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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
范兆飛 （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上海200234）
2016年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成果，大體表現為兩個特徵：新資料的整理出版與綜合性的交叉研究。墓誌和吳簡成為該領域最為重要的新資料，長期令人關注；與此同時，立足實證研究，積極打破學科內部不同領域之間的壁壘，進行綜合研究，逐漸成為學人的共識。本年度的學術交流異常活躍，影響較大的學術會議依次是：“多學科視野下的南朝文化”學術沙龍（中國人民大學，1月16日）；“第四屆中國中古史前沿論壇”（上海師範大學，7月23—24日）；“秦漢魏晉南北朝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襄陽文理學院，8月17—19日）；“三國志·曼陀羅：三國時代的思想、學術與文化”國際學術工作坊（南京大學，8月27—28日）；“中古中國的政治形態——以貴族制為中心”學術沙龍（首都師範大學，10月15日）；“第三屆古史新銳論壇”（南開大學，11月25—27日）；“文本·思想·史事：漢唐歷史文獻工作坊”（北京師範大學，12月2—4日）；“中古宗教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浙江大學，12月3—4日），等等。出版的專業性集刊有：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33—34輯，上海古籍出版社）、張達志主編《中國中古史集刊》（第2輯，商務印書館）、鄭雅如主編《早期中國史研究》（第8卷第1—2期）、中國中古史研究專刊編委會編《中國中古史研究》（第16期，蘭台出版社）等。 本文謹就議題相對集中的領域，分門別類，歸納為五個方面，擇要回顧和評介。限於學識和篇幅，必有重要遺漏，其中或理解偏頗，或評析不當，敬請指正。
綜合的政治史研究。 “第四屆中國中古史前沿論壇”的主題是“中古新政治史研究”，旨在提倡打破傳統政治史研究的窠臼，與社會史、經濟史、宗教史等相關領域進行深度的交叉與融合，希望達到“1+1>2”的學術預期。 樓勁《讖緯與北魏建國》（《歷史研究》第1期）從“當塗高”、“真人出”和“五胡運終”等讖言入手，剖析這些讖言順應時局的諸多變化，尤其是從以魏代漢的原意，轉變為拓跋珪的立國主旨，進而闡釋北魏建國後在華夏文化與北族傳統之間糾纏衝突的複雜情景。從內亞視角（或曰北族傳統）研究北朝史，成為近年中古史研究的學術熱點；與此不同，樓氏強調北魏作為“中國王朝”的“華夏傳統”（《北魏開國史探》自序，《中國史研究動態》第3期），顯示北朝政治史研究（如胡化與漢化），依然具有可觀的學術張力。黃楨《北魏前期的官制結構：侍臣、內職與外臣》（《民族研究》第3期）則強調北族傳統的影響，指出北魏前期最根本的官僚組織形式是由侍臣、內職與外臣組成的圈層機構，結合《文成帝南巡碑》復原內侍官的面貌及內職武衛的等級序列與統轄關係。黃文強調北魏官職的北族因素富有新意，但《太武帝東巡碑》亦應關注，同時不能忽視北魏已經作為“傳統王朝”的華夏因素；這種衝突和矛盾如何表達應該慎重。正如樓文所示，“讖緯”具有正統的政治文化含義，王安泰《“恢復”與“繼承”：孫吳的天命正統與天下秩序》（《廈門大學學報》第5期）指出孫策與孫權皆以匡復漢室為號召，孫權稱帝后無法建構與漢朝的五德次序連結，遂重視天命、祥瑞與讖緯等方面的論述，至孫皓時更進一步將地方長官與諸侯安置于境外各處，由此象徵孫吳是天下唯一的正統。