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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看到日文文章，即便没有学过日语，也能读懂个二、三分；如果是二战结束前的日本官方文书，那意思基本上都能猜出来了，可能比当代的日本人看得还顺畅。这大概是因为日语中存在大量的汉字，而过去日文中的汉字比例更高。不过，日文里的汉字再多也是日文，而不是中文。
日本现行的标准书写形式，称为“汉字假名混合文”，这是历经一千多年的漫长演变而逐渐形成的。汉字由中国传入日本后，不断融入日本的文化之中，早已彻底成为日本化的产物。我们就来看看日语中汉字是如何完成日本化的。
日本每年评出年度汉字由京都清水寺方丈挥毫
汉字出现在日本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世纪（弥生时代中期后半）。考古学家在当时的墓葬中发掘出西汉时制造的直径为7.4厘米的连弧文镜，上有铭文“久不相见，长毋相忘”；同是还发现了王莽新政时传入的“货泉”、“货布”等刻有汉字的货币。
当时的日本并没有自己的文字，《隋书》中记载倭国“无文字，唯刻木结绳。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日方的史料也确认了这一观点。汉字是随佛教经朝鲜半岛正式传入日本的。虽然具体传入的年代如今已不可考，但是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汉籍最早在五世纪初流入日本。
汉字并非由中国本土直接进入日本的，而是通过日本所谓渡来人或称归化人（即朝鲜与中国来到日本的侨民）带入的。应神十五年（404年）百济国（朝鲜半岛一国家）派阿直岐赴倭教太子菟道稚郎子汉文，次年王仁来日本，成为太子师傅。这说明当时社会上层已注重汉字、汉文的学习。
日本现存最早诗歌集《万叶集》
汉字进入日语后最初形成两种文字，以记录已有的日语。一种是严格按照汉字的本义使用，称为汉字的正用。但是日语与汉语之间的差距太大，人们对这种汉字的学习和使用都有着极大的困难，于是就产生了另一种汉字体——万叶假名。
所谓假名有假借之意，相应的汉字被称为真名。万叶假名是借用汉字的“音”、“训”两种读法书写日语的一种文字，最初出现在《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等上代文献中，以《万叶集》使用的最多，故名之。《万叶集》成书于8世纪后半叶，是日本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录4-8世纪4500多首诗歌，其地位类似于中国的《诗经》。
学过日语的读者都知道日语汉字分音读、训读两种读法。所谓“音”在当时是指抛开汉字字义只取其发音的表记方法，这种方法在中国古代翻译梵文佛经时有广泛运用，如中文中“释迦”、“菩萨”等等佛教名词都采用这种方法翻译。
“训”，即日语中固有的词汇来翻译和解释对应的汉字，如“山”义为“地面上形成的高耸部分”，日语中表示该意的词为やま（yama），“山”的训读就是“やま”。不过在万叶假名时代“训”也是用汉字来表示的。音读的出现早于训读，大约6世纪“训”的读法开始出现，到了7世纪后半叶音训混用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了。
中国人看到这种万叶假名恐怕会莫名其妙，每个字都认识但连起来却无法看懂，如以下这首和歌：
原文：左久波奈波 宇都呂布等伎安裏 安之比奇乃 夜麻須我乃禰之 奈我久波安利家裏 现代日语：咲く花は 移ろふ時あり あしひきの 山菅の根し 長くはありけり 中文翻译：山花虽艳丽，总有落花时。山上山菅草，根深永不移。
万叶假名的出现是汉字日本化的第一步，日后出现的平假名和片假名都是在万叶假名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由万叶假名书写的和歌
平假名大约在9世纪末期产生，当时的日本人由于想快速书写万叶假名，于是出现这种草写的平假名。
