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襄阳城市屏障——美丽的岘山，山不在高，有汉水则灵 汉晋以来，岘山的地理概念在不断发展。最初，岘山仅只一座山头，望城池，扼驿道，临汉津，当关而立，小而险峻；唐代，“三岘”概念的提出，使岘山一山二名——原名岘山、美名岘首同时称颂，中岘紫盖、上岘万山与之并立；建国以来，襄阳历届政府在恢复岘山文化遗存、开发岘山地理资源中，将襄阳城南、城西南诸多山峰进行整体规划，统称岘山风景区，岘山遂成为群山的总称。 她横亘于襄阳城南，起于城西十里的万山，终于城南二十余里的百丈山，其中峰岭相叠，蜿蜒盘曲。虎头山、望楚山、扁山涌浪若奔，高大巍峨；凤凰山、岘首山临水顾盼，秀逸挺拔，近在咫尺的汉水襟带左右，汉江似练，翠峰如簇，共同构成襄阳“名山、名水、名城”的精致格局。  羊祜研究会专家在堕泪碑前合影
山以人传政因德彰 岘山的文化源流，当发轫于西晋，自羊祜始。羊祜（221－278），字叔子，来自于声名显赫的世家大族泰山羊氏，谥成，封侍中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世称羊叔子、羊钜平（曾封钜平子、侯）、羊成侯、羊公等。以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不论是在襄阳历史上还是中国历史上，羊祜都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他在西晋的由三国乱世而统一的进程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羊祜一生最大的功绩，在于他对西晋平吴的积极而卓有成效的筹划上，他两上平吴疏，晋武帝司马炎在他临终之际派大臣向他询问平吴之策，可以说是西晋大一统事业的坚定倡导者和执行者。羊祜与襄阳、与岘山的的结缘，是在他出镇荆州之时。荆州是平吴的关键之地，他考察晋吴之间的攻守形势，将驻跸之地选在了兵家必争之地的襄阳，与东吴展开了长达六年的对峙。在这期间，羊祜在岘山上留下了这样一段佳话： 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 羊祜处身名士风流的魏晋之间，与当时名士山涛过从甚密，行为虽严格遵守儒家规范，精神却并不为桎梏，以一镇之重却并未舍弃山水之乐。岘山虽小，但地理位置独特，登此可以远眺故楚，纵览汉水，发思古之幽情，兴人事之感怀。从此，人因地名，地以人传，羊祜的名字就与岘山紧密联系在一起。综观中华大地，此类佳话多矣，如严子陵之钓台、谢将军（尚）之牛渚，都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故事让其地为人所知。但是，后二者只是偶然结缘，不似羊祜与岘山关系之深之厚，钓台、牛渚亦不如岘山大名之显之彰。近两千年来，人们往往从羊祜之登岘山窥见他放逸旷达的魅力，但在历史烟尘的背后，襄阳、岘山得益于羊祜的德行修养、个人魅力和不世功勋多矣。 羊祜的私德已经是无可挑剔。他是个孝子，守父母丧逾于常礼；重情守义，岳父夏侯霸出于形势所迫投降了西晋的敌国蜀汉，一时之间人们对夏侯家都唯恐避之而不及，但是羊祜却反其道而行之，比以前更礼数有加；生活简朴，“立身清俭，被服率素，禄俸所资，皆以赡给九族，赏赐军士，家无余财”，他的女婿劝他置办一点田产房屋，也被他拒绝了，甚至连他所使用过的“南城侯”官印，也嘱咐不要随葬。 私德之外，羊祜更令人敬佩的是“公德”——在任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期间表现出的宽仁。