毋有江《北朝政治進程中的行政區劃變動》（《中國中古史集刊》第2輯）從族群建構與互動的角度，探討北魏政區地理的行政變動，揭示北魏前後期核心區與邊緣區的反轉，引發地域間的對立和族群的衝突，同時闡釋六鎮地區所蘊藏的政治潛能，以及對東西政權對峙所產生的深刻影響。王銘《北魏太武帝廟號升格問題考議》（《中國史研究》第1期）從太武帝廟號的變化，揭示其身後評價從“有德”到“有大功”的改易與提升，以及孝文帝的廟制改革蘊涵的政治文化因素。王文以小見大，從太武帝廟號的變化，呈現孝文帝漢化改制的複雜圖景。胡克森《北魏州郡學的統一建立與拓跋鮮卑的漢化改革——兼談北魏漢族士人儒學復興的艱辛歷程》（《史學月刊》第6期）從州郡學的設置和源流等角度，討論北魏儒學復興的問題。其實，北魏國家和地方層面的官方教育措施，應置於十六國君主重視國家教育的延長線上進行長時段的比較觀察，方得其筌。
地域集團構成中古政治史研究的“題眼”。 范兆飛《中古地域集團學說的運用及流變——以關隴集團理論的影響為線索》（《廈門大學學報》第1期）梳理中古地域集團研究的學術史，概括和評述學人研究中古政治史研究的一般模式，並就地域集團可能展開的方向提出建議。權家玉《畫地為牢：南朝政權的京畿化與政局演變》（《廈門大學學報》第5期）認為南朝政權出現地域化傾向，賦予本土化以“京畿化”（指建康化或揚州化）的新意，並勾勒建康化的過程。權文提煉出南朝的建康化問題，較之前賢所論南朝政治集團的“江東化”，似更加準確。同氏《文武分區——南朝的空間結構與政治演變》（《中國中古史集刊》第2輯）從“文”、“武”對立的角度探討荊揚之爭，指出南朝士族逐漸退出軍鎮系統，政權的建康化導致南朝成為弱幹強枝的地方性政權。南朝的荊揚之爭乃至中央與地方關係中的文武色彩，值得關注。胡寶國《“西人”與“東人”——讀南朝史札記》（《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33輯）以侯景亂後建都江陵還是建康，討論南朝內部的東西問題，提示南陽等地的士人遷居江陵後陸續變成荊州土著，故不願東赴建康；而“東人”多數也不是揚州土著，而是北來的僑人，故傾向還都建康。此文豐富了前輩學者關於“南人”“北人”集團的論述，可視作荊揚之爭的另一種表現形式。薛海波《武川鎮豪強酋帥在西魏北周府兵體系地位考論——兼析陳寅恪府兵制研究的相關觀點》（《文史哲》第1期）、《六官與西魏北周政治新論——以武川鎮豪帥在中央官僚體系地位變化為中心》（《史林》第4期）延續近年的研究思路和論題，指出趙貴等武川豪帥成為柱國，不是因為“等夷”、八部舊制和軍政勢力的因素，而是宇文泰協調軍隊將領地位的現實考慮，同時認為，趙貴等柱國沒有調動軍隊等實權，只是軍中元老的象徵。薛文對舊說進行質疑，舉證稍嫌不足，又如宇文護等人對柱國大將軍極為看重，這種自相矛盾如何統一？同氏《論關隴集團的整合與維繫：以西魏北周國家財政與武川鎮豪帥經濟關係為中心》（《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3期）從國家財政的角度，結合武川豪帥的經濟利益，補充陳寅恪先生的“關隴集團”說，闡釋西魏北周經濟收入的掠奪性、腐敗性導致北周國家財政收入大量流失，指出楊堅代周建隋與此有很大關係。薛文從經濟史的角度考察關隴集團，值得肯定。已經刊佈的北周石刻資料，或可補充作者的相關論證。中古經濟史研究，若不能與其它領域進行進行深度的交叉，有可能步入“死胡同”。陸帥《東晉十六國後期的青齊政局：以辟閭渾家族的活動為中心》（《南京曉莊學院學報》第2期）指出辟閭渾可能屬於青齊的土著豪強，依靠力量是南遷而來的河北僑民；這部分僑民隨後成為青齊地區最重要的地方勢力。魏晉南北朝不同政權內部的新舊、客主及本土化問題，是學者共同面臨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青齊僑民的土民化過程不是同時完成，而且所謂的“本土化”也應該在空間上適度地分割和細化。
