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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手》彭关心/演唱 来自草原读书会 00:00 04:06 张元龙，当过木匠，做过纤夫，扛过麻包。一九七九年以内蒙古文科第一的成绩考入南开大学。毕业后进入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视连续剧《阿霞》、《党员金柱有点忙》、电影《党员二愣妈》等农村题材的影视片。其中《党员二愣妈》获得飞天一等奖，几乎摘得全国电视剧所有大奖，斯琴高娃获得终身成就奖，小品演员黄宏获得金鹰奖。在此后的影视创作中，他获得了金鹰、飞天、华表、金穗、文华和“五个一工程”等各种奖项，成为圈内享有盛誉的“获奖专业户”。 我的父亲不识字，但他认识两字：张才。张才是他的名字，这两字如果连在一起让他认，他知道这是他的名字，可一旦把这两个字拆开了让他认，他就一个也认不得了。父亲还有个名字，叫张汉升，父亲的这个名字，他一生只用过两次，一次是刻过一个手章，另一次则是他去世以后在墓碑上刻的名字。村里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叫张汉升，但在他的五个儿女心中，明白这是父亲的官名。
父亲是个农民，一个普通的农民。任何一个北方农民应该会的农活儿，他全会，而且称的上行家里手。生产队的时候，他当了好多年的队长，农活儿如果拿不起来的话，不会有威信，这个队长是没法儿干的。生产队大大小小几十块地，哪块地今年得换茬，换茬的话适合种什么，这是一个生产队长必须了然的事情。一九七九年之后，生产队散了，各家各户自己种自己的地，但是仍然有很多人来问他家的哪块哪块地今年该种什么，父亲的话涉及到收成的好坏，所以人们对他的话都比较在意。 
父亲很小就没有父亲了，日本人的飞机来我们村扔炸弹，我的爷爷死于日本人的炸弹。于是父亲的童年、少年乃至青年就很自然地浸透在了苦难的岁月中，撵牛放马揽长工，有人欺凌没人疼。受尽委屈的父亲不忍让奶奶伤心，九岁的他跑到爷爷的坟头哭一场，哭着哭着睡着了，叫醒他的是荒野坟地里狂风裹着的暴雨，从爷爷的坟头到家是四里地，一个九岁的孩子是怎么在电闪雷鸣的瓢泼大雨中从沟壑纵横的坟梁上回到家的，我一直不愿想象。
父亲感谢共产党，共产党来了，给他分了房子分了地，娶了老婆生了娃，他确实是翻身了。父亲娶了我的母亲做老婆这件事，当时惊呆了一村的人，母亲是书香门第，家境殷实，怎么会嫁个不识字的穷小子？而且，介绍人居然是我母亲的亲哥哥。待我渐长，才找到了答案，我舅看上了父亲的实在。其实，父亲不单单是实在，他还有一个能耐，他会心算，五六分钟以内，能跟上算盘，准确率还相当高，只是舅舅们当时未必知道他有这个能耐。
我从十岁开始，就利用星期天割草卖钱。记得有一回，卖了四十一斤，是芦草，一斤一分二，我拿着赵爷爷递给我的四块七毛二分钱，高高兴兴回家，高高兴兴把钱交给父亲。父亲随口问了分量，便道：少两毛钱。我仔细一算，确实少两毛钱。当时已经过午，又是数伏天气，肚子饿的咕咕乱叫，母亲说少两毛就少两毛吧，快让娃娃吃饭哇。父亲把钱递给我，说:饿不死，去，跟官来爷爷重算一下，回来再吃。我极其不情愿地接过钱，返身出门，烈日下，一步一步蹭到官来爷爷家，官来爷爷听我说清来由，重新算了一遍，确实少算两毛钱，于是找我两毛。
我攥着这两毛钱，说不出来有多懊恼。当我把这两毛钱递给父亲时，没想到他却不接手，问我：你觉得这两毛钱你该不该要？我说确实算错了，这是官来爷爷给补的，该要。父亲却说：不该要，算错，是你自己粗心。去，把钱还给官来爷爷，就说是你自己的错。母亲急了，说娃娃饿了一前晌，割下草，背回来，黄河畔上，四五里地，因为两毛钱，你这个人——没等母亲把话说完，父亲一把把我推到门口，说：去哇，回来再吃！我含着眼泪，狠狠咬着自己的嘴唇，顶着令人眩晕的烈日，又去了一趟官来爷爷家，把攥得出了汗的两毛钱交到了官来爷爷手里。
事后，父亲说他当时怀疑我克扣这两毛钱，我说已经把那两毛钱要回来了，你又让我送还官来爷爷，为甚？父亲说：长记性。 
父亲脾气不好，生硬，还粗暴，说话像吼，一开腔高喉咙大嗓，母亲一生的埋怨就是“一辈子不能好好说句话。”确实，从小到大，没见父亲说过一句悄悄话，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事情，都是吼。早上一声：起！晚上一声：睡！做事情永远是：快点儿！短促，生硬，有力，嗓门儿之洪亮，隔壁两邻往往都会闻声打个激灵。
我们弟兄三个基本上让父亲吼喊得就像军营里的士兵，尤其是冬天，一听父亲喊：起！弟兄三个仿佛当兵的听见了军号，无论怎么不愿离开那个热被窝，也必兔子一样嗖地跳起。父亲从来不喊第二声，我们只要稍有迟疑，他就会一把掀翻被子，将我们缩成一团的光身子晾在炕上。冷啊，那时候不知道怎么那么冷，我们三个秃脑袋一边咻咻咻哆嗦着牙花子，一边把腿伸进冰冰凉的棉裤。 