由汉字到平假名
平假名虽然源自于汉字，甚至在刚产生时和汉字的草书很难区分，但它是一种全新的文字，它已不再是书写汉文用的表意文字，而是为书写和文而成的音节文字，平假名的出现意味着它与汉语中的汉字彻底诀别了。
平假名也被称为“女手”，被认为是当时宫廷中女性创作和歌、物语等文体所使用的文字。如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清少纳言的《枕草子》等平安时代的文学就通篇用平假名撰写。但实际上平假名的使用并不局限于女人，《古今和歌集》中收录的大部分和歌的作者都是男性，也都用平假名书写。平假名也被用作官方文书的书写，平安中期（平安时期794-1192）的《延喜式》等文书都使用的平假名。
《源氏物语》作者紫式部
不过，到了10世纪万叶假名和平假名的使用都有所减少，片假名成了书写的主流。而且，平假名的书写长期没有固定化，一个音节常常对应若干个假名，直到明治33年（1900年）颁布“小学校令施行规则”，将音节和平假名的对应情况确定为的48种字体（日常使用46个，加上今天已弃用的ゑwe和ゐwi）。
片假名产生于9世纪初期，它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佛经的训读。“片”意为片段、部分的意思。
按照语言形态学的分类，汉语属于典型的孤立语，缺少词性变化、词序严格，由一个一个单独的词连缀而成；而日语属于黏着语，句子中各个成分依靠助词连接，活用词经常发生词尾变化，且日语与汉语语序不同，谓语放在最后。
片假名最初使用主体是以奈良大寺为中心的学问僧人，僧人们阅读佛经时，在经文旁边加入一些符号，如“句读点”、“返点”等，以标示日语语序及相应的助词、助动词、活用词尾及注音假名而产生。最初这些符号也用万叶假名，但限于需要迅速记录，行距也有限制，必须对其进行简化，这就用了万叶假名的一些偏旁或省略笔画，形成片假名。
由汉字到片假名
相传平假名是僧人空海（774-835）发明，片假名由吉备真备（695-775）发明，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可靠，一种文字产生和流行不可能由一个人创作。
尽管已经有了平、片假名，但是汉字和汉文没有被放弃。中国当时属于强势文化，日本多次派遣隋使、遣唐使来大陆学习先进文化。在文化上，贵族们学习儒家典籍，汉诗文受到社会上层人士的大力追捧。他们学习中国建立起律令制，任用的官员必须学习过中国儒家经典，并通过考核。
最早的汉文对日本人来说完全是一门外语，读音也按照汉语的读法进行音读，学习和使用起来异常困难。随着日本对汉文化的引进和消化，逐步形成了称为汉文训读体的文体，平安中期训读法逐步固定下来并日益成熟，《法华经》、《礼记》、《史记》都被翻译成汉文训读体。这种文体非常有趣，虽然写作汉文，但加入返点、乎古止点、送假名等训点后，就要按照日文语序和读音来读，日本人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学习诸子经典的，如下：
汉文训读体一直使用到二战结束，它相当于汉文的直译，与口语差别很大。到了明治时代，汉文训读体甚至成为官方文体，二战时天皇颁布的《终战诏书》就是用这种文体写成的。对于汉文训读体中国人虽然不能正确朗读，但稍有古文基础的人理解起来问题不大，反倒是今天的日本人看到这种文体会产生理解障碍。
到了镰仓时代（1192-1333），日本人在汉文训读体的基础上发明了全部使用汉字的变体汉文，以及混合使用汉字和片假名的汉字片假名文。变体汉文是间于汉文与和文之间的一种文体，其中最具特色是侯文。
候文虽然使用汉字，几乎不用假名，但是按照日语的语序和语法书写而成，中国人就不大看得懂了。这种文体因句尾多使用助动词“候”（そうろう读作sourou），而得名。这种文体自镰仓时代开始普遍在官方文书中使用，到了江户时代（1603-1867）成为日本最常用的书写文体。明治之后，候文被官方的汉文训读体、民间口语体所取代。
如庆应三年（1867年）颁布的《王政复古大号令》就由候文撰写，如下：
