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你觉得心智障碍人士该不该去社会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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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卤猫

大米说｜心智障碍人士就业的意义在哪里

我们那一篇写了30个障碍人士一个月的工作量仅抵一名正常工人的劳动量的稿子刊发后，不但引起家长们的热评，全国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联盟前任理事长晓更姐赶紧发来微信“批评”我。（点击阅读：30位心智障碍者一起做来料加工工作，他们每月到底能创造多少劳动价值？）

我在后记里开玩笑说，“我们娃就是来拖社会后腿的”（其实我的意思是，客观上我们政府得面对这一点，家长也不必强求他们和普通人要做到一样，并不是歧视孩子们），今天各位大咖也轮流登场，讨论我们孩子就业的问题。

去年，我们在美国家长组织The Arc的总部参观，前台接待员就是一位黑人障碍患者，有访客到来，他负责开门关门和登记，不远处会传来一个女声，对他进行辅助和提示。据说这位女员工，是公司为了帮助这位障碍患者的工作，而特地雇佣的。

接收一名或者数名障碍孩子就业，往往要接收更多的正常人士雇员为他们提供帮助，这在中国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故事。在美国，它是一种权利。

其实，这也应该是我们孩子的权利。不过，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我们孩子为什么需要去工作？社会又是否需要我们孩子去工作？

讲真

你觉得心智障碍人士该不该去社会上工作？

文｜大八

王晓更

北京融爱融乐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中心创始人

我和史慧民老师相识于2010年10月，第二年9月我们在一起合作开始了国内首个针对心智障碍者的快乐活动营项目，每周末，让志愿者和心智障碍者一起做一对一的体育自由活动，踢球、打球、跳绳、集体游戏都有。我和她一起打拼出了融爱融乐，对她非常有感情。

后来，得知史老师和其他家长做起了庇护性就业的梦工坊。

我知道我们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在康复机构、特殊学校长大，在国内目前对融合的专业支持体系不足的情况下，家长们想要尽己所能把孩子保护起来，给他们创造相对安全和宽容的环境的心情我特别理解。以前的我也是这种心态，但自从我去美国之后，一切都变了。

在美国，我看见不管轻度还是重度的孩子，都能在普通的学校上学，普通的场所生活、工作，没有人被专门圈起来，生活在特定的区域里。

这对我的震撼特别大。

接受融爱融乐支持性就业辅助，在家乐福工作的23岁女孩王新宇

不得不说，梦工坊在现有的条件下，她们已经做得足够用心足够好了，也给了孩子们工作的尊严。但我认为，在心智障碍者这条路上，我们的方式需要突破。

据我所知，北京市残联目前一共在全市建立了500家温馨家园，每个点都像梦工坊那样，支持孩子们在屋子里做来料加工，每人每月拿八百一千左右，由政府拨款——这样的事，已经有政府在做，为什么我们民间组织要做政府后面的事？

家长组织不要光做服务，要做倡导。

所以融爱融乐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中心在2013年一开始做心智障碍者就业时，就是按照支持性就业的模式去做，我们申请支持性就业项目，拿到项目资金聘请专业的就业辅导员，由就业辅导员辅助孩子们进入普通企业里工作。到现在，正有17名孩子在项目里实现了就业（王晓更儿子陈务也是其中之一，点击他的上班，是送给妈妈战胜病魔最好的礼物！收看）。

正在上班的陈务，27岁

2011年，在弗吉尼亚一家做就业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做庇护性就业越来越难申请到资金了，美国社会的钱投向支持性就业的越来越多。这说明，支持性就业是方向、是有光明前景的。现在我们国内的支持性就业才刚起步，还是非常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可以在未来二、三十年大有可为的事业。

去年8月，国家的十三五规划里提及了支持性就业，提出要在2020年培养出2500名就业辅导员，建立国家性的就业支持体系。以融爱融乐为例，我们在倡导支持性就业方面更成功，支持性就业进入十三五规划就是可以载入史册的自下而上改变国家政策的最成功案例。

支持性就业改变的不仅仅是障碍者自己，它将对企业、社会，对国家进步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如同融合教育一样，将影响未来几代人的成长。

我们不是障碍！

可是，我们做这样的事，并没有得到大部分家长的理解，甚至遭到了反对，他们会觉得“自己孩子生来就是拖后腿的”，这些孩子连出门乘公交都不能做到，还怎么去普通场所里上班？如果工作，他们最关心自己孩子的安全，更希望政府能建一个地把这些孩子圈起来，提供支持与保护。

