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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如今，互联网金融兴起，蚂蚁金服进村，农民又可以凭信用贷款了，舆论上一片哗然，说互联网征信如何好，如何靠谱，农村金融又迎来了诚信的时代。殊不知，真正在农村市场有发言权的还是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商业银行，真正的信用体系还在村里人口口相传，当年的“三信”建设如火如荼，只是后来的经有些念歪了。 在大数据盛行、大征信铺天盖地的时代，只要整合全国农村信用社（农商行）的力量，规范“三信”建设标准，“三信”建设数据就是一个万亿级的巨大市场，这恐怕才是那些天天叫嚷着要强化服务的行业组织的职责所在，也是无数期盼着挖掘农村金融市场金矿的公司的机遇所在。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的农村地区曾经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三信”建设，这项工程的主导者是各县市的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三信”建设，就是“信用镇（乡）、信用村、信用户”的建设。当年创建的背景主要是为了解决农户小额贷款问题。
解决农户贷款，最重要的是机制建设，否则，前清后欠的情形还会重复出现。从现有的资料中，尚不能确定“三信”建设缘起何地，但这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信用户”的建设是“三信”建设的基础。通常的做法是全面采集农户信息，包括成员家庭住址、籍贯、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状况等基本登记信息，同时还注重征集公民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家庭美德等方面的软记录，包括邻里关系、社会交往、日常消费等。评定委员会自然是以信用社的相关人员为主体，为了增强评选的权威性，地方政府的官员和村两委的成员自然是少不了的，还会有为数众多的德高望重人士。
“信用户”的评定有着实实在在的利益。一旦被评为“信用户”，农村信用社就会核发贷款证。 实施信用户、信用村、信用镇评定创建工程前，农户申请贷款经过环节多，时间长，额度小。创建信用村、信用镇后，信用户可以凭“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贷款证》到信用社办理贷款。手续简化，只需10分钟就可办理一笔贷款，与取款一样快捷，信用贷款额度由1万元到3、5万元不等。评为信用户和信用村（镇）的农户还获得贷款优先、额度放宽、利率优惠等优惠政策。推行“三信”建设的地方，对信用户的建设还有建档率的要求，所以，90%以上的农户都能得到覆盖。评为信用户后，诚信与农民的利益密切挂钩，仅利率优惠一项，一户农民一年就可省下利息数百元。 “信用村”更具有普惠的自治色彩。如江苏省象山县农信联社2009年起建立“村民集团授信”，通过“村评议小组+村支农联络员+农信社”服务模式，农村信用社贷款资金打包由“信用村”村民自行管理，村民凭借村委会的“村民贷款推荐书”就能贷款，并可享受农信社利率优惠、手续简便、额度保证等绿色直通车服务，据说很长时间没有贷款违约发生。
在浏阳农商行等农村金融机构的实践中，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被嵌入到银行信贷、农村农户发展，甚至干部考核体系，使之成为一个促进人的守信品质相互影响的链条，进而形成与当地经济环境的互动：越诚信的村民贷款越容易，诚信的村镇也就越富裕，当地银行也就有更大的愿意和资金支持当地经济建设，而“老赖”，因为影响集体信用必然受到孤立，“不诚信”也就没有了立足之地。
一些地方甚至把信用户、信用村建设载入村规民约。山东荣成市以村规民约为依据，采用“信用评价”这一最有记性的方法，可以让每个村民的社会活动留下可追溯、可参考的记录。对于信息的采集、认定、记录等具体工作都由村居自主实施，把群众的问题交给群众自己解决，真正让群众主动参与“三信”建设，使群众在参与中受到教育、得到实惠，进而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那时候，“信用户”的匾额是闪闪发亮的金字招牌。一些地区还创造性的推出“五户联保”制度。农村信用村实行“五户联保”制度，五户自愿组成联保小组，大家互相担保，谁都可以贷款。当年，监管部门正在农村推广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工作，“三信”建设恰逢其时。所以，更高层次的“信用镇”建设遍地开花。
更高层级的“信用镇”建设，一般信用联社（或者农商行）则会拉上政府背书，许多地方的省市政府发文推动“三信”建设，甚至连北京市这样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方，市政府也在2004年专门发文推动信用户、信用村、信用镇建设。利用行政权力资源，撬动农村金融市场，是中国的一大特色。