原文：一 旧弊御一洗に付、言语の道 被洞开候间、见込有之向は不拘贵贱、无忌惮可致献言、且人才登庸第一之御急务に候故、心当之仁有之候者、早々可有言上候事。
中文译文：为扫除旧弊、广开言论之道，有建议者，不拘贵贱，无须考虑，皆可献言。且登用人材乃为第一之急务，如有适宜之人，应急速上报； 这种文体虽然大部分字都认识，但连起来完全不知所云。
日本最大内战关原合战导火索——直江状（候文书写）
汉字和假名的混合文称作和汉混合文，形成于13世纪前半期。军记物语《平家物语》以及《方丈记》、《徒然草》等都是典型的和汉混合文。这种文体应用非常广泛，符合日常生活中口语的运用，因此小说等在大众中传播广泛的文学体裁多用这种文体。
镰仓时代后武士阶级和庶民逐渐走上历史舞台，他们的文化蓬勃兴起。公卿阶层使用的汉字对于他们来说学起来太难了，因此汉字的字形也开始日本化，出现了很多假借字和省略字。
《徒然草》第136段记载：太医和气笃成侍奉后宇多法皇（天皇退位后出家称为法皇）时，正有下人准备晚膳。太医向法皇夸下海口，眼前御膳的名称、营养他无所不知。此时正逢内大臣源有房进来。源有房问他：“盐这个字是什么偏旁？”古汉字盐应写作“鹽”，不过日语中的俗字写作“塩”（しおshio）。太医只知道俗字“塩”，就答道“土字旁”，结果遭到宫廷中众人的嘲笑。
日本人在改造汉字的过程中创造了很多和制汉字。比如“峠とうげ（touge）”意为山口，山的鞍部；“畑はたけ（hatake）”意为旱地、旱田；“働はたらく（hataraku）”意为工作；“躾しつけ（shituke）”意为教养。笔者认为这些和制汉字往往非常形象生动，他们也在现代日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当然更为中国人所熟知的是和制汉语词。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学者利用大量中国古籍中的词，赋予它们新意翻译西方传入的词汇，这些词汇后来又经中国的留日学者带回现代汉语。比如“民主”、“科学”、“电话”、“哲学”、“美学”、“经济”、“政治”、“社会”等等。关于和制汉语词传回现代汉语是另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话题，我们以后再叙。
进入现代汉语的和制汉语词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日本汉字的发音。日本的汉字的音读依然源自中国，主要分为吴音、汉音和唐音三种。吴音是中国南北朝时期5-6世纪，中国南方口音随佛教经典经朝鲜半岛或直接传入日本的，约占日语音读汉字的37.8%。汉音是8、9世纪日本派遣隋使、遣唐使至中国长安与中原地区学习的口音，明治时代日本学者多用汉音创造和制汉语词。唐音是中国宋元直至近代传入日本的发音，以中国南方口音为主，在日本的室町时代（1336-1573）被称为“宋音”，后称为“唐宋音”简称为“唐音”，由于唐音系统性不强，在现代日语中的使用小于吴音和汉音。
例如“京”在日语音读中有三种发音きょうkyou京都：きょうとkyouto、けいkei京阪（京都和大阪）：けいはんkeihann、きんkinn北京：ぺきんpekinn，它们就分别来自吴音、汉音和唐音。
汉字文化圈
以上我们梳理了日语中汉字和汉字文体的来源和发展，汉字已经完全融入到日本的语言文化之中。1946年日本内阁发布《当用汉字表》确定了1850个常用汉字，奠定现代日语汉字使用的基础，当然这个数字比二战前日本人使用的汉字数量要少得多。尽管现代日语中来自西方的用片假名拼成的外来语越来越多，但它依然改变不了汉字的地位。日语恐怕永远无法如朝鲜语和越南语那样摆脱汉字了。
1、王健宜，《文化语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2、潘钧，《日本汉字的确立及其历史演变》，商务印书馆，2013年
---今日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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