他一来到襄阳，就为襄阳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他巧用计策解除了吴国在离襄阳七百里的石城的武装，使襄阳的防御压力大大减轻，于是就让撤下来的兵士垦荒屯田，结果，不但军备由“无百日之粮”一变而为够用十年，也减轻了襄阳及周边地区的农民负担。此外，还兴办学校，襄阳百姓对他的爱戴可想而知。令人惊奇的是，他还赢得了敌国上至将领下至百姓的尊敬。羊祜对吴国虽志在必得，但并不擅攻冒进，反而是与吴人“开布大信”、“增修德信”，大搞和平演变，结果不但敌国军民尊称他为“羊公”，连吴国将领陆抗也与他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 羊祜去世的时候，痛失大将，晋武帝司马炎失声痛哭，由于天气寒冷，眼泪在胡须鬓发上结成了冰凌。更为感人的是襄阳百姓的反应，《晋书·羊祜传》记载：南州（即襄阳）人征市日闻祜丧，莫不号恸，罢市，巷哭者声相接。吴守边将士亦为之泣。襄阳百姓于岘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 堕泪碑立在岘山之巅，羊祜终于没有如他所忧虑的“湮灭无闻”，而与他最喜爱的岘山、与宇宙永垂不朽，历经千年，羊祜、岘山、堕泪碑已经密不可分，成为文学史上一个耳熟能详的文学典故流传在诗歌、文献、史册之中，更作为一个代表着德行、功绩的丰碑矗立在人们心中。诚如美国著名汉学家斯蒂芬·欧文所言：“羊祜的名字已与岘山密不可分,以至岘山本身已成为一座铭刻着羊祜之名的巨大碑石。”民间甚至主动为羊祜行避讳礼仪，“屋室皆以门为称，改户曹为辞曹焉”。 岘山初名当世，便与一个伟大的灵魂相交接，被厚重的儒家思想所濡染，这是文化名山人文厚积的开始，华彩浓重，余响悠悠。岘山何幸！与斯人共不朽。 羊祜之后，来到岘山的名人辈出，名士之放达、佛家之慈悲、道家之空灵、史学之厚重、诗文之秀隽……多种思想的碰撞和堆积，成就了文化岘山的厚重与多彩。  2010年5月为拟岘台寻根的江西抚州客人造访堕泪碑
堕泪一碑九立岘山 岘山中有数量巨大的碑刻，山中的名胜古迹如习家池、羊祜庙、堕泪碑、岘山亭及各寺庙等的建立和修缮均有碑记。据魏平柱先生考证，文献中有记载的有征南将军胡罴碑，征西将军周访碑，靳公遗爱颂碑，独孤册遗爱颂碑，裴观德政碑，韩思复德政碑，徐商德政碑等。这些碑文，都是研究襄阳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许多碑文的作者还是大手笔，如《羊公碑》的碑文就是李兴所撰；《靳公遗爱颂碑》的作者则是张九龄所写；韩思复碑文则为孟浩然、卢撰所作；《刘言史碑记》作者为皮日休。碑文的书写艺术也相当高超，裴观德政碑为当时书法家湛然所书；独孤册遗爱颂碑为萧诚所书；卢撰碑则为史惟则书。南宋曾巩知襄州时曾见丁道护书兴国寺碑，称“其字犹可喜”。丁道护为隋代人，著名大书法家，前提到的《启法兴国寺碑》，传世有剪裱拓本，为传世仅存唯一拓本孤本，已流日本，在书法史上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但所有碑刻中，“堕泪碑”无疑最为著名。 堕泪碑是一座“德政碑”。“德政”，是儒家对官吏为政的核心要求，就是“为政以德”，这样才能“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真正受到百姓的爱戴，就像北斗星被满天星拱卫一样。而如何才算做到了德政呢？用心做事、做官，讲诚信，减少政府开支，爱惜人民，不折腾，就是做到了“德政”；而其结果，就是“近者说（悦），远者来”，治下的百姓，都平安喜乐，而境外的百姓，也“归之如流水”。