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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烟·少年问学记 丁启阵 我少年时期的上学经历，可以说是一出闹剧，笑料不少。 六岁入小学，第一年，满脑子都是水中的游鱼，天上的飞鸟，树杈上的鸟窝，老师所讲的一切，简单如1+1=2，我都如坠云雾。于是，老师家访，对我父母说：你们的孩子好像不是读书的材料，不然就算了吧。父母说：他这么小，回家也帮不上忙，干不了农活，就让他继续坐在课室里吧。结果，第二年突然开窍，老师所讲一切，天朗气清，我成了有责任帮助后进同学的好学生，被安排跟差学生同桌上课，随时扮演辅导员角色。 念小学的时候，都不知道有考大学一说。那时代是推荐制度，从工农兵中推荐优秀青年上大学，且人数极少。我做梦也不敢做被推荐上大学的梦。初中临近毕业，忽然得知，我们都可以参加高考。但是，乡村中学，教师不够，课程开设很不完整，高中阶段，历史课只上了一个学期，地理一节也没有上过。加上我们六七百人的小村庄，有史以来从未出过大学生。村里人听说我要参加高考，有人预赠我“大镬生”称号，家乡土话，“学”、“镬”同音；有人当我面断言：本村要出大学生，除非大学生多如狗毛！——过了两年，在全国一年只招18万大学生的年代，我却考上了大学，而且是重点大学——现在的说法是一本，或者985。 小学、初中时期，因为没有远大理想，我一直是凭兴趣听课，读书。因此，语文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数理化成绩却相当糟糕。以至于，后来大一放假回家，路遇初中数学老师，他还对能考上大学表示百思不得其解：“不会是高考时试卷被弄错了吧？”那年我高考的数学成绩是92分。如果不是粗心，把一道简单的小题目的正弦（sin）余弦（cos）搞反了，就是满分100分。这位老师不知道，为了准备高考，我“高三”（复读那年）时数学又一次突然开窍，什么公式都能自己推导出来。 让我上学，起初文盲父亲的要求是，能看懂生产队工分簿，会打算盘。这样，我们家就不会遭受生产队记工员疏忽、会计有意克扣之类的经济损失了。后来，要求有所提高，希望我能看懂报纸。父亲的规划是，我念完书后去学木工，做木工师傅。我的大部分伙伴，都是学的泥瓦匠。父亲认为，泥瓦匠后生人（年轻人）扎堆，嘻嘻哈哈，学不到真本事。 父亲虽然出生于有土地出租的家庭——算成份不是地主也得是富农，但他父亲病死于他三四岁上，家道中落。因此，失去了上学的机会，早早做了富裕人家的放牛娃，没有上过一天学。但母亲出生于镇上有条件念书的人家，只是因为刚上学时有男同学总欺负她，因此放弃上学。因为后来吃了不少“睁眼瞎”的苦头，坚决支持儿女上学。用她自己的话说，只要我们念得上去，“挈裤当袄”——她从不用“砸锅卖铁”这个词语，她也愿意。我家情况，父亲外强中干，母亲外柔内刚，我家的大政方针实际上是母亲说了算。因此，我在家里看书，是受到保护的。《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文学名著，多是在父母理解、支持的目光中，安安静静地阅读完的。 父母都是文盲，这于我大为便利。只要手中捧本书看，便可以逃避许多家务、农事劳动。看什么书，他们是不管的，因为他们不懂。家乡人管文艺类书籍叫闲书，我少年时代，在家里，当他们面看的，基本上都是闲书。实在没有书看时，就看《毛选》，主要是看文章后边的注释，其中有许多关于国军将领、关于国共战役的故事，对我很有吸引力。 文革和文革刚刚结束的年代，乡村图书来源极少。不过，由于我语文课成绩好，喜欢读书，能讲故事，这些情况本村人都知道，小伙伴们也愿意把自家犄角旮旯发现的书本拿给我看。毕竟是文物之邦，寻常百姓人家，有拿书本盖各种坛子、加塞鞋样之类的优良传统。因此，我颇看了些没头没脑、只剩中间肉身的书。念初中后，讲故事给镇子上的同学听，这才知道，它们原来是《苦菜花》《大刀记》《连心锁》等等。 少年读书的问题，我还有一个办法：连环画，除了同学、亲戚家借阅之外，自己也购买过不少。我购买连环画的资金，有两个来源：一是直接从母亲放钱的柜头箱子抽屉里自取；二是拿了家里母鸡刚下的蛋，到镇上一家油盐店换成钱，再去供销社买连环画。那时候的连环画，每本六七分钱居多，一个鸡蛋正好买一本。两边衣兜里各揣一个鸡蛋，走三四里路，小心翼翼的，样子笨拙。现在想来，有些纳闷，为了买连环画，儿时拿过不少母亲的钱，但从未遭过母亲的训斥。木箱子是可以上锁的 ，但她从不上锁，拿剪刀尖头一撬，箱门就打开了。母亲也从不转移放钱地方。那个年代，普遍贫穷，小孩子偷拿家里的钱，是要“吃死柴”——往死里的！在我家，孩子拿钱父母的钱，不算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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