父亲也有惜子的时候，记得是一九六一年的冬天，本来就是饿的立不起脖子的年头，我们兄妹几个又同时“当了差”（即出水痘，是一种儿童传染病）。父亲在县上开三干会，会上管两顿饭，中午一碗烩菜，一个二两面的馒头，晚上又一碗烩菜，一个二两面的馒头。父亲每天只吃两碗烩菜，将节省下来的两个馒头，夜里跑五里路，送回家来，分成四份，分给我和我的弟弟妹妹们。三干会开了四天，父亲给病中的我们带回八个馒头，那真是世上最好吃的吃食啊，我们拿着分到手里的那块馒头，哪里舍得吃啊，都在舌尖上一下一下地舔。他自己，实在饿得心慌，从瓮里捞一筷子咸菜，冲碗开水，呼噜呼噜喝完，哄哄肚子睡觉。
父亲在这个世上呆了八十四年，前四十二年为一截，后四十二年为一截。前四十二年说话靠吼，后四十二年一下不吼了，这是由于一次事故，父亲从拉煤的汽车上掉了下去，头部粉碎性骨折，人家把他弄到呼和浩特医院，住了九个月，出院回家后脾气一下没了。瞅着他一天到晚总是木木的盯着一个地方看，估计后半辈子也就这样了。医生也说，他能活下来是个奇迹，后半生会失去记忆，甚至瘫痪，让家属有个思想准备。可是后来的情况却没有按医生的说法走，父亲直到去世，一直保持着比较清晰的记忆和基本符合实际的思维能力，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一九八三年，我大学毕业，要参加工作了，父亲从老家来到呼和浩特，郑重嘱咐我，共产党会多，开会不要抢着发言，让人家说，自己听就行了，能不说就不说，实在推不过，出去尿上一泡回来再说。父亲虽然不识字，但他是个老党员，又当过多年的社队干部，这可能是他的经验教训吧。
我那时候年轻，对父亲的话不以为然，我说，那不成装起的一口袋了吗？（内蒙方言，意即呆傻）父亲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抬起眼皮，迟迟疑疑的看了我一眼。
我的工作是拍电影和电视剧，三十多年下来，也拍了二三十部所谓的作品，可是父亲从来没看过我拍的东西，二弟还给父亲抱去个彩色电视，安装了天线，但是父亲仍然连一眼我拍的电影和电视剧也没有看过。父亲从来不问我拍电影的事情，我拍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在社会上获得了什么样的奖励，有什么反响，父亲一概没兴趣，一概不知道。他唯一的爱好是听评书，每天午后是他听评书的时间，一到点儿，他和继母就会正襟危坐在炕上，两人轮换举着巴掌大的收音机，听得如痴如醉。评书一完，父亲就像过足了瘾一样，立马跳下地，烧火打炭，筛草喂羊，该做甚做甚。
我问他为什么那么爱听评书？他说，评书里头有道理。我说什么道理？他说：做人的道理。我说电影电视剧、唱歌唱戏也讲做人的道理啊。他说：不知道。 
二零一三年秋天，我和同事在河南的安阳地区采风，有天凌晨突然梦到了父亲，他平日身体还算结实，只是近年岁数大了，动作有些迟缓。两个月前我还抽空回家看了看他，感觉大体尚好。但是这一天不知道怎么了，脑袋里总是想到他，非常强烈的想见到他。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我决定请假。同行的几位说再有两天，咱们计划中的行程就结束了。我说，不行，请原谅，我必须请假。
当我马不停蹄赶回内蒙，站到父亲面前时，父亲好好的，还问我，你咋回来了？我说出差路过。父子俩再没什么多余的话，就那么呆闷呆闷的坐着。呆坐着实在无聊，我说给你洗洗脚吧，父亲说：奥。父亲有个习惯，一年四季，每天晚上睡觉前总要用热水洗洗脚。我弄来半盆热水，让他坐在床边，我蹲在地上，给他一边按、揉、捏，一边慢慢地洗脚。洗完脚，我说你躺下，我给你剪剪指甲。父亲说不用。我没有听他的，抓过他的手就给他剪上了，反正也没什么事情做，全当消磨时间。我剪的很慢，剪完了双手，又给他剪脚指甲。他有些烦，我让他闭上眼睛，想睡就睡吧，我学足疗店的做法，用热毛巾把他的一只脚包了，剪另一只。他好像拿我也没办法，索性枕着胳膊，睡着了。
太阳西斜的时候，家里一下热闹了，弟妹从呼和浩特回来了，女儿、侄女、还有两个小家伙也回来了，两个小家伙兴奋得子哇乱叫，在父亲身上翻过来跳过去，爬过来滚过去，和老头儿玩儿的直到吃饭才打住。
夜里，我跟父亲在里屋睡。父亲打呼噜，不重，一夜睡得很安稳。感觉天快亮了，我起来给父亲倒了一杯水，这时听到父亲的呼噜停了，我端水到床边，想叫醒他，把水喝了。谁知，叫了三声也叫不醒。他好像睡得很深，但我忽然觉得有点异样，我让二弟过来一下，我说父亲咋叫也不醒，怎么回事？二弟俯下身子瞅了瞅，吞吞吐吐地说：殁了哇？
是的，父亲从此再没有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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