从羊祜的事迹来看，无疑完美地践行了这一儒家道德规范。所以，在他公元278年卒于京师后，深受其恩泽的襄阳，就为他立了一座德政碑。在羊祜之前，已经有为官员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的做法，如东汉延熹二年（159年）沂州所立的田君碑、东汉中平三年（186年）襄阳宜城所立的秦颉碑等，均早于堕泪碑。但与其他德政碑大多湮灭于时间的长河，堕泪碑历近两千年，却屡废屡立。考诸信史，襄阳历史上所建立的堕泪碑当有八块。 首立的堕泪碑是百姓自发所立，羊祜的继任者，也是他竭力举以自代的大将军杜预所命名。就是《晋书·羊祜传》中所记述的：“襄阳百姓于岘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晋永兴年间(304～306)，大将刘弘出任荆州刺史,刘弘早年曾为羊祜参军，对羊祜久怀钦慕,其莅任荆襄之后,恭谒羊公祠下,并命幕僚李兴重撰了一通羊祜碑记,刻之祠前。此即晋文名篇《晋故使持节侍中太傅钜平成侯羊公碑》，后世屡屡以此文重镌堕泪碑。我们也可以看出，杜预所称的“堕泪碑”，并不是刘弘所立、李兴所撰的石碑，刘氏所立，乃是第二块石碑了。但是，“望其碑者莫不流涕”的现象并没有改变，第二次所立的石碑依旧沿袭了“堕泪碑”的称号，并一直沿用至今。 需要厘正的是，在以后的典籍转抄和转录中，往往记碑文为“李兴初撰”，意为李兴初次撰写碑文，但由于误读和理解歧义，出现了“李与”、“李与初”、“李兴初”撰写碑文的讹误。 被毁弃的堕泪碑很快在梁大同年间得以重建。据《宝刻丛编》辑录《金石录》、《集古后录》的内容记载，这次重立的堕泪碑，时间为梁大同十年（544年），“雍州刺史以故碑阙落命别驾从事史刘伯推模立”。襄阳当时以战乱迁入大量雍州士民，所以乔置雍州。碑高一丈一尺，碑首雕刻大龟，形制高大。碑正面文字则为刘之遴撰，刘灵书写，碑阴仍采用李兴所撰的碑文。这块碑一直到开元年间仍然矗立与岘山，但碑盖却已经失去。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李白过襄阳留诗《襄阳歌》就有“君不见，晋朝羊公一片石，龟头剥落生莓苔”之句。 《舆地碑纪目》又载：“羊公及改堕泪碑。大中九年，李景逊重立，碑在岘山。”李景逊，《唐诗纪事》载：“景遜字后已。贈太尉。憕孫也。大中中進御史大夫。” 宋代景佑（1034－1038）年间，堕泪碑再次重立。《舆地纪胜》载：“燕肃，景佑中知襄州，重镌堕泪碑。”《通志》载：“景佑中晏肃立。”是燕肃还是晏肃？清末著名书法家、金石鉴赏家吴庆焘有如下考证：“燕肃，《宋史》有传，字穆之。本传无知襄州事。然象之宋人必有所本……此作晏者，疑音近而伪。”并将之与前述“李兴”与“李与”的讹误类比。 元代堕泪碑不知毁于何时，或许是出于深刻的民族矛盾，元代在襄阳的文化遗迹几乎荡涤一空。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堕泪碑再一次重立。此碑为吴庆焘在《襄阳四略》中所记录，并称“今之存者则宏（弘）治十四年重立者”，说明，至少在吴庆焘生活的清末民初，堕泪碑依然存留。但令人扼腕的是，时至今日，所有的堕泪古碑均已湮灭无寻。 1983年时襄樊市文物管理处重立新碑一方,碑正中有我市书法家王树人所书“堕泪碑”三个大字。王树人书法脱胎于碑体，古意盎然。此碑的重立，昭示了襄阳人对羊祜的千年追思至今不辍。但比之古碑，此碑直书“堕泪碑”三字，而不以羊祜生平、德政为要，到底拟于不伦，且碑的形制、用工、材料等均过于简陋，难免续貂之嫌。 至此，岘山堕泪碑有明确记载的就有八通之多，这客观上反映了羊祜在历史上的影响。更有意思的是，岘山和堕泪碑的大名还远播海外。  韩国襄阳郡也有一座岘山，韩国人仿制的坠泪碑