新資料的整理與研究。 本年度是新資料整理的“豐收年”。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推出修訂版（中華書局），是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之後關於中古墓誌研究最具典範意義的力作。葉煒、劉秀峰《墨香閣藏北朝墓誌》（上海古籍出版社）收錄墓誌151方，均有圖版與錄文。其中，東魏、北齊墓誌共達90余方。大同北朝藝術研究院編著《北朝藝術研究院藏品圖錄·墓誌》（文物出版社）收錄55方北朝墓誌，皆有錄文和拓片圖版，以東魏北齊為主。這兩本墓誌資料的刊佈，將有力推動北朝史的研究。南京市博物館總館、南京市考古研究所編著《南朝真跡——南京新出南朝磚印壁畫墓與磚文精選》（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收錄4座磚印壁畫墓的發掘報告和近500幅磚文拓片，是研究南朝史的珍貴資料。另外，鄭岩《魏晉南北朝壁畫墓研究》（文物出版社）推出增訂版。 沈麗華《鄴城地區東魏北齊墓葬佈局研究》（《考古》第3期）對鄴城地區的300座魏齊墓葬展開考察，討論墓群分佈、墓葬特徵和帝陵規劃等，其文末附錄鄴城墓葬統計表，對研究北朝歷史，頗具參考價值。廖基添《論魏齊之際“河南—河北”政治格局的演變——從東魏張瓊父子墓誌說起》（《文史》第3輯）以新見東魏時期的張瓊、張遵父子墓誌為線索，考察張氏父子與高歡集團的關係，發現東魏北齊始終存在著“河南—河北”的政治格局，由此影響高齊在爭霸戰爭中的走向。徐沖《新出北魏長孫忻墓誌疏證》（《早期中國史研究》第1期）指出長孫忻長期任職禁衛系統，推測其應當卒於禁衛系統反對元叉專權的某次政變中。舊墓誌的“新發現”同等重要。夏炎《前涼督護系列軍職與安定梁氏考》（《早期中國史研究》第2期）對1975年發現的《梁舒墓表》進行解讀，關注前涼政權中的華夏因素進行闡釋，揭示其督護軍職包括督護、左督護、前鋒督護等職，歷經從實職到虛銜的變化過程，而安定梁氏擔任的職務則顯示了其地位的升降。 吳簡研究是新資料整理和研究格局中重要的“一極”。徐暢《走馬樓簡所見孫吳“鄉勸農掾”的再研究——對漢晉之際鄉級政權的再思考》（《文史》第1輯）發現“鄉勸農掾”的任職時間集中在嘉禾二年等幾個時段，分別對應隱核新占民、私學、波田等臨時性事件，推斷是因事設職，由此申論漢末鄉級政權的式微。沈剛《吳簡所見孫吳縣級草刺類文書處置問題考論》（《文史》第1輯）通過考察草刺文書，總結孫吳郡、縣政權處置基層事務的流程為：縣曹吏負責具體事務的處理，將草撰好的文書上報縣廷，縣廷根據需要，選擇部分內容上報至郡府，或郡府委派督郵等方式進行處理，縣廷是日常行政運轉的樞紐。作為新資料的吳簡，重要價值就是對基層行政的復原，徐、沈二文對於把握孫吳縣級政權運作的實態，多有裨益。淩文超《走馬樓吳簡祠祀牛皮蹄甲枚數簿整理與研究——孫吳地方祠祀管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33輯）對記錄嘉禾五年臨湘侯國牛皮、蹄甲的帳簿進行分析，認為它們主要用於製造戰具和造錢，又從簡牘所載“吏民私祠祀”等字，敏銳指出祠祀録山、明星不僅是官方行為，也是吏民私自祭祀的行為。簡牘資料可以深化我們對漢晉戶籍制度的認知。淩氏《走馬樓吳簡上中下品戶數簿整理與研究——兼論孫吳的戶等制》（《中國經濟史研究》第3期）對孫吳戶口等級進行討論，認為孫吳嘉禾年間的徵調過程，名義上遵循戶分三品的舊制，實際執行更為繁密的戶訾，將民戶劃分為新、故戶，各分三品，實際調整社會結構，從戶三品到九品，以擴大官府的賦役收入。韓樹峰《漢晉時期的黃簿與黃籍》（《史學月刊》第9期）排比簡牘資料，指出黃籍、黃簿之“黃”是古人崇黃觀念的反映，西晉黃籍是書寫于黃色簡牘之上的重要簿籍，而《晉令》中的黃籍甚或不包括戶籍，而是戶籍以外的戶口文書。
