不快乐经验的人，并非命定要在他们的孩童身上施加类似的痛苦。因为我们有内建行为与感觉系统的潜能，包括对他人有回应性的照顾，特别是对孩童，如果我们能够处理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就不会受负面型态所支配。把过去的经验和针对冲突与痛苦情绪的解决方法加以整合，就不需要防卫性排除。如果我们能承担我们的过去，我们就能瞻望未来；当前的经验可以是新的经验，而不是旧有创伤的一种重复，旧有型态是可以被修正的。 治疗 当鲍比的主要贡献是在社会政策领域时，他也维持一小部分的精神分析实务工作，并发展出他自己对心理治疗的取径（Bowlby，1988)。他的看法必须放在客体关系之前的精神分析脉络下来看，即“依赖”被视为基本上是婴儿式的，而“依附”则被认为是基于身体需求的满足。克来茵和弗洛伊德学派的取径都是把较大的重点放在内在心理因素，而不是视外在事件和影响力为神经症的病因；因此内在过程成为心理治疗的主要焦点。 就像费尔邦一样，鲍比的主要讯息认为人类是寻求接触的（contact-seeking):我们的身心健全大部分仰赖于我们的关系状态。我们并不是从依附那儿成长过来的，虽然我们的关系发展模式和依附型态会改变。心理治疗的目标是要诊断病人或案主的依附型态，大部分透过她如何和治疗师建立关系的方式，以便发现什么是主要的事件及影响力，而来产生她那特别的内在运作模式，并且去改正和矫正那些现在受限或自我挫败的型态。这些目标只有在治疗关系本身是属于安全和信任下，才能达到。治疗师的角色和母亲面对孩童的角色有很多是相通的，从关系的最早阶段直到分离都是如此。 心理治疗和咨商的基本职责是在治疗关系的可靠性及一致性之下，创造一个安全的堡垒。只有当案主或病人觉得对治疗师的回应与同理共感有某些信心，她才能够拐个弯进入有风险的地区去。然而，带着治疗师的了解和支持，她会开始去探索她过去和现在的内在和外在世界，努力表达她自己及了解她自己。 一位以依附为导向的治疗师，会特别把注意力放在过去和现在与案主的关系里，当然也包括治疗关系。鲍比强调关系的质量和一致性，与事件一样重要，甚至比事件更重要，即使是创伤事件，特别是在以结构成为其内在运作模式而形成的有关预期、假设以及容纳能力上。因此，治疗师应该警觉到病人关系的质量：是否他们显示出安全、情绪矛盾、畏避或混乱的依附型态，以及这些型态是如何被经验及演变成行为的。同样可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是，一个在关系上能力受限的人，就表示会有困扰及深度的不快乐。 随着关系的焦点，也要注意到事件，特别是那些直接对依附产生负担的事件。童年时和家及家人分离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就如同父母有可能做出对孩童安全感的威胁般，不管是私下或公开，直接或是被孩童不小心听到的。同样的情形下，治疗的中断或其他当前依附人物的缺席，都被认为是重要而有可能导致某些困境，直到病人或案主有了某种足够安全的内在堡垒来处理这样的分离。 鲍比认为心理治疗应该是案主和治疗师两者之间一种平等而非阶层式的伙伴关系。他强调案主有某种自然的成长和发展能力。如同父母的任务是不断地适应孩童的需求和成熟，治疗师对案主的态度也应该是有弹性的关系而非武断式的权威。“心理治疗师的职责……是提供最好的条件让自我疗愈发生”（Bowlby，1988)。因为依附是生活根本重要的部分，治疗关系当然也就重要，而不只是作为一种移情议题的标志而已。 心理治疗的结束可以和青少年期相比拟。当一个足够安全的内在堡垒被建立起来后，随着其所意味的发展出丰富而有回报的关系能力，治疗师就能够被放下，但不是被遗忘。在成功的治疗之后，病人或案主会更了解和接受她自己，更充分及合乎现实地和他人建立关系，且更容易承受种种困境。她会发展出一种更连贯和连续性的对她自己的了解和体验，以及她本身发生了些什么，而能涵盖正向和负向的各种事件及影响力。 鲍比对心理治疗的种种提议是非处方性及非争议性的；它们基本上会达到某种恳求而把依附指定为人类生活中的一种首要性。他分享这一观点，和客体关系实务者相通的，即获取新经验对成长和发展的催化是非常重要的；光是领悟绝对不够。鲍比的中性语言，以及比较上较单纯的参考架构，使得他的理论被广泛接受。