岘山美名海外流传 位于朝鲜半岛的韩国江原道现辖一郡名襄阳郡，与中国襄阳同名。据传，这里也有岘山、汉水（南大川）、鹿门（林泉）、习家池等地名。共城名、共山名、共水名，中韩两襄阳间必有其神秘的联系。关于这一点，国内学者杨万娟、叶植先后以《韩国文化与中国楚文化联系蠡探》、《中韩两襄阳同名同俗新解》为题作了详尽地诠释和争鸣。值得注意的是，此地也有岘山，而且在朝鲜三国时代被称为翼岘县（又名伊文县）。《说文解字》云：“翼,翅也。”岘山像张开的鸟翼，护卫着城池。中韩两襄阳的形胜竟是如出一辙，不仅神似，而且形似。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襄阳郡有座岘山公园，让我们襄阳人在这里感到格外亲切的是，园内有始立于元朝至元二十五年与我市襄阳城南岘山上纪念西晋羊祜相同的大字石碑——堕泪碑。后堕泪碑在韩国历史上的意义也有所扩展，在明代，韩国又出现了另一座“堕泪碑”，碑三大字下有“营下水卒为统制使李公舜臣立短碣，名曰堕泪，盖取襄阳人思羊祜而望其碑则泪立堕者也。万历三十一年秋立”字样。很明确地表明了此碑与羊祜的顺承关系。李舜臣，李氏朝鲜时期名将，谥号忠武，死后追封领议政，是朝鲜半岛抗倭民族英雄。1598年，他和中国明朝水师杨绍勋总兵共同指挥联合舰队迎击日本海军。此役以日军失败而告终，但李舜臣遭袭身亡。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其属下在襄阳郡仿襄阳百姓祭祀羊祜例建堕泪碑。堕泪碑在当时的高丽已迁延为遗爱的表现形式，是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子文化现象。 此外，韩国襄阳郡每年6月在襄阳邑内举办岘山文化祭。此节起源于高丽穆宗10年（公元1007年），以现在的襄阳邑城内里为中心，建造扬州城并举办以慰劳护国英灵、祈祷国泰民安和丰收的圣火祭。朝鲜时代在岘山部因为要祈祷岘山这一地名，故在襄阳郡举办。为办好岘山文化节，襄阳郡专门成立岘山文化祭委员会，由岘山文化祭执行委员会和襄阳郡体育会共同承办。据说，目前韩国出版了《岘山文化》，并欲承端午祭例，申报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 与堕泪碑同时兴建并流传后世的纪念性建筑还有岘山（首）亭、羊祜庙等，对羊祜的纪念活动，尤以北宋为盛。庆历七年（1047）,知襄阳州事王洙奏请主持重修羊祜祠,得旨允准,遂兴工重修羊祜庙,洙并题诗志盛,并邀请范仲淹、知河阳事李淑等十数官员名流唱和。范仲淹诗作以“休哉羊叔子，辅晋功勋大”起句，备言羊祜功德，上述诸人之诗均刻于石幢,立于羊祜祠中。至宋熙宁间,襄阳太守史中辉又重修岘山亭，并邀请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为撰《岘山亭记》，记文畅古思今、文采飞扬，与《醉翁亭记》堪称“双璧”。 羊祜的到来，是岘山也是襄阳走进全国视野的开始，作为历代官员之典范，他所留下的不仅是一座堕泪之碑，更是一座人格的丰碑。有鉴于羊祜其人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我们应对堕泪碑、羊祜庙、岘山亭等予以保护和重建，这是岘山胜迹的延续，也是岘山文化的根苗。 老河口：孙金福编辑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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