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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古籍库” 小库按 上周我们读了孙钦善老师关于孔子与《易》《书》《诗》的关系的论述（详见《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上）》），此篇接上文。 现在流行的“三礼”，其成书皆直接或间接与孔子有关。 《仪礼》为记载礼节仪式之书。《汉书·艺文志》著录：“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原作七十篇，据刘敞说改）。”因只存十七篇，仅限于士礼，故有《士礼》之称，旧说认为是秦始皇焚书后的残余。《史记·儒林列传》说：“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散亡亦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这里说《仪礼》传自孔子。至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序》、贾公彦《仪礼疏序》认为周公所作，后人多疑其非。清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曾辨《仪礼》非周公所作，其言甚详，并据《礼记·杂记下》所云“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认为“《士丧礼》之文昉于孔子”。至邵懿辰《礼经通论》则明确认为：“《礼》十七篇盖孔子所定。《檀弓》（按，当为《杂记》）云：‘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据此，则《士丧》出于孔子，其余篇亦出于孔子可知。汉以十七篇立学，尊为《经》，以其为孔子所定也。”皮锡瑞《三礼通论》完全同意此见，认为“邵氏之说犁然有当于心”。这种说法不无根据。陈公柔《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一文（载《考古学报》1956年4期）把《仪礼》的《士丧礼》、《既夕礼》所记的随葬器物的组合形式，跟考古发现墓葬中的实际情况对比，认为《仪礼》反映的大约是战国初期的情况，而战国初期离孔子生世甚近，礼制不会发生多大变化。 《礼记》是后儒汇集而成的孔子及其后学传述礼制、论说礼义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记》百三十一篇”，自注：“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经典释文·叙录》云：“《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后人通儒各有损益。故《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缁衣》是公孙尼子所制（按：郭店竹简中亦有《缁衣》，学者认为亦为子思所作），郑玄云：《月令》是吕不韦所撰，卢植云：《王制》是汉时博士所为。”这些关于礼的传述和论说，在先秦多以单篇散章的形式流传，约在西汉前期被汇集、补撰成书。今传《十三经注疏》中的《礼记》即为其中的一部分篇什，称小戴《礼记》。孔颖达《礼记正义》于“礼记”题下引郑玄《六艺论》云：“案《汉书·艺文志》、《儒林传》云：传礼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名在也”，“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 今传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述礼制，一类陈礼说，一类解经（《仪礼》）义，与孔子所定的《仪礼》以及孔子关于礼的言行关系密切。 《礼记》和《仪礼》的关系有以下几点： 一 《礼记》在内容上比《仪礼》的范围有所扩充，不限于仪节形式，还包括政教、礼俗，属于广义的礼。如《王制》、《月令》、《学记》、《乐记》、《坊记》、《中庸》、《儒行》、《大学》等篇已超出《仪礼》内容之外。 二 《礼记》中解经义的一些篇什等于《仪礼》的传。如《经解》，孔颖达《正义》于题下引郑玄《礼记目录》云：“名曰《经解》者，以其记六艺政教之得失也。”其实《经解》并不限于泛论六艺 与政教的关系，而着重在谈礼与政的关系，解释礼的纲目，如：“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思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实际等于《仪礼》的总序。至于《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诸篇，则相当于《仪礼》每篇的小序，故郑玄《礼记目录》说：“《仪礼》有其事，此记释其义”（《乡饮酒义》题下《正义》引），“以上诸篇（指《冠义》等六篇）皆记《仪礼》当篇之义，故每篇言义也”（《丧服四制》题下《正义》引）又《服问》篇中例标“传曰”字样，与《仪礼》的《丧服大传》相似。 三 《礼记》中还记载了一些在实际生活中践屡礼仪的言和事，亦与《仪礼》相表里。 