他那多学科所建立的基础，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即不同的学派跟专业可克服竞争和偏见，使其融合而能一起来进行工作。 评论 除了弗洛伊德外，鲍比对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所造成直接的影响比任何精神分析师都要来得大。然而，这个影响力只在他所探索领域那强有力的有限部分才属可能。鲍比把人当作一个机制而非一个主体来研究。他的重点在事件和外在生命上，重要人物的主要躯体缺席，造成可量度的和行为上的影响，而非内在现象。幻思和它们对关系的影响，在鲍比的内在模式里是没有什么空间的，它是被视为外在现实在遭遇发生学上已固定的行为和感觉调性系统时所产生的摄影般印象。“抗议”和“疏离”在克来茵学派的贪婪与嫉妒字眼之旁是属于平淡的字眼，而对于鲍比所确实提及的情绪状态之体验，则几乎不做进一步探讨。此--情绪上的空洞很可能就是惹恼其同事的地方，导致温尼可谈到鲍比的工作在他身上引发出“某种剧烈的反应”（a kind of revulsion)，而甘翠普则带讽刺地大声宣说鲍比是刻意要“解说人类行为的一切，除了就精神分析而言非常重要的之外”。 鲍比把母性剥夺的创伤置于所有其他创伤之上，只因为这是他所真正探索的唯一因素。父亲除了作为一个附加的依附人物之外，没有任何内在价值或角色。所有经验的、关系上的预期以及情绪模式来的可能阴影，都被化约到某个或其他的依附型态，而提供对了解五花八门的神经症与精神病过程，以及人类各种型态的一个贫乏架构。 就某方面言，鲍比的工作如果能始终维持在有关童年的身体事件之影响的主要硏究领域里，比如分离和特定的父母行为之关系，就能有更连贯和坚实的成果。那些可供量度和记录的事件，诸如母亲对婴儿哭声的响应以及她花在和婴儿互动的时间，就可以在婴儿的内在模式中找到一个逻辑的位置，以之作为一个对所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直截了当的表征。和孩童有关而没有被提及或被感受到的，其影响力在他的理论中远远找不到一个根据，因为必须要完成一条太长的演绎线索。虽然很容易找到家庭型态的相似处——雷同于Skyimer及Cleese(1983)所提家庭的隐喻式屏障背后所置放的种种感受和感知，即那个产生和媒介这些动力变化的更为精巧的氛围阴影，需要一个以意义作基础的取径方式。鲍比的理论架构太过于行为导向，以致无法对主体世界公平对待。如果他能承认他的取径所涵盖的领域有限，这点就不会是一项批评了。 鲍比在选择这一硏究焦点是具有很敏锐的洞察力，那是很清晰、特定且具有当时社会的关联性。他兴趣领域的具有话题性，一开始促成他的讯息广被接纳，但之后则被阻断。 在战时，分离是许多人共同的一项经验，男人们长时期地转身离开他们的家庭，城市里的孩童避难到乡下，在许多情况下，女人们同时被剥夺掉伴侣和孩童。军人们所承受的创伤，由比昂、苏德兰和费尔邦加以探究；温尼可则聚焦在那些逃难而无法轻易寄养的孩童的需求上。 然而，妇女的不适几乎不被触及，除了由温尼可和鲍比错身而过外。与这并行的是一种骑士般傲慢、不经心的政治态度，认为妇女被放到一边看不见，而男人则被过度剥削作为战士。例如：当妇女被要求去工厂工作，就广设幼儿园，而它们对幼儿的好处就被颂扬：日间照护会让孩童们更为独立及社会化，并提供他们空间和刺激。到了战后，回来的男人们需要有职业时，幼儿园就被关闭起来。此时妇女的位置就被说成应该待在家里，而那些没有被母亲们全时照顾的孩童就被说成是有无可挽回的伤害的危险性。“母性剥夺”成了一项口号，给那些无法符合全然母职标准照顾的妇女们泼了一盆冷水，而对那些整天待在家里的人，则有假相的安心，不管她们心中是多么怨恨。那种社会所诱发的愧疚，被用来作为一种控制工具，却被医院及机构中的政策所背叛，在那里，孩童们依常规和他们的父母分离开来，如果他们抱怨的话，就视其为“被宠坏”。只有在最近几年，才有人采取某种比较客观的、不是那么单纯化的态度来因应幼儿的需求，导致一种更有制度及弹性的取径，而能考虑到个别家庭的各种情境。 因而鲍比的工作领域，在过去和现在都特别容易遭受到扭曲和剥削。一部分是因为女性主义对他的抗议一直很强烈。然而，如果他的作品在阅读时也能根据他所在的社会脉络来看的话，他给人的印象是中庸而非狂热激进的，虽然他很清楚较喜欢传统对年幼孩童的照顾方式。