重拾光彩的士族研究。 作為舊話題的“士族”，再度成為學人關注的焦點之一。10月15日，首都師範大學舉辦“中古貴族制”學術專場，中青年學人薈萃一堂，對北美、日本和中國研究士族的學術史進行反思和展望，是士族研究“持續升溫”的縮影。 姜士彬《中古中國的寡頭政治》（范兆飛等譯，中西書局）是北美學人對士族研究的重要貢獻。中譯本的出版，有利於學人窺見全豹，取其精華。姜著從社會學和人類學角度出發，在考察士族的譜牒和身份認同等方面，迄今具有相當的啟示意義。李憑《北史中的宗族與北朝歷史傳統——兼論中華文明長存不衰的歷史原因》（《中國社會科學》第5期）強調北朝門閥政治雖已成過眼雲煙，但作為門閥士族基礎的宗族依舊普遍存在，指明中華傳統文明長存不衰的重要原因，就在於宗族發揮了堅固凝聚的效應和相繼接力的作用。譜學與郡望構成士族身份認同的“兩翼”，學人利用墓誌等石刻資料，集中關注碑誌所載士族譜系中攀附祖先和偽冒郡望所具有的深刻意義。仇鹿鳴《製造郡望：南陽張氏的形成》（《歷史研究》第3期）對南陽張氏這一虛擬郡望的“製造過程”進行考察，揭示北朝隋唐士人的郡望和譜牒知識，從精英層面走向大眾化，以及中古士族社會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可以想見，南陽張氏的郡望製作模式適用於相當一部分士族。范兆飛《士族譜系的構造及其與碑誌關係探微——從〈出土墓誌所見中古譜牒研究〉談起》（《唐研究》第22卷）充分肯定陳爽新作的重要發現（即，士族譜牒存在于魏晉南北朝碑誌的首敘、尾記和碑陰等部分），由此出發討論士族譜牒的構造，以及中古碑誌鐫刻士族譜系的源與流，同時涉及作為介質的石刻與士族譜系的演生關係。同氏《胙土命氏：漢魏士族形成史論》（《復旦學報》第3期）關注漢魏士族與先秦氏族的持續性而非斷裂性，揭示《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中的若干史料與漢代碑誌或史傳出于同源，反映先秦氏族與漢唐士族連續不斷的發展邏輯。士族作為宗族或家族存在的本來屬性及其意義，淹沒在學人統計“婚宦”的學術範式中，這些論文呈現了士族“譜系景觀”的若干側面，具有回到學術原點的傾向，但需要更準確地把握譜系變化的基本特徵和內在動因。林昌丈《漢晉銘刻與荊南家族》（《中華文史論叢》第2期）以7種石刻史料為中心，從家族與地域的角度討論依違于蜀漢與孫吳之間的荊南家族的地方實態。林文將荊南家族與士族等同，略有不妥；我們更期望看到，旨在呈現地方實態的荊南家族，在荊南社會中的形成和升降是如何展開的。 眾所周知，“婚宦”是學人研究士族的重要路徑，但側重數量統計的舊模式已經“耗盡內質”，這種模式如何突圍？鄭雅如《唐代士族女兒與家族榮光——從天寶四年〈陳照墓誌〉談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7本第1分）從唐代女性入手，討論“女兒嫁得貴婿、援引夫家資源援助本家”的形態，生動呈現了陳照二嫁高門、光大本家的歷史情景。與學人研究士族“婚宦”的模式不同，鄭文力求呈現出嫁女兒社會價值的生動性，這提醒學人，生活在歷史情境中鮮活的“個體”和“群體”，或應成為史學研究關注的主要物件。鄭氏同時延續前輩學者強調士族禮法和文化的學術傳統。史睿《北朝士族音韻之學與南北交聘》（《文史》第4輯）指出音韻是士族身份的重要標誌，擔任聘使的北方士族多出自音韻之家，這些家族建立起同音相和的家族網路。前輩學者（如陳寅恪、錢穆等先生）極為強調士族的語言等文化標準，此文是對前輩舊說的印證和推進。