我很想大声告诉所有家长，每一个人生来固有的尊严和权利都是一样的，不能因为障碍，我们孩子作为人的社会价值就比别人低一等，我们从来不是社会的负担。真正的障碍不是我们，而是社会支持体系的不完善——这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点醒我的，它改变了我的自卑、自怨自艾，让我知道了自己为孩子，为心智障碍群体奋斗的目标。

24岁的魏来，正在咖啡厅里工作

我们不能用工作所耗费的时间及创造的价值去衡量孩子们的工作价值，而是要跟孩子自身去衡量，一个孩子在三十年里一直努力工作、累积、进步着，跟花钱圈养他三十年，这是非常不一样的。

国外做得好的支持性就业也不是一蹴而就，美国是从70年代开始，日本90年代，马来西亚大概在七八年前也开始了。推广支持性就业，将会是国内心智障碍群体就业的历史转折。

家长组织要为解决心智障碍群体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在政府制定政策时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做的事，应该是引领，不是跟跑，这就是家长组织独特的不可代替的作用。

周海滨

融爱中国监事

国际劳工组织残障者就业项目顾问

心智障碍者有权利选择自己就业的方式

心智障碍者有不同的劳动选择，我想先请大家看看下面这张图：

 最左边，辅助性（庇护性）就业，是残障人士最传统的就业方式，如果梦工坊给那30名孩子签了劳动合同，就属于庇护性就业，如果没有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则属于职业康复范畴，是劳动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就业。

 

《大米和小米》在报道梦工坊的文章里抛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残障人士就业的价值是什么？

 

在这里，我们实际上是把就业和劳动混淆了——我们一定要让心智障碍者“就业”吗？

据我所知在发达国家，心智障碍者就业率不超过30%－40％。欧洲的德国、法国多为庇护性就业，而支持性就业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有美国、新西兰、爱尔兰、英国、日本马来西亚和台湾等。

支持性就业的由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所谓的庇护性就业也在走向近结合转衔服务的过程中，往支持性就业的方向走去。

 

上世纪50年代，国际主流观点还在认为庇护是对残障人士最适合的就业方式，到了7、80年代出现残障权利运动，认为这种隔离式方式是反人道的，也是不符合经济效益的，社会应该讨论思考的是：

如果一个残障人士想出去工作，那么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于是出现了支持性就业的模式：让残障人士经过3-6个月时间的岗上支持，在就业辅导员的支持下，在公开、竞争的环境里进行就业，和普通人同工同酬。

当然前提是他在就业辅导员支持后的工作成果要达到普通人工作质量的要求。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第27条就业权明确指出：

缔约国应当确认残障者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工作权，包括有机会在开放、具有包容性和对残疾人不构成障碍的劳动力市场和工作环境中，为谋生自由选择或接受工作的权利。

当一个残障人士选择去就业，国家和政府应该为他提供机会，而不是由我们父母扛着。我们国家签署并批准了公约，应该履行这样的职责。也许现在还做得不够完善，但正在进步。

从这张图里你可以看到，残障人士就业有庇护性就业、支持性就业、社会企业（我自己叫它半辅助就业）、自主创业、居家就业种种——他有自主选择及向上发展的权利。

前段时间我去英国，就看到一名伴有唐氏综合征的英国女孩Laura Green自己开了一家网店叫Serendipity，雇佣了8个员工替她做销售工作，而她主要负责设计产品就好。

这些年来

我们国家做了这些事

27条里还有一项：要求政府确保在工作场所为残障者提供平权措施，企业应当提供合理便利。

提供就业辅导员是一种合理便利及平权措施，这不算对残疾人的歧视，而是帮忙弥补了他们在工作上人际交往和其他方面的不足，是实现就业权的方式。

 

公约还要求政府的公共部门必须雇用残疾人，比如在台湾、香港，会在公共部门雇佣残障者，在政府大楼及医院里设置面向心智障碍者就业的超市或甜品店，以及进行在职训练。目前这块我们国家做得还不够完善，但已经在进步。

国家去年出台的十三五残疾人事业小康进程规划，是中残联、中智协等努力了四五年的结果。

另外中残联还出台了新的就业模式：辅助性就业（庇护性就业），希望是到2017年所有市辖区、到2020年所有县（市、旗）应至少建有一所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基本满足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的就业需求。

这些都在表明，我们国家已经意识到心智障碍者的就业是多层次的，并且也在做出相关的努力。

 