他赞扬大多数文化下的大家庭制度，认为那是可以很自然提升属于安全、享受及放松的关系，同时他也慨叹二十世纪西方社会核心家庭的孤立。在此他实践了他在分担家事上所宣扬的，这对他那种社会阶级的男人而言是非比寻常的。他考虑到幼童的独力照顾对任何一个单身男人都是一项需索大且孤立的任务，强调“如果某个社群重视它的孩童，就必得珍视他们的父母”（Bowlby，1953)；他也指出依附如果有附加上对孩童主要照顾者之外的人物的依附，那是更加强它而非把它稀释掉（Bowlby，1969)。他是用财务上的协助来避免孩童被人照顾，而使幼童的母亲不必去工作的一位早期拥护者；但他也记录了母亲有职业的孩童，并没有证据证明当孩童有好的替代照顾时，他们还会受苦（Bowlby，1953)。 鲍比本人相对上被剥夺的童年经验，必然是他持续数十年聚焦在其研究上的动力源泉，而源自此情绪根源的热情必然影响到他如此对孩童需要母性照顾的坚持。这一点，或许我们可以记起来那位必然渴求着他奶妈——即使不是他妈妈的住宿学校的七岁小孩。然而，他似乎也试着避免他个人的观点偏离了他工作的客观性。他对那些不想全时照顾他们小孩的母亲的严厉话语，被他的代间家庭动力学的观点所缓和，且和他对学校甚至要把新生儿去除掉母亲照顾的政策所产生的暴怒相互配合（Bowlby，1988)。他认为三岁以下的孩童，理想上应该由一位有意愿且快乐的母亲给予照顾，同时他也能正视她对他们的照顾常常中断。他鼓舞幼儿学校来照顾三岁以上的小孩，也发现到在职场上班的母亲这样的想法虽不是令人合意的，但不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鲍比的识见虽有限但却精确，他的风格绝大部分是缺乏热情的，而这些则是诸如温尼可和甘翠普这些理论家非常吸引人的特质。如果我们可以接受这些限制是手边职务所必要的，鲍比所打开的门户甚至是其他理论家所没有注意到的。他的目标是针对精神分析给予重建强有力的科学精神，做出和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连结，并聚焦在会导致情绪困扰的外在事件及影响力上。在这些领域中，他建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鲍比常常在客体关系学派的回顾中被忽略掉，同样地，他的同事也对他那以行为及外在而非真正心理取向的工作不予重视。然而，他总是认为自己对客体关系颇有贡献：“我和客体关系学派是一起的。”他说：“但我是从现代的生物学概念重新整合陈述它的。那是我自己的独立识见”。纵令它的不服从主义，依附理论所主张的和客体关系的信条是密切关联。它坚持全然以关系为首重，而且是唯一有结论性地证明此点的理论。“运作模式”（working model)这个概念是内在世界的一个实务版本，虽然比较生硬且不敏锐，和内在关系结构是全然配合在一起的。它对主流的精神分析是有害的，使得较偏向哲学取向的人们无法提升到鲍比所挑战而成为富科学上精炼素养的层次。 依附理论因此既是研究行为和情绪的心理生物学决定论者的根本重要基础，而且也是一个能用来贯通理论和专业导向的架构。鲍比的取径和比较属于观察取向的美国精神分析传统较有关联；康伯格曾写到他希望能把鲍比和费尔邦的理论和玛勒、雅可布森以及其他人的理论面向综合起来。鲍比提出了一个对精神分析内、外不同观点加以整合的基础。 或许鲍比在一个可清楚区分的生命领域之严谨且详实的研究中，发现了安全以及满足感。他所散发的是客观性而非魅惑性，他能在那些第二把交椅的人中胜出，确实不是意外。但对于向之前的弗洛伊德希望能有一个科学上可尊敬的心理学，而向之后的能有先驱的硏究，其跳跃的步伐是革命性的，就如同克来茵和费尔邦的理念般。他的研究工作具有强有力的方法学，使得那些喜欢有某种放纵情绪的风格的人们难以进行；但他的文笔流畅而清晰，一点都不干枯、抽象。奇怪的疼痛碎片不预期地浮现在一些为说明其理论重点的个案病史之表面上，在他整个作品中所点缀用的那些适切又漂亮的诗和引句中，在由社会对个体所肆虐而成的损害而爆发的愤慨中，以及在他所献身给不断改变而导致不被言传的极度痛苦之共通的社会政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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