四 戴德、戴圣本从后仓受《仪礼》，而自传大、小戴《礼记》，可证《礼记》为《仪礼》之附庸。 《礼记》中记载了不少孔子的言行，也有一些他的几个主要弟子的言行。关于孔子的言行，须具体分析，有的直述《论语》，有的稍变其词，有的将具体言行改为礼之通则，有的为其弟子所记，而《论语》未收，这些方面都是有本之言，是可靠的。但多数情况确如何异孙《十一经问答》所说：“多非孔子之言，凡‘子曰’者多假托。”涉及其弟子言行者也是如此。 以上情况可以说明，《礼记》为儒家之书，出自孔门后学之手。 《周礼》本名《周官》，《汉书·艺文志》著录《周官经》六篇，颜师古注曰：“即今之《周官礼》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记》充之。”《周礼》序官辨职，涉及田制、兵制、学制、礼仪、刑法等方面的大政，包含着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料，实际上是一部政书。《考工记》虽为后人所补，无关大政，但也是先秦古书，是考证古代工艺、器物的重要资料。 《周礼》一书，或谓反映周公致太平之书（《后汉书·马融传》），或径谓周公所作（《周礼》郑玄注），此二说汉时已有人反对，唐贾公彦《周礼疏·序周礼兴废》载有异说： 《周礼》起于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附离之者大半，故林孝存（《后汉书·郑玄传》作“临孝存”，名硕）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 又有为刘歆所伪造之说，始于宋洪迈《容斋续笔》： 《周礼》一书，世谓周公所作而非也。昔贤以为战国阴谋之书，考其实，盖出于刘歆之手。《汉书·儒林传》尽载诸经专门师授，此独无传。至王莽时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且置博士。而河南杜子春受业于歆，还家以教门徒。好学之士郑兴及其子众往师之，此书遂行。 此说后世遵违不一，至清廖平《今古学考》、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认定不疑，实为今文学派门户之见。经过古今不少学者的考证，《周礼》成书于战国时代有历史依据，决非凭空臆造，但不限于反映西周一代的现实，而是综合了西周至战国的情况，并且包括编纂者理想化的成分在内，正如张心瀓《伪书通考》所说：“采西周及春秋时制度参以己意而成。”《周礼》体现了礼治的思想，表现出对周制的向往，其中也经常提到“法”，但是指“法则”或“方法”，与法家之法无关。因此《周礼》出自儒家无疑，但与孔子的关系较为疏远。  乐是与礼相配为用的，“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礼记·乐记》），所以礼乐并称。因为《诗经》中的诗都是入乐的，所以诗与乐又不可分。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说明诗、礼、乐三者关系极为密切。孔子既传诗、传礼，对乐也就很精通，《论语》中评论到乐的地方很多。 孔子还亲自整理过乐典，如《论语》载：“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 《春秋》本是春秋时鲁国史官按年月记载的大事记，等于鲁国的编年史，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历十二公，共二百四十二年。 论及孔子与《春秋》的关系，最早见于《孟子》，有两处谈到，一处是：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滕文公下》） 这里说孔子“作《春秋》”、“成《春秋》”，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在另一处又说：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离娄下》） 由此可知，《春秋》与晋国的史书《乘》、楚国的史书《梼杌》性质相同，为鲁国的史书，孔子只是取其义而已。综合《孟子》书中的这两段话，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孔子依傍鲁史而作《春秋》，并不是创作，只是整理、修订；第二，孔子整理《春秋》时曾取其义以行褒贬，因此从《春秋》叙事中可以看出孔子的立场与爱憎，这就是传统所说的“微言大义”。《史记·孔子世家》本《孟子》之说而又有所阐发、补充： （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焉；至于《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孔子整理《春秋》的说法虽不见于《论语》，但《论语》所表现的孔子的立场、观点，与《春秋》记事中的褒贬、爱憎完全是合辙的。因此，孟子和司马迁的说法是可信的。 （以上摘自孙钦善《古文献与古文献学》， 出自岳麓书社《古籍整理出版十讲》）  中华经典古籍库 微信号：jingdianguji  丰富自身文化修养 从关注一个好的公众号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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