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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制度：从身体照顾到心灵抚慰 2013年09月02日10:07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2日第496期作者：王一方 【核心提示】在现实中，医院里的价值诉求与境遇常常出现悖论：技术不发达时代，患者普遍秉持低期待，病情有改善即满意，那时医院是救渡生命的“诺亚方舟”；如今进入高技术、高消费时代，患者常常高期待，却迎来了低满意度。 在现实中，医院里的价值诉求与境遇常常出现悖论：技术不发达时代，患者普遍秉持低期待，病情有改善即满意，那时医院是救渡生命的“诺亚方舟”；如今进入高技术、高消费时代，患者常常高期待，却迎来了低满意度。 现代医院制度的历史其实很短。传统医疗模式中，医生在医院外（自己家中、村头、药房、上门）服务。古代医院制度大约始于313年，基督教在罗马成为合法宗教后，救死扶伤成为其教会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325年，基督教第一次大公会议（尼西亚会议）规定，凡教会建立之处必须配备慈善场所，凡建教堂之处都要有医护馆舍。巴勒斯坦地区的凯撒利亚主教巴西里乌斯（BasiliusvonCaesaria，329—379）在凯撒利亚城门旁边建立了第一所基督教医护所，在欧洲，法碧奥拉修女（Fabiola，399年去世）在罗马、兰德里主教（Landry，664年去世）在巴黎也相继建立起同样的机构。 在美国，早期医院仅仅作为宗教活动与贫民救助的场所，由慈善、宗教人士主持，提供非功利性服务。美国的第一批医院始建于18世纪，1713年，威廉·佩恩在费城建立了美国第一所慈善医院，主要的功能诉求是济贫，其次是照顾病人。以治疗诉求为主要功能的医院是1751年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和周边居民共同建立的宾夕法尼亚医院。1794年之后的50年中，医院逐渐成为医学教育和研究的中心，成为医学知识的温床，医院在医学职业机构中的地位大幅提升，继而成为医学权威的堡垒。战争中的战地救护强化了医生与医院的结合，也凸显了护理的职能。20世纪以降，随着声、光、电磁等物理技术向医疗技术的渗透与转移，增强了辅助诊疗设备、器械在医疗中的功能与地位，强化了医生与医院的技术强势地位。如今医院已演变为医疗技术中心，病人登门求医，集中服务，专科细分，人们生在医院，也死在医院。随着老龄社会的逼近，安宁疗护的兴起，医院作为临终者（hospital源自hospice）之家的职能也开始复兴，医护职责从躯体照顾延伸到心理抚慰，灵性照顾。 东方没有医院救疗的组织传统，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六疾馆、养病坊、安济坊（院）等机构，但都不是现代医院的格局，中文“医院”一词最早出现在1830年，专指传教士在商埠成立的医疗机构。日本历史上，明治维新之后出现“病院”一词，第一所病院可以追溯到1557年由耶稣会士LuisdeAlmeida创立的“悲悯圣家”。 在医院的进化历程中，南丁格尔是一位重要的推手。众所周知，南丁格尔是现代护理学的开创者，其实她也是现代医院制度的反思者和变革者。她的反省与变革主要聚焦于“治疗与照顾”的关系。她的不朽著作《护理札记》积极倡导以照顾为中心的专业化服务。在她看来，医院的核心价值是人性的呵护、周到的生活料理、身心的照顾、配合治疗的养护、病中的温暖和舒适。她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医院札记》则开启了以舒适为中心的设施改造运动。她深知疾病是一个身心蒙难的痛苦历程，完整的治疗一定不能只着眼于器质性损害的阻断与修复，而漠视焦虑、忧伤、沮丧、失望甚至绝望等心灵苦楚，更不能让他们生活在污浊、阴冷、肮脏、嘈杂的空间，食用不堪入口的糟糕饭菜。医院首先必须提供良好的“生活”境遇，然后才是良好的“治疗”环境。 当代医学史家查尔斯·卢森伯格是一位智者，他系统考察了医院制度的源流，从救济院起步，融入一种施舍文化，具体表现为救济姿态、最低满足与非商业化。这与当下技术为先（趋新、求尖）、效率为先（最大化、最优化）的医院文化迥然有别。卢森伯格的犀利之处是他洞悉了医院制度的致命弱点，即伤病者、求助者必须依赖“陌生人的帮助与照顾”。医院里医患关系的缔约双方是陌生人，凭着小小一张挂号单，医生成为病人个人生活的“闯入者”。为了自身医疗和保健的目的，患者要将个人的秘密告诉医生，甚至冒着巨大的风险去迎接伤害性药物与手术的干预，而他们对医生的德行技艺却知之甚少。人们在健康状态时生活在适意、恬静的家庭氛围中，尽情地享受着亲人的眷顾与温情；而一旦病魔缠身，躯体与心理遭受伤害时，却要暂别亲情的环绕，被抛入“陌生”的环境，向“陌生人”倾诉，并接受其救助与照顾。 在现实中，医院里的价值诉求与境遇常常出现悖论：技术不发达时代，患者普遍秉持低期待，病情有改善即满意，那时医院是救渡生命的“诺亚方舟”；如今进入高技术、高消费时代，患者常常高期待，却迎来了低满意度。今日的医疗高需求的原因很复杂，既有老龄社会的来临，又有民众保健需求的膨胀，还有医疗产业运行的惯性使然。 医学不仅只是知识体系，还是生命信仰，不仅面对患者的躯体，还面对患者的心灵，因此，从业者更渴望职业的大智慧。科学与人学、技术与人性、工具与价值的思考应该伴随其始终。临床中要处理好个体与群体、治疗与照顾、治疗与调养、干预与顺应等方面的关系，力避片面与莽撞，在德行修养方面，要时时在心中拷打理性与良知、真相与真诚、真理与真谛、正确与正义的价值选择，防止迷失。追求医生的职业人生是漫长的精神之旅，最终在偏见与正见之间找到精神驻足之地。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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