家长们

请对未来有信心

反而是，我们在推广支持性就业的过程中，很多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不具备跟普通人竞争的能力，但实际上，我们孩子需要的是找到适合他们的工作或者劳动机会，同时他们有选择去哪里工作的权利，有获得相应职业训练的机会，这是国家需要帮助他们实现就业权的义务，不是家庭义务，这一点是公约强调的。

 

其实现在已经逐渐有了支持性就业的良好经验，国际劳工组织和北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的许家成教授在2013年做过33个支持性就业的个案研究，研究表明在支持性就业服务之后下，在个人、家长和企业三方中，企业的满意度是最高的，因为这些劳动者更遵守规则、注意安全，能够完成劳动流程，也对工作有着较高的忠诚度。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和有信心，未来在国内，支持性就业这条路会铺开来，帮助心智障碍群体走得更好。

戴榕

全国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联会理事长

建立支持性就业体系

其实并不难

在梦工坊的这篇文章里提到“心智障碍孩子是社会的负担”，这个观念是传统意义所说的“医疗模式”——有病医病；而“社会模式”倡导是——心智障碍者是社会的一份子，拥有和普通人一样的与生俱来的权利是普通的存在，没有特别，重点在于我们怎么去建立对他们的社会支持系统。

我儿子张峻绮现在在慧灵的庇护工场里做职业训练，他送快递还处于训练过程，不拿工资。我希望他将来进入社会能够真正就业，得到就业支持系统的帮助，而这种系统的实现，我觉得并不难。

就以张峻绮来说，他现在送货基本上很顺利，交通识路是他的专长，难的地方在于他要打电话跟人沟通，不过目前除了给卢莹送丢的那一次，他没有再丢过一次货物。（点击阅读 戴榕的谱系儿子做了快递员！结果是这样的......）

现在社区代提柜也在兴起，假如将来张峻绮能进入顺丰这样的送货平台，甚至可以略过和人沟通这一点，只要让他练习好送货的流程，我相信未来在就业辅导员的帮助下，做一名职业快递员对他来说一点都不难。

“快递小哥”张峻绮

前不久，中残联就出台了《关于开展支持性就业辅导员培训工作的通知》，也是对这么多年来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融爱融乐、中智协等在北京持续不断推动支持性就业的反馈。

我们一直在向政府推动支持性就业，在给广州市政府部门提交的报告中，有我们针对支持性就业调研报告，结果显示在有了就业辅导员之后，员工和雇主对心智障碍人士就业的接纳度显著提升，而家长的乐观程度更是从30%飙到了53%。

不过要建立这样的体系，政府之间需要协调的部门和工作量其实有很大，前年我们和政府召开的一次关于支持性就业的座谈会，当时我留意了一下，发现在座至少来了8个政府的部门，由此可以看出，建立支持性就业体系需要协调的方面特别多，但一旦这样的系统建立起来，接下来的路就一点都不难了，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

彩蛋｜小米爸登场

（研习佛法20余年，堪比资深佛学博士后）

从佛学上看

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大米在评论梦工坊这件事的时候，带着几分遗憾，从佛学的角度出发，我认为这是一件意义很深远的事。

一个人的生命，不仅仅是一生一世，而是生生世世的反复，即所谓的“轮回”。也许这些心智障碍孩子的这一世是由于前一世各种原因导致的结果，家长、社会也一直在面临着一个困惑：如何让这些孩子走得更好更远？特别是家长，如何让孩子过得更好，完成有意义的一生，是他们一直在追求又似乎无解的命题。

所以我会认为，史慧民这一群家长，耗尽自己的精力与积蓄给孩子创造一个这样的环境，在外人可能可能觉得像破釜沉舟，有点不可思议，而实际上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任何努力的行为，都会对一个人的生生世世产生深远影响，我们不能只关注这些孩子在这一世有人管吃管喝就够了，而是让他们试着去融入社会，在工作的同时也获得了尊严与快乐，甚至开始试着帮助别人，这些快乐的“因”，会带来快来的“果”，即使这一世没有，也会在下一世有结果——这是从孩子的角度去看。

而对于家长来说，如果将带孩子变成为了成就自我，会希望他做到如何如何，会把他和别人做比较，而比较，会产生痛苦，家长如此，孩子也一样。我们教育孩子，是引导他从一个地方走向更好的地方，能做到这一点，就已经达到目的地了。

也许梦工坊的家长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件行为背后的意义，但对于我们学佛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