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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古史辨派科学求真精神，促成传统文化现代转型 编者按：在这篇文章中可以说中国考古学界“首次”清晰明确地向学界宣示了考古学与传统历史学的区别，“二重证据法”不是考古学，考古学有着自身的理论与方法。尽管如此，我们看到将“二重证据法”视为考古学，视为上古史重建不二法门，可以说自王国维以降已积重难返，这里也并非是王东峰先生的误解。早在二十多年前张光直先生就已指出：“考古学在中国是历史科学的一支，它的主要功能是重建史前史并且辅助文献史料重建古代史。”他呼吁将人类文化学引入到考古学中，建立考古学自身的理论与方法。这个如我们前面推送所指出的在西方早已成为共识。但张先生的声音依旧淹没在“二重证据法”的大潮中，至今依然泛滥，考古学之于历史仍然不能跳出其窠臼；走出'二重证据法'的考古学仍然有着很长的路。 2016年4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载了王东峰的《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辨析》（以下简称“王文”）一文，作者认为“王国维在继承宋代金石学、清代乾嘉考据学基础上，在罗振玉大力帮助和引导下，对研究方法进行弘扬和升华，把金石文献范围扩大到甲骨文、简牍、封泥、货币、玺印、文物、古籍等地下出土材料（王文所谓的地下出土材料，是出土地点和地层关系不明的非发掘品——传世流散古董文物），并将其与历史文献互证，创立了‘二重证据法’的古史研究法，从理论和方法上为现代考古学奠定基础，影响了中国学术界”。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仅就其把“二重证据法”应用功能和范围扩张放大，大声疾呼渲染它从理论和方法上为现代考古学奠定基础，影响了中国学术界问题，作一剖析。 考古学有独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如所周知，王国维于20世纪初期创立“二重证据法”，把历史文献记载与传世流散文物——如商朝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互证，以求得客观历史的事实真相。毫无疑问，相对于过去局限于简单依据传世文献记载研究历史，这在方法论方面是一大进步和突破。但归根结底，“二重证据法”属于狭义历史学方法论的范畴。与现代考古学基本特征、理论、方法乃至研究对象（考古学研究对象是经过科学调查发掘出土的发掘品——遗迹和遗物，而王国维在古史研究中使用的是传世流散的古董文物，也就是非发掘品）存在天壤之别，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 关于考古学的特点、理论、方法、研究对象乃至学科起源历史等，考古学大师夏鼐曾做过多次科学的精辟论述。概括其要义，考古学是近代兴起的一门新学科。它起源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初期：1760—1840年为萌芽期，1840—1867年为形成期，1867—1918年为成熟期，1918—1950年为发展期。考古学在成熟期从欧洲、北非、西亚普及到东亚和美洲，同时自然科学开始应用到考古学。1921年，现代考古学由瑞典人安特生传入中国，并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而王国维于1916年撰《〈毛公鼎考释〉序》，可视作“二重证据法”学说之开端，“二重证据法”比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的时间早了五年。 考古学有一套完整严密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最大特点是以田野考古为基础，根据科学调查发掘出土的发掘品——遗迹和遗物资料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在距今二三百万年以前，地球上已出现人类。人类出现以后的漫长时间处于史前时期社会；之后是历史时期社会，时间只有数千年。史前考古学的研究范围是未有文字之前的人类历史，历史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则限于有文字记载后的人类历史，两者的界限在文字的发明——不是孤立的单个字，而是意义明确的文字连书，俗称文字制度。如中国商朝的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 考古学与其他学科关系密切 考古学是一门涉及面极广的学科，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许多学科都有关系，必须得到这些学科的支持和协助，才能完成各项研究任务。例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和化学应用于对遗迹的勘探、对遗物成分和性质的分析，并测定它们的年代（如碳十四测年）。生物学和体质人类学，应用于鉴定发掘出土的植物遗存、动物和人类骨骸，并测定其年代。地质学、自然地理学、生态学和气象学等学科，应用于研究遗址所在地区的地史和自然资源，以及复原当地的自然地理气候环境。在工程技术科学方面，航空照像和遥感技术应用于遗址及所在地区地形地貌的发掘、测量、制图，对发掘出来的遗迹进行复原或在现场加以保存等。采矿冶金学、陶瓷学和染织学应用于对发掘出来的工场址、矿址、窑址等遗迹的考察，对铜器、铁器、陶瓷器、玻璃器、纺织品等遗物的分析和研究。造船学应用于对发掘出来的造船工场遗址和船舶遗物进行考察和研究。 至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等，都是分别就遗迹和遗物所提供的有关该学科的资料，进行研究和解释。狭义历史学应用于对遗迹和遗物提供文献上的解释和帮助判断其年代，以及就古代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作出说明，以补考古学的欠缺和不足。 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两个车轮 考古学和狭义历史学都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但由于二者的研究对象以及在研究中使用的素材、理论和方法等迥然有别，因此它们是两个不同的独立学科。有人说现代考古学是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二者之间的交叉科学；也有人说它是边缘科学；有的国家将它归入自然科学范畴；我国将它划入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负责新石器时代和历史时期社会的考古研究任务，在中国科学院设立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负责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任务。夏鼐曾经十分幽默而形象地譬喻说考古学和狭义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两个车轮，二者不可偏废。 狭义历史学的最大特点是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研究人类社会历史，但文字记载的史实往往有真、假之分，也常常存在错记、漏记和传抄时笔误以及以讹传讹等错误，需用实物资料来互证或补充才有可能求得客观历史上的事实真相。而考古学的最大特点是以田野考古为基础，根据科学调查发掘出土的遗迹和遗物资料研究人类社会历史。也就是说，考古学研究对象是科学发掘品，而不是非发掘出土的传世流散古董文物。考古学在研究工作中常常使用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是地层学和类型学。由此可见，王文大力弘扬渲染属于狭义历史学研究方法论范畴的“二重证据法”从理论和方法上为现代考古学奠定基础，影响了中国学术界之“立论”，实是混淆了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学科属性。 （原文刊载于2017年2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附：王东峰的《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辨析》主要观点： 王东峰的《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辨析》主要观点如下：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源流来自于宋代金石学、清代乾嘉考据学以及罗振玉对王国维学术研究方向的指引；王国维将金石文献的研究范围扩大到甲骨文、简牍、封泥、货币、玺印、文物、古籍等地下出土材料；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从理论和方法上为现代考古学奠定基础，影响了中国学术界。 责任编辑：玮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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