陳威（Jack W. Chen）《聞驢鳴：中國中古時期的友誼、禮儀與社會常規》（《暨南學報》第2期）同樣對視作名士風度的“驢鳴”進行考察，通過“驢鳴”引起的不同反應，觀察中古時期極為複雜的家族網路與社會關係。在士族仕宦方面，李濟滄《六朝貴族的自律性問題——以九品官人法中鄉品與官品、官職的對應關係為中心》（《文史哲》第4期）重提鄉品與官品的對應關係，認為它們之間存在對應性關係，指出宮崎市定所謂的“相差四品”說只是大致原則，有著上下的浮動；同時，鄉品與官職之間已有緊密關聯，但不能以此否定鄉品與起家官品之間的對應關係。李氏所論，具有鮮明的“京都學派”烙印。張旭華《魏晉清官探源：貴勢壟斷“秘著”新論》（《史學月刊》第2期）對貴族子弟壟斷“秘著”等清官的現象重新剖析，認為並不是僅僅源於“職閑廩重”，而是基於“近密性”、“文翰性”、“舒適性”和“優越性”等多層次的原因。王鏗《六朝時期三吳地域非門閥士族人士的政治出路——商人、門生、恩倖之關係》（《中華文史論叢》第2期）對三吳地區寒人的政治出路進行考察，歸納他們的仕宦途徑是：“經商致富——交付高額學費——士子門生——舉薦入仕”，指出南朝的恩倖大部分出自三吳地區。王文是對恩倖群像的生動刻畫，也是對其官僚化進程的鮮活描述。
“常青樹”一樣的宗教史研究。 關鍵性的影響因素就是宗教資料的大量存在，尤其是日、韓、越等國存在著各種各樣、卷帙浩繁的宗教文獻，以及近年考古發現中豐富的宗教資料，正是宗教史研究的資料寶藏。域外論著的譯介——如太史文《中國中世的鬼節》（侯旭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也是助推宗教史研究的動力。 王承文《古代國家祭祀與漢唐道教“八節齋”淵源論考》（上）（下）（《宗教學研究》第2、3期）、《從齋戒規範論古代國家祭祀對漢晉道教的影響》（《中山大學學報》第3期）等文對呂鵬志的系列論著提出尖銳的批評，指出早期道教的齋戒規範及相關戒律的形成，是傳統中國國家祭祀制度而非印度佛教的影響。同氏《漢晉道經所見“靜室”名稱及其與齋戒制度的關係》（《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34輯）考察道教神聖空間“靜室”，又稱“精廬”、“曲室”、“別室”等，證明它們是道教齋戒制度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指出齋戒制度與道教儀式不可分割，又與古代國家祭祀的齋戒制度一脈相承。這些論文涉及早期道教史是本土化還是印度化的核心問題，也關涉儒道佛三教關係，必將引起包括呂鵬志在內學者的激烈討論。孫齊《敦煌本〈老子變化經〉新探》（《中國史研究》第1期）認為《老子變化經》成書于漢魏時期，而非南北朝；其中“老子曰”在漢末以讖書“王方平記”的形式而存在，其成書宗旨不是神化老子，而是神化王方平。此文顯示作者在道經解讀方面的扎實功底，觀點鮮明，掀翻舊說，我們期待學者繼續就此問題展開的回應和討論。高中正《〈梁書〉“兔頭”發微》（《中國史研究》第4期）由微見著，從道教史角度，揭示侯景攻取巴陵城時所率5000名士兵頭戴的“兔頭”，對應六丁神中的丁卯神，照應甲子時日，以求誅除“邪逆”，這種措施符合六朝方術盛行並影響兵學的社會背景。吳羽《漢晉北魏末幽州道教史事鉤沉》（《中國中古史集刊》第2輯）指出漢晉以降幽州地區具有濃厚的修道氛圍，迄於北朝，這種道教信仰傳統並未中斷，並將劉靈助教團與西晉趙王倫、劉琨集團的道教信仰聯繫起來進行考慮。晉末政治集團與侯景之亂的研究，積累豐厚，其中的道教因素，應該引起更多的重視。尚永琪《佛舍利崇拜的地理困境與感應舍利之起源——對佛教偶像崇拜歷史分流之認識》（《文史哲》第4期）動態展示佛教“舍利崇拜”發生的變化：由“紀念”、“懷念”、“崇拜”逐漸演變成“證明”佛教合理性的工具，由此廓清了“舍利崇拜”的迷霧。