自从1996年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之后，农村信用社迎来了空前发展的时期。当时，农村信用社在农村地区的金融业务渐呈垄断之势，在地方经济的话语权也越来越突出。政府的支持力度也越来越大。
比较典型的是不少地方政府专门发文部署农村信用社的历史陈欠贷款的清收，一些地方的司法机构也高调介入了农村信用社的清欠活动。在这些地区，清收农信社的贷款是地方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方政府的强势助力，部分改变了地方的信用环境，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农信社受益匪浅。这是农村信用社从政府中获利的部分，从地方政府而言，则希望农村信用社能够进一步加大对地方经济的支持，尤其是农户贷款的支持。
所以，2010年前后，“三信”建设渐渐转向。一是在评定和授牌方式上，县市级的农信社县联社（农商行）拉上了县市政府，看似为了提高含金量，实则让出了主导权；二是在评定层次上舍低就高，强化信用镇的评定，信用村、信用户越来越被不被看重，基础不够扎实；三是“三信”建设越来越泛政治化，不少地区成了省联社的政绩，全省一盘棋，一刀切，搞所谓更高层次的信用县、信用市（地）建设，“三信”建设开始贪大求洋。 进而，农村地区信用户、信用村的牌子少了，信用镇多了起来，再下来，信用镇也不过瘾了，信用县、信用市开始开花。后来，再听说，农村小额贷款的质量遇到一些问题，不良率逐年攀高，一些农村金融机构惜贷惧贷，农民又出现了贷款难。
如今，互联网金融兴起，蚂蚁金服都进村了，农民又可以凭信用贷款了，舆论上一片哗然，说互联网征信如何好，如何靠谱，农村金融又迎来了诚信的时代。
殊不知，真正在农村市场有发言权的还是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商业银行，真正的信用体系还在村里人口口相传，当年的“三信”建设如火如荼，只是后来的经有些念歪了。
试想，如果“三信”建设能够不改初心，依然扎实地做好“信用户、信用村”建设，把“信用镇”建设作为最高层次（个人认为也只能是最高层次，区域范围超过了乡镇就不是金融机构该做的了，而且大区域的评定也无信用可言了），持之以恒地抓下来，绝不是今天的状况。
难得的是，同是农村金融机构，邮储银行和农业银行也在不少地区开展信用村、信用镇的建设，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可以关注的新情况。
作为征信的主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直到如今也在不惜余力的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会议信息显示，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将以改善中小企业和农户信息服务为出发点，全面推进中小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的主体还是农村金融机构，甚至可以武断一些地说，还是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商业银行，其实，只要把各县市的“三信”建设的数据纳入征信系统，“三信”建设就将被赋予新的青春。
“三信”建设有过辉煌的过去，“三信建设”曾经让农民贷款更方便、快捷，信用村镇也让农户得到了实惠，还增强了干部群众的信用观念，改善了农村信用环境，农村信用社业务也因此实现了健康快速发展。
但必须看到，信用村（镇）建设缺乏长效机制，参与主体单一，没有得到其他金融机构认可。地方政府的引导职能也发挥有限。同时，一些人尤其是一些领导，忽视了农户信用评级、信用村（镇）创建工作的渐进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喜欢大干快上。信用户和信用村评定管理不规范，没有按照规定进行年审年评。而且，授信额度偏低，没有按照农户信用等级、生产经营规模以及效益等不同情况来及时提高授信额度。随着时代的发展，“三信”工程对农民的吸引力越来越低，农民的参与热情降低了。
在信息化时代，与所谓的大数据相比，以信用户、信用村为主体的信用体系建设有自己的独特优势，但也同样面临信息采集主体身份不明，标准不清的问题，没有建立统一的农户信用信息数据规范，而且信息资源割裂分散、标准不一，增加了整合难度。同时，农村人员的流动性越来越强，农户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采集对象和范围也越来越难以确定。 而这些，都不是“信用村”消失的理由。
在巨大的利益驱动面前，越来越少的人和机构愿意再做扎扎实实的基础工作了，甚至过去行之有效的做法也正在被忘却。
趋利不是罪过，市场的问题还是由市场来解决。在大数据盛行、大征信铺天盖地的时代，只要整合全国农村信用社（农商行）的力量，规范“三信”建设标准，“三信”建设数据就是一个万亿级的巨大市场，这恐怕才是那些天天叫嚷着要强化服务的行业组织的职责所在，也是无数期盼着挖掘农村金融市场金矿的公司的机遇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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