紀志昌《六朝佛法“殺生戒”與世教祠祀信仰的交涉》（《漢學研究》第1期）從宗教文化史的角度，觀察“殺生戒”在六朝時代發展出“究竟慈悲”的積極菩薩行，具有宗教文化的意義，應是相關改革影響傳統祠祀信仰的關鍵；揭櫫大乘佛教“殺生戒”抑小揚大的過程，與“佛—儒”、“佛—巫”和“道—巫”之間抑制殺生淫祀的趨勢遙相呼應。陳志遠《地方史志與淨土教——謝靈運〈廬山法師碑〉的“杜撰”與“浮現”》（《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34輯）補證碑文出自偽作的觀點，並認為《藝文類聚》所收碑文，極可能移用具有文學範本的僧人紀念碑，插入慧遠的相關事蹟。陳文所考文本偽作的“移花接木”過程，對於分析高度程式化的文獻，具有啟發意義。祆教研究也有若干收穫。葛承雍《北朝粟特人大會中祆教色彩的新圖像：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北朝石堂解析》（《文物》第1期）揭示北朝石棺床、石堂的共通性（出行、儀仗、樂舞和聖火等），提示中國、粟特和波斯三方祆教的差異性。張小貴《中古祆教半人半鳥形象考源》（《世界歷史》第1期）對中古胡人墓葬中的半人半鳥形象進行剖析，認為他們應為護持火壇的祭司，是典型的瑣羅亞斯德教象徵，指出這一形象真實地表達了瑣羅亞斯德教禮儀中拜火這一重要特徵，反映了古波斯政教合一的文化傳統。
民族史研究的重構與推進。 在人類學、社會學理論和田野調查的雙重刺激下，學者對傳統上“習以為常”的民族及相關問題進行有力的質疑和討論。民族語言的學習和歷時性的比較視野，也是繼續突破的有效途徑。 陳勇《拓跋種姓“匈奴說”的政治史考察》（《歷史研究》第2期）強調政治利益、政治力量對族源建構的作用，並對拓跋族兩種族源——匈奴說和鮮卑說——交織並存的情況進行辨析，認為匈奴族群對拓跋建國厥有貢獻，“匈奴說”可能是匈奴系集團主導代北的產物，故與“鮮卑說”長期並行；北族種姓變化的背後，往往有政治推動的影子。民族史與政治史的研究，可謂合則雙美。胡鴻《六朝時期的華夏網絡與山地族群——以長江中游地區為中心》（《歷史研究》第5期）提煉出“華夏網絡”的概念，解釋漢唐時期長江流域非漢族區域、族群及政治體的華夏化過程，指出長江流域成長為華夏網絡的重心，但魏晉以降出現多處“斷裂帶”（多為山地），在華夏帝國的影響下，華夷力量對比發生逆轉，南部山地社會的演進方向是華夏化；同時強調華夏化內部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的不同步性。“華夏網絡”概念的提出，富有宏觀的思辨性，彰顯青年學人的理論自覺，有助於解釋從漢至唐非漢族群及其生活地域的華夏化問題。馮立君《高句麗與柔然的交通與聯繫——以大統十二年陽原王遣使之記載為中心》（《社會科學戰線》第8期）從《周書》的出使記載入手，分析高句麗遣使的動因以及與柔然的關係等問題，指出《周書》所載遣魏使真實可靠，其動因包括高句麗內部政治環境以及東西魏與柔然關係的外部環境因素。馮文換位思考，以高句麗為主，剖析遣魏使的內外部因素，將陳寅恪所論“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係”的舊方法，“移植”於高句麗問題的新研究。尚永亮《中古胡姓家族之族源敘事與民族認同》（《文史哲》第4期）指出中古胡姓家族的族源敘事文本，有不同于漢人的模式化傾向，主要表現為居邊封邊、避地沒蕃、因官出使三大類型，呈現出回環、分支與層遞等多重結構形態；同時發現，中華民族歷史上的黃帝認同，是由中古時期胡姓家族之黃帝認同“倒逼”形成的，進而揭示，北朝至唐中葉，是中古民族關係調整的重要時期，也是中華民族黃帝認同形成的關鍵時期。尚文關注族源問題，尤其昇華至黃帝認同問題，意義重大，但也需要更多細密的個案考察；有必要提示，碑誌證明早在漢代士人已經形成所謂的黃帝認同意識。馮培紅《絲綢之路隴右段粟特人蹤跡鉤沉》（《浙江大學學報》第5期）對河西與長安之間的粟特人聚落及活動情況進行整理，勾勒其生活場景，指出該地區的粟特人已形成可觀的軍事勢力和政治力量。李海葉、陳長琦《宇文氏東遷時間及與拓跋鮮卑的關係》（《文史哲》第3期）梳理宇文部“融入”拓跋鮮卑的歷程：宇文部在西晉太康初期（280—283）東遷進入遼西以前，曾長期與拓跋部共居於內蒙古陰山草原地區；西晉太康初期，宇文部脫離拓跋部的控制，東遷進入遼西地區，此後輾轉為慕容部所吞併，半個世紀後，慕容氏連同宇文部又為拓跋鮮卑所並。
此外，城市史和史書編纂也是學者較為關注的話題。小尾孝夫《六朝建康都城圈的形成與江右地區》（《中國中古史集刊》第2輯）討論六朝建康從軍事都市向“貴族之都”的轉變，指出與北府相關的京口、廣陵等地都是都城圈的“中央”範圍，江右地區可能也被囊括其中。與此文大開大合不同，魏斌《南朝建康的東郊》（《中國史研究》第3期）顯得精密細緻，指出南北長而東西窄的建康外郭，是城邑與郊外的分界；東郊經歷了從田地到田宅的開發過程，同時暗示東郊發展是都城內部權力外溢以及宗教塑造的結果。權力與宗教視野下的城市史研究值得期待。聶溦萌《晉唐間的晉史編纂——由唐修〈晉書〉的回溯》（《中華文史論叢》第2期）跳出四部分類法的固定框架，動態考察唐修《晉書》以前舊晉史的變化情況，認為《晉中興書》的家族編排受到郡書家傳的影響，而東晉的國史列傳則有編年記事的史源，意味著舊晉史文本系統由邊緣走向發揚光大的過程。聶文將官修史書運作模式逆推至南朝，甚或兩晉，確有創意。不過，在私家修史佔據主流的六朝，這種官私之間的角逐和滲透是如何展開的，尚需實證性的考察。陳識仁《“記室”與修史——十六國北朝史學的一個側面觀察》（《早期中國史研究》第2期）對官修超越私修史書的關係進行考察，藉由漢隋之間“記室”與修史關係的變化，管窺皇權介入修史的過程。
以上所述，只是筆者認為本年度較為集中的領域。實際上，諸如制度、經濟、軍事、文學、墓葬等內容，同樣湧現精彩的成果（如陳長琦《官品的起源》，商務印書館）。整體而言，魏晉史領域希望與危機並存：對於“捲土重來”的領域（如士族），有必要警惕掉入“虛假繁榮”的陷阱；對於“穩定增長”的領域（如吳簡），有必要警醒避免“簡單重複”的弊端；對於“疲態盡顯”的領域（如經濟史），有必要提醒走出“畫地為牢”的困境。有鑑於此，我們提倡學人就魏晉史研究的重要問題，“駐足回眸”，對相關學術史進行深刻的梳理和反思。孫正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文史哲》第1期）對近年異軍突起的史料批判研究所包含的優劣利弊進行全方位的評介；林佩瑩、傅揚《近二十年英國的中國古代暨中古史研究概況》（《早期中國史研究》第2期）對劍橋、牛津及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學人及研究領域進行介紹；胡耀飛《東南西北中：近年中古史新書巡禮》（澎湃私家歷史欄目，2017年1月1日）按照五大區域評介近年各地學者的研究特色，都是比較可貴的工作。當然，我們更期望魏晉史領域形成良性的學術評論，如何德章《評〈中古時代的歷史書寫與皇帝權力起源〉》（《中國史研究》第1期），孫衛國、顧少華《東晉門閥政治的另一歷史面相——讀王心揚〈東晉士族的雙重政治性格研究〉》（《台大歷史學報》第58期）等。隨著新出資料的整理與刊佈、域外論著的翻譯與評介、學術史的反思與回顧、學術交流的頻繁與深入，以及中華書局“一志八書二史”修訂版的陸續推出，凡此種種，逐漸形成推動魏晉史研究繼續進步的合力。 （責任編輯：張